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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高官叫张岳，生于距离现在500多年前的明朝弘治年间。500年并不遥远，张居正、戚继光、海瑞要是会唱《让我再活500年》，就成同代人了。张岳曾经当过合浦廉州知府。他任廉州知府并不是升官，而是得罪了宰相张璁，被贬到廉州。张璁当时是朝廷重臣，因为站对了队，帮助嘉靖皇帝在“大议案”中斗败了老宰相杨廷和，“圣眷正隆”，深得嘉靖的青睐。张岳得罪张璁是因为多嘴。由于前任正德皇帝没有儿子，嘉靖与正德是同祖父的堂兄弟，当皇帝是“另起一行”，他要将自己亲爹的牌位放入太庙，追认他是“先皇”。张璁提出把皇上他爹这一系所出都列名太庙。
张岳当时是负责祭礼的官员，觉得这样不妥，跑去找“文教部长”（礼部尚书）李时，出了个主意：摆个皇上老爸的牌位就行了，其他人不必都放进去。书上说李时听了这主意“大喜”，他转报告给张璁，张璁却不以为然。但偏偏这一回嘉靖皇帝没听张璁的，而是采纳了张岳的意见。张璁很不爽。他其实也算个能官，毛病是心胸有些狭隘，自己讨皇上欢心，却被张岳乱出主意搅黄了，你小子竟敢比领导高明。他找个理由将张岳逐出了京师。张岳先是到广西当了“教育厅长”的助手（提学佥事），几经转折，到了廉州当“州长”。当时正是合浦珠禁最严苛的时期。之前嘉靖两次下诏合浦珠池采珠，都所得无几，于是降旨封禁珠池，不许作任何珍珠交易。法出如山，但如果一项法令太过苛刻，推行起来就会打折扣。这项苛法使得很多珠民生计没了着落，他们只好冒险到珠池盗采珍珠，这样一来就给了官吏寻租的机会，他们“纵民为盗”，侵吞好珠，廉州当时“无吏不弊”，各种中饱私囊的情形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反正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有些珠民干脆落草为寇，地方治安那是怎一个“乱”字了得。第一招：刀刃朝内。从吏治开刀，严禁官吏到民间索珠。第二招：追珠入库。对珠民私入珠池采得的珍珠一律以官价收购，下不为例，不追究偷采者责任，但对盗珠为业的人严惩不贷。第三招：招盗抚匪。派人广贴招募告示，将这些作奸犯科的人收容起来，发放器械粮食，集中训练后巡边防倭，维护治安。
张岳的公堂屏风挂着两个条幅，一幅是“劝公莫用半点私”，另一幅是“劝公莫用半点术”，以此自警。他还特别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得过问、参与与珍珠有关的任何事情。 但光是禁止并非良治，张岳主张“必先去所以痛民者，而讲求利术以休养之”，一句话，要发展群众利益，为珠民的生计找到根本出路。张岳是个农业专家，清人笔记中有个故事：他后来当了两广总督后回家，还亲自下地犁田。所以一到廉州他就开始走“群众路线”（“下车初，辄求民瘼”），四处访察民情,了解到珠民之所以冒死到珠池盗珠，是因为水利不修，农田长期丢荒，很多人无田可耕。张岳于是“广为陂池，教民稼穑”，修筑堤坝，开挖池塘，教导珠民开荒种地。身藏长技的知府大人还亲自教大家用吊桶汲水和车戽浇田，不少旱地变成了水田，珠民有田可耕，有粮可收，逐渐安居乐业。张岳还在廉州实施轻徭薄赋，规范各种杂役。按照他一向“兴文教，正礼俗”的理念，重点抓“精神文明”建设，任内建了至今尚存遗迹的合浦学宫，还步行到百里外的山口镇中堂村，考察了深入匪穴以身赎母的孝子郑暎的事迹，主持建起了一座孝子祠。
当时越南作为附庸国，很久没有进贡，原因是军阀莫登庸拥兵自重，诛杀黎氏皇帝成立了莫朝。朝廷内一条声要发兵讨伐。张岳身在廉州，心怀天下，先后给总督张经、内阁执政还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毛伯温写信，力陈莫启战端，应以劝抚为主。他亲自出马，前往越南劝说莫登庸入贡请封。莫登庸签下和约后掷笔长叹：“天朝只有一个张廉州不想灭掉我莫族。”张岳在廉州干了三年，离任时夫人抱怨在“珍珠之乡”几年没见过珍珠的样子。张岳这才专门从府库借出珍珠出示后马上交还。廉能生威。正是在张岳的影响下，廉州府一时弊绝风清，既没有人敢偷珠，更没有官吏敢索珠。他调离廉州时，写了一份“述职报告”，称自己在廉州为官三年，没有拿过一颗珠子，仿照先贤倡行耕读为家，问心无愧（“召莅廉三年，不持一珠，仿汉吏教民耕读，庶几无愧。”） 
张岳有句名言：必使吏常劳而民常逸。在他治下，颇有些“官不聊生”的味道。后来任两广总督兼巡抚时，他也给“州县吏”立规：“非召不得至辕门；至，不得手一持入内。”在一些人眼里，张岳实在是一个“憨官”，“情商”欠缺，一喜欢揽事，二不讨好上司，三不吸取教训。他在考上进士刚升职不久，曾因为劝阻武宗南巡，被打了三十板子，并罚在午门外跪晒了五日，差点没“挂”掉。旧时官场有“无根吏”的说法，意思当官要找后台，张岳却从不去讨好上司，平定大藤峡民乱，立了大功，宰相张璁说“张净峰在广，不能一根香予我”，本来应该升职，却只给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还得罪过另外两个宰相夏言、严蒿，是名副其实的“不识'相’”。他任江西巡抚时，宰相夏言要修自己的生塚（“活人墓”），有人提出每县送1000两银子。严蒿要在老家修一座对皇帝感恩戴德的“延恩阁”，嘉靖皇帝已经批了，要江西各府出一万两银子，张岳只同意拨付1000两。后来追加500两，张岳给了钱，却不识时务写了一封信“提醒”严蒿，灾荒当头，不要大兴土木加重乡民负担。对方假惺惺把500两银子退还，张岳照单收下不误。手下被张岳的“不开窍”吓坏了，他却表示无所谓，声称“严蒿要为这个搞死我，不过一张马皮裹尸罢了。”明代严蒿父子炙手可热，史书记载“是时货赂公行，相门如市，岳独空书以往”，终生毛都没送一根（“不与一缕”）。时人评价，严氏擅政二十年，作为督抚，只有张岳一个人没送过钱，守住了清名令誉。张岳61岁在沅州知府的任上去世，“在沅五年，从不取沅人一物”。死时州官来办理后事，看到他的衣服、床和席子都是破的，非常惊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公简俭一至此耶！”）明代是著名的“低薪制”，官员薪水很少，真的只是一个“饭碗”。那时有“避籍”制度，都是异地做官，因此流传下来“千里做官为吃穿”的俗谚，多数的官员收入靠“旁门左道”，尽管自朱元璋起严厉肃贪，每个县衙门内都立有用稻草塞进贪官人皮做的“人偶”。在这种情形下，当清官真的要靠信念，像海瑞死了之后，身上只有十两白银。张岳是个大官，除了知府，还当过两广总督、湖广川贵总督、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是足赤纯金的“高级领导干部”，一点“体己”的想法都没有，更加不易。
这种信念从哪里来？一是家教。张岳是“官四代”，他的曾祖父当过“副县长”（县丞），祖父和父亲当过“县长”（知县），母亲虽然不识字，去世时却留下“必读书，守礼法，为善人”的遗嘱。第二应该就是读书。《明史》说张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他甚至不把当时的心学泰斗王阳明放在眼里，专程跑到浙江王的住处“踢馆”，两人激辩了三天，谁也没把对方说服。王阳明称赞张岳：“子亦一时豪杰，可畏也！”恐怕也只有这种“傻劲”，才会成为这种青史留名的“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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