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中的大串联实录 县档案馆在征集老照片时，文革中结伴串联的老陈同学和我提供了几张大串联的照片。竺科长建议我以这几张照片为引线，写一篇大串联的回忆文章。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尘封多年的记忆就此缓缓打开。文革中的大串联发生在1966年，那时我才17岁，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可往事如潮，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四  从 上 海 到 西 安 坐在回家的列车上，我们都不是滋味。张良圭局长对我们说，我们安全地带你们见到了毛主席，还要安全地带你们回家。可那些自行来京的非北京代表的同学，毛主席检阅后却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去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几个同学怀着不平衡的心理，悄悄地商量，要下车到其他地方去串联，可一时下不了决心。眼看火车过了济南、南京，直达上海了。再不下就到了老家浙江了。这时，我们初三（4）班的4位北京代表、教师代表、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王xx，以及初三（1）班的老陈xx、范xx、初三（2）班的陈xx、初二（2）班钱xx、初一（1）华xx等十多人，毅然决然地在上海车站下了火车。张良圭局长发现后前来劝阻，我们根本不听，带着行李扬长而去。 大家商定，继续北上，到文化大革命“比较激烈”的地方如南京、西安、重庆等地去“取经”，并到延安等“革命圣地”去汲取力量。那时，各地都设置了“革命师生接待站”，凭能证明学生身份的如学生证甚至校徽就可以借钱、借粮票、安排住宿、领“乘车证”等。我们在南京被接待站安排在“华东水利学院”（现改名为“河海大学”）住宿。安顿好后，我们每天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大学观看、抄写大字报。在南京呆了约4天后，我们继续北上,之后沿陇海线西进。 那时，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深入人心，我们决定顺道到位于陇海线上的河南兰考。实地到焦裕禄为之付出生命的地方学习、参观，聆听他生前艰苦奋斗的故事、观看他简陋的工作生活设施、体验他一心为民的无私精神，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震撼和洗涤。当时人民日报的著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说：“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所以，我特别仔细的观看了他坐过的那把带窟窿的旧藤椅，印象深刻。我们在焦裕禄的墓地前摄了一张难得的集体照，记录了这一难忘的旅程。  焦裕禄墓前留影 前排左起：华xx（初一1） 钱xx（初二2）严xx（初三4） 中排：范xx（初三1） 陈xx（初三2） 老陈xx（初三1） 后排：汤xx、作者（初三4） 王老师、周xx（初三4） 入夜，大雪纷飞。我们在火车站看到大批当地农民在候车，我问一位老伯去哪里？他告诉我，他们是去“逃荒”的。当时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焦裕禄的事业还要靠后人继续努力啊！ 离开兰考后，我们朝既定目的地西安和延安进发。大家乘上了西进的列车，黄昏时分抵达了陇海线和京广线的枢纽——郑州站。这时，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一些只穿了秋装的同学，在气温骤降的北方，瑟瑟发抖。有人于是提议，沿京广线南下，到温暖的南方如长沙、广州、韶山去。我、老陈、小陈等六人不同意改道，我们豪迈地表示，我们要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克服困难，永往直前。这样，我们分道扬镳了，王老师带着我们班的三位同学南下，而我们六人半夜里跳上一列火车继续往西。第二天上午，列车在一个小站慢慢地停下，再也不走了。我们下车一看，站上写着“三门峡西”四个大字。 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天有好几次去西安的火车，但由于西安当时是文革激烈进行的“热门城市”，车里人满为患，好几列火车停下了，根本没人下车，车门都打不开。我们只好在站台上将就吃中饭。一些同学在徐州附近的符离集买了特产——3元一只的烧鸡，原本准备在路上一点一点地吃到西安的，这时只得“忍痛”全部割爱。有农民在站台卖柿子，我花了5分钱买了一大堆，肚子吃了象个滚瓜。等到傍晚，终于有一列火车停下了，下来3位旅客，最后下来的是一位女列车员。我们立即一拥而上，但上了3个人，其他人根本挤不上，这位女列车员一边大叫“大家往里挤一挤”，一边在后面使劲推我们，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全部挤上了车，但列车员上不来，车门也关不上，她拉着门边的把手，悬吊在车门外！列车启动了，缓缓离开车站，逐渐加速。这时列车员凄厉的女高音盖过了隆隆的车声，从我们的脑后响起：“大家赶紧往里挤一挤，隧道马上到了，危险啊！”她可是为了我们上车，陷自己于危险之中啊！我们六人于是齐心协力，一起用劲，挤啊挤，挤啊挤，足足挤了约15分钟，列车员才上了车、关好门。半夜时分，我们终于到了西安，被接待站安排到西安第四小学就宿。 五 从 西 安 走 到 延 安 我们来到西安后，每天去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子工程学院等大专院校抄写大字报，还观看了一次“火烧”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大会。同时，我们等待去延安的车票。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师生涌向那里，可以想见，交通十分紧张。不久，中央发出了停止乘车串联、倡导“步行串连”的通知。我们到延安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于是立即着手做“步行串联”的各种准备。这时天气已进入寒冬，只有我带了棉衣，我们去接待站借棉衣，排了一天一夜队，解决了四位同学的困难，还差一件，老陈同学马上写信让家里寄来。我们又向接待站申领了步行串联的费用，每天5角，算7天，每人共领得3.5元。西安至延安的必经之路铜川有火车相通，而步行到那里需要两日。我们拿着回杭州的火车乘车证想和回铜川的学生换，可他们说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回家闹革命。无奈还是从头自西安出发。等到老陈同学拿到从家里寄来的棉衣，我们在西安已呆了半个月了。 西安至延安370公里，我们计划7天完成，一天就得走50多公里。以下是西安-延安的路线图。  我们头戴单军帽、腰挎黄布包、肩背被子，象一位位没有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上。我们并不寂寞，路上满是向延安进发的学生，有的从南方两广、有的经“蜀道”云贵川而来，有的脚走肿了、受伤了，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慢慢挪步；有的还打着“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意气风发地一路高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在半路上还遇到了高二的林xx同学，他从宁海出发，一路串联。由于他没带棉被，“轻装”前进，超越我们而去。 第一天紧赶慢走走了50公里，我们好几个人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到了接待站得把泡挑破，让其自愈，否则第二天就很难走了。这时天气已进入隆冬，气温已降至零下10几度，天寒地冻，清晨赶路，单军帽遮不住耳朵，在寒风呼啸中，两耳就像要被刮掉般地疼。我们早上只好不洗脸，把干毛巾捂住两耳御寒。 第二天傍晚我们赶到了离西安100公里开外的铜川市。这时我们听说延安比这里更冷，有许多学生冻伤了。我们有几个同学虽然穿了棉衣，但下身只是单裤，于是决定到接待站借棉裤。由于大批南方学生要去延安，借者众多，“僧多粥少”，接待站新做的棉裤早已告罄，我们借到的是当地农民“慷慨解下”自己穿的棉裤，棉裤的厚度用“砖头般厚”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只能是两人借一条。在文革中，常形容“阶级敌人相互勾结”为“同穿一条裤子”，我们这里可是现实版的“同穿一条裤子”了。 黄陵县离西安200多公里，是去延安的必经之地。在铜川因借棉衣耽搁了一天，第五天傍晚我们到了该县的县城。接待站把我和一位同学安排在黄陵县县委书记住的窑洞里过夜。可能是学生来得太多，县里的领导把自己的“住房”也让出来接待我们。县委书记的窑洞非常俭朴，与普通老百姓住的窑洞毫无二致，但室内收拾得十分整洁。吃过晚饭，县委书记亲自登门问寒嘘暖。还告诉我们，黄帝陵就在该县，让我们抽空去看看。我们惦记着赶快到延安，第二天一早就赶路去了。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我们在地理课中学到过“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又称“乌金高原”。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面积约62万平方公里。位于中国中部偏北，在山西、陕西北部、甘肃、青海、宁夏及河南等省区。高原上覆盖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米之间 [3]。现在，我们登上了这一高原，“眼见为实”了：山是黄的、路是黄的、土地是黄的、房子是黄的，一言蔽之：满目皆黄。看到这奇特的自然现象，我们决定“考察”一下民情，了解这里的老百姓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是如何生活的。这天，我们下午约4点就不走了，在山上一个小山村里歇下了。好客的接待姑娘端来了一个约30公分直径的小盆子，里面盛了些水。我们在山下就听说这里的取水十分困难，需到一二里开外的山下人扛肩挑地运上来。所以我们在山下喝足了水，大家约定在山上尽量不要喝水。这位姑娘却比划着让我们洗脸，原来这一小盆水不是喝的，而是洗刷的。这可能是这里对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了，我们赶紧道谢并婉言谢绝。 傍晚，我们被一个个分到农民家吃“派饭”，主食是“黑馍”。馍即是“馒头”、“麦糕”。白馍是用麦粉做的，黑馍则是用红薯片子面做成的，又黑又粘牙[4]。就着黑馍的菜是腌菜，那腌菜腌得十分到位，主人刚拿出，一股清香味扑面而来，进嘴一嚼，清脆爽口，咸淡适宜。和着它我一口气吃了五片黑馍。这家农民有四个孩子，我们作为客人安排在一间房，主人和孩子们则都在隔壁吃饭。我们好奇地走到那里，看到了令我们动容的一幕。他们就馍的菜不是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腌菜，而只是像小石子大小的“岩盐”。腌菜是招待客人的，不是他们能“享用”的。那一顿饭我们给了双倍的饭钱：5角。  第二天一早，和我们同住一个村庄的本地学生都不吃早饭纷纷赶路。我们的父母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怎能走长路呢？我们计划8点出发，7点左右我们即到了派饭的另一家农户。这家农户的大嫂一直念叨着：早点做饭，好让你们赶路。可就是不见她下锅。9点半左右，上山打柴的男主人回来了，她才开始煎玉米饼。我们焦急万分，囫囵吞枣地吃完饭，时针已经指向了10点钟。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一天只吃中饭和晚饭两顿，早饭是不吃的。 第七天，我们到了甘泉县，离延安不到50公里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说，到了甘泉就是延安的地界了。到了延安，就是到了“小米加步枪”赶走日本鬼子、打败的革命中心了。这小米到底是什么滋味，可得尝尝啊。于是我们要接待站煮小米饭给我们吃。接待员说，你们吃不惯的，还是吃白馍的好。还说，之前也有南方的学生要求，结果一口也吃不下。我们非要他们煮不可，并且“上纲上线”，如不煮就是对我们“革命要求”的漠视。接待员拗不过我们，只好另煮小米饭。煮好后我们一人一碗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可是，正如接待员说的，我们一口也咽不下。这是因为，这小米饭里，只有一半是米，另一半是粗糙无比的糠。为了节约粮食，这里的人们吃的小米不是纯粹的小米，而是和着糠的米！  作者在宝塔山下 冰封的延河畔，头戴军帽、身穿“砖头”棉裤留影 第八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日思夜盼的宝塔山下——延安城，实现了我们7天走到延安的计划（在铜川借棉裤耽搁了一天）。那时每天晚上我都不顾疲劳，坚持写“长征日记”，把一路上所见所闻所思记载下来，可惜这本宝贵的日记已经丢失了。延安的接待人员说我们的运气好，尽管这里的气温已在零下15度，这些天却是延安冬天最暖的时候，也没有下雨，一路顺畅。 我们被安排在延安地区供销社住宿，在一间屋内，有一排可供我们六个人睡的土炕，炕上铺着芦席。炕内有烟道，烟道通到旁边的一个煤炕里，煤在煤炕里烧红了，烟和热气通到睡炕里加热。第一次烧煤取暖没经验，烧得过旺，把芦席烤得发烫，眼看就要烧焦，却不知道如何把煤炕熄火，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的时候，还是年龄最小的初二2班的钱xx有办法，结果火是浇灭了，但散发出来的“阿摩尼亚”气体充塞在房内，臭极了，臭极了...... 到了延安我们才知道，这里不管城里乡下，都是一日两餐。我们在那里吃饭，顿顿都是一个半斤重的玉米饼，外加一小碗数得清菜叶的汤。到延安的师生是如此之多，本地的蔬菜早已耗尽，需要到陕南等地大量地调运。我们习惯了一日三餐，就和接待人员“辨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两顿吃不饱啊，革命的本钱垮了怎么革命？结果，晚饭后容许我们再带一个玉米饼回去作早餐，但菜汤却绝不容许再盛一碗。  1966. 12延安枣园留影 前排左起：陈xx（初三2 ） 老陈xx（初三1）、范xx（初三1） 后排：作者（初三4） 华xx（初一1）、钱xx（初二2） 在延安的两天里，我们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实地了解了毛主席、共产党在延安的艰苦岁月，深切地体会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在枣园我们摄了一张集体照。 六 顺 利 归 来 由于中央号召回家“闹革命”，我们决定不再串联，踏上了归程。离开延安的那一天，清晨六点钟，天仍是一片漆黑，我们乘上了开往铜川的大卡车。因为同车的女学生怕晕车，卡车只好不盖篷布，呼呼的寒风肆虐在我们的周边，卡车在弯弯曲曲的黄土高原的公路上疾驰，这时又刮起一阵阵刺骨的阴风，更加冷上加冷。大家蜷缩成一团，相互鼓励、打气。经过整整7个小时的颠簸，下午3时许终于到达铜川站，乘上了到西安的火车。 在西安我们仍住在西安第四小学，作回家的准备。接待站发旅途补贴给我们，到杭州为3天行程，一天5角钱，共１元5角，外加一个12两重的当地“土产”大饼。离开西安后，我们几经转车，有一次还乘了铺着稻草的 “棚车”，终于在一天早晨到达了杭州。下车后，我买了两副大饼油条，美美地品尝这久违的“奢侈品”，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这么长时间离家外出，总要带点礼物回家吧。我把西安发的大饼省下来，辗转带回家，想让家人尝尝。可惜带到宁海时，它已硬如石块，用刀都劈不开。我还带回了几颗陕西特产红枣和大核桃。并从衬衣口袋里拿出5元钱，交还给父母，“完璧归赵”。父母、邻居都说我变黑了，但更结实了。 大串联是我人生中在特殊年代里的一段特殊经历，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却使我们更早地接触了实际，接触了生活，接触了社会，经了“风雨”，见了“世面”，锻炼了体力和智力。大串联也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真实的国情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现象，特别使我们深受感染的是,当时贫穷中的北方人们坚强面对艰苦生活，毫无怨言，积极奋进的精神面貌。此外，经历了大串联，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和相互帮助、相互激励的团队精神。所有这些对我们日后的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参考和引用词条、文章： [3] 百度：百科名片：黄土高原 [4] 老家的馍，刘庆邦，人民网-人民日报，2014年01月11日09:48 上 期 回 顾 作者简介： 原无锡市政协委员， 原无锡轻工业学院(江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制糖教研室主任。 国家六五攻关项目'甘蔗糖厂渗出技术’的主要研究者， 2007年获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图文：糖人 编辑：浩海紫烟 审核：文化宁海工作室 留住记忆 这世界变化快，上天入地，没有什么不可能，过去曾遥不可及的地方，一日即可到达。但再快也回不到那些车、马、邮件都慢的旧时光。让我们一起留住记忆里的那些美好时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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