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

一起为历史正名

文/郑敬东

耿耀东退休时是821厂副总工程师。

他写了30万字的回忆录。

其中一段文字记载了七八十年代在821的生活。

作为厂庆40周年征文，这篇文章很好；厂史是由职工个人历史细节构成的，实在，不空洞。

我转录在这里，让大家看看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很感人的！       

             我的家事

       ——耿耀东回忆录片段

1969年毛主席发出了抢建“大三线”的号召，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三线”参加建设。

听说参加三线建设者可以解决“双调”问题，于是我们那批“王老五”很快都报了名。

1971年3月，我们分批来到四川北部山区参加抢建工作。飞凤山下，白龙江畔，已经拥进了好几万人。

1974年4月，在821厂大量进人的情况下，我终于将家接来了四川，从此结束了18年的牛郎织女生活。

当时我父亲已经过世，母亲随我们一同迁来。遗憾的是我的小女儿当时实在无法随我们来川，因为当时她还不满两周岁，这里又是新建单位，条件非常艰苦，商量来商量去只好忍痛“割爱”，将她留在老家，送给妻子的哥嫂抚养，为此我们都暗暗掉下了眼泪，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只能如此。

由于生活区的正式房子还很少，好多职工和家属都住在当地老乡家里，有不少家属就住在工棚里。

到我们来的时候，老乡的空房子和职工自己搭建的木板房已被先来的家眷住满，我们只好暂住在16公里外的宝轮镇的宝轮旅馆。

因为我要上班，平时都住在工地，星期天如果休息就回到宝轮旅馆看看他们（当时很少休礼拜），就这样一住就是三个多月，到八月份才搬进沟里生活区，住在专为职工医院新建的家属楼上（报到时妻子被分配到821厂职工医院）。

全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条件虽然艰苦点，但心情是愉快的，结婚快20年了才第一次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妻子在821厂职工医院上班，三个孩子分别进了821厂职工子弟中学和子弟小学，生活总算安顿就绪，各自又开始忙碌自己的事。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人生地不熟，因为我们住在三楼，下楼又不方便，只好坐在窗前向外观望，一分一秒地盼着大家放学和下班。

就在这时，一件麻烦的事情又发生了。

大女儿到学校报到不久，便腿疼得不能走路，甚至连楼梯都下不来。

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风湿性关节炎，幸好还没有侵犯到心脏，医生说得赶快住院治疗，因为孩子还小，如果侵犯到心脏就更麻烦了，并说这种病治疗时间较长，要有思想准备。

后来妻子回忆说，其实孩子在老家要调来时就叫喊腿疼，大人们没有在意，以为是孩子玩得太多了，到了四川由于气候潮湿，更加重了病情，而且当时住在宝轮旅馆，进沟看病很不方便，有时随便给开点止痛药，因此也耽误了病情。

我们根据医生的意见，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住院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激素类药物，于是孩子开始发胖，个头也停止了生长，在此之前孩子的身高在同龄同学中属于偏高，但由于疾病和药物的作用，后来生长就非常缓慢，最终只长到现在这么高。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和调养，孩子的病终于彻底痊愈了，尽管有点美中不足，但全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二年女儿又重新回到学校，降到下一年级。在家休息的几个月里，也帮助妻子做了不少家务。

虽然全家人生活在一起了，但经济上仍然很拮据。

说实在的，那几年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123.5元，人均不到20元，是821厂贫困阶层的一员。

每月除购买粮、油、肉等供应品外所剩无几，蔬菜只敢吃便宜一点的大路菜。

况且当时我出差多，出差时尽管很节俭，但总比在家要多花一点钱，这样一来，每到月底都在等着月初发工资。

大人们倒无所谓，反正都是从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过来的，但孩子们可没有那段经历，见到别人家的孩子经常吃水果和零食，总是看得眼馋。

那时厂里经常从外地拉一些瓜果回来卖给职工，每到此时，我们咬牙也要给孩子们买一点，因为东西买的少，回来只好分得吃。

由于经济紧张，我们好几年都不敢添置衣服，只有每年过年时给孩子们每人做一件新衣裳，平时只有缝缝补补凑合着穿。

结婚后妻子学会了用缝纫机做活，而且心灵手巧，什么活都难不倒她，十多年来孩子们的衣服全都由她缝制。

记得我的一条军绿色的卡裤子穿短了，妻子改了一下给二女儿穿，女儿穿小了又改了一下再给儿子穿，直到再不能穿。

最发愁的是每个学期学校开学，那时的学费虽然不多，但由于上学的人多，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在开学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筹措，一元、两元、一毛、两毛的积攒，攒够了就放在那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动。

为了度日，我们托人将母亲留下的以及妻子结婚时娘家陪送的一些银制首饰变卖成现钱，虽然也没有卖到几个钱，但总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大家生活得都很快乐，从来不和别人攀比，全家人都感到满足和幸福。

妻子在厂职工医院中药房上班，离住地较近，每天下班她是第一个到家，一进门便开始做饭。

紧接着学校放学，孩子们陆续回来，大女儿帮忙做饭，二女儿去买菜。

当时厂里自办一个菜店，从外地拉菜回来，由于菜比较紧张，只在下班后才开始卖，所以二女儿放学后先去排队买菜，买上菜再回家，有时排了好长时间，结果还买不上。

儿子回来就赶快去茶炉房打开水，因为用开水做饭快一点。

只有我下班晚，回来就吃饭，那时的饭菜也非常简单，大多时间都是素菜一个，因为一个月每人只供应半斤肉、半斤油。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大家都很忙碌，也很满足，顾不上想别的。

1978年长过一次工资，我长了7元，妻子长了5元，尽管长的很少，我们也很满意，因为有的人还没有长上。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的几个孩子因为是吃大锅饭长大的，长辈对他（她）们的教育不分彼此。

所以既阳光、又懂事，既听活、又勤快，学习很刻苦，见人有礼貌，经常能听到同事和邻里们的赞扬，当然这也是我们的骄傲和满足。

1977年寒假，我们安排二女儿回老家将我们的小女儿接来四川小住，告诉她回来时打个电报，我们到广元车站去接。

不久，我们收到了她的电报并按时赶到广元火车站，下车的人都走完了，就是没有接到她们。

当时没有电话，无法联系，我们心急如火，无奈只好回到家，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放心，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因为当年二女儿才13岁，小女儿还不满5岁。

第二天一大早，广元车站给821厂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那时住宅区无电话），通知我们到广元车站接孩子，我们赶快搭便车到广元，谢过广元车站有关人员之后，将姐妹俩接回家。

回来一问才知道，一路上姐妹俩小心谨慎，在车上原本不敢睡觉怕坐过了站，但是，火车过了凤州站，小女儿在凳子上睡着了，二女儿也实在困了，她告诉了一下列车员，说她们在广元站下车，到站时喊一声，于是也靠在另外一个坐椅上也睡着了。

车到观音庙站，小女儿醒来，没有看到姐姐，而且当时有人下车，她便稀里糊涂地跟随别人下了车。

火车开走了，她就沿着火车开来的方向往回走，被一个巡道工发现后领到车站值班室。

由于听不懂话，问她什么也不讲，只说是找不到姐姐，她要回家。

此时在车上的姐姐也醒了，一看不见了小妹，顿时傻了眼，于是在车上从头到尾到处找也找不到，最后只好找列车员帮忙。

列车长赶快给上一停车站打电话联系，证实确有一个小女孩在该站下了车，现在仍在观音庙车站值班室。

于是车长决定让二女儿在下一站（大滩车站）下车，由铁路想办法将小女儿送过来。

二女儿下车后，等了一个多小时，铁路上终于委托一名货车司机将小女儿从观音庙车站带来，最后由铁路方面安排，让姐妹俩坐在货车的机车里将她们带到广元。

到广元时已是深夜，司机又将她俩安排在广元铁路公寓内休息。

第二天，站方才给我厂打了电话。

看来也算是一个离奇的历险故事，幸亏当时社会秩序还好，而且又遇上了好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过后同志们都说，你们怎能放心让一个孩子从千里之外带一个孩子来，而且中途还要转车？

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是有点大意，庆幸没有发生意外，否则后悔莫及。

1979年我们和妻子的哥嫂商量，为了孩子的前途将小女儿从老家接来，安排在821厂第二子弟小学上学，总算了却了我们几年来的一庄心愿。

1980年大女儿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看到家庭如此困难，她主动放弃了复读，当年便参加了工作，工资虽然不多，但也初步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1983年二女儿技校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

1985年，儿子从821厂技校毕业，正好赶上秦山核电厂来调人，来人是我原单位的同事，经推荐儿子去了秦山核电厂工作。

我们的工资也经过几次调整，家庭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举世悼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