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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李定林 到延安去 ·邓叔明· 今年六月，我县县委文艺采风办公室来信，要我把“到延安去”这一段生活经历写一稿件，当时我因伤病复发住在医院，不能动笔。后来出了医院，采风办公室又几次来信，一定要我执笔。由于工作很忙，更主要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一直拖到现在。盛情难却，大有不写不行之势。好吧，我就写一点“到延安去”的生活片段，趁我们伟大祖国十周年的大好机会，谨向我县的党和人民作一简单禀报，并希望读者多多指教。 “九一八”事变以后，红军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后方。我们决心要到陕北苏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去，以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与学习，准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937年春，正值西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因而逼着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停止内战。我们利用了国内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这种局势，曾与丁伯夫(即邓叔明)在二月间举行了第一次北上。当时由于主观条件准备不够，加上国民党军队的隔离与阻碍，达到陕南沔县后就不能继续前进，不得已返回古蔺。一九三八年春，我与丁伯夫、熊正阳、熊少阳、李宗齐等八人，又第二次北上。这一次，由于吸取了上次的经验，准备较为充分，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理想，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诚然，我们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确曾遇到相当的困难，也曾在困难环境中进行过复杂的斗争。 母亲的心 一九三七年春，我们第一次北上未成，被迫返回古蔺，在县立第五小学任教。粉笔生涯整整一年。在此期间，又与丁伯夫等经常计议；如何吸取上次经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障碍，一定要实现“到延安去”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到斗争的最前线去”的美好愿望。 我们的心事，我五十多岁的老母亲是熟知的。她固然是不太愿意自己的独生子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远离家乡，但她平时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我们的北上行动又是竭力支持的。当我每次对她提起“到延安去”的时候，她总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用坚毅而明朗的话语告诫我“去吧，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可是要好好准备，不要象上次走到半路回来，以免人家笑话。”她盼望着我们成功，希望着我们在中途不发生任何事故。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从丁伯夫那里匆匆地走回家来。屋内没有点灯，母亲、妻子素萍和四岁多的孩子克勤，围在火炉旁边，熊熊的炉火映红了他们的面颊。我进屋坐下，孩子亲热地扑到我的怀里，素萍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放在桌边。 “爸爸，你到什么地方去来？”孩子问，“你给我买东西回来没有？” “我到你伯伯那里去来，”我说，“夜深了，街上人家都关门了，我没有给你买回东西。”他虽然有些谅解，但还是不大高兴的样子。 我回过头来，母亲很关切的朝着我：“快喝杯热茶吧，今晚你到你哥哥那里去，怎么现在才回来？夜深了早些回来。” “好”我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这个月二十一号就动身到延安去，你同意吗？”我很爽快的告诉她。 母亲若有所思的沉默了一会儿，看看素萍，又看看我：“论说，我是不很愿意你们远离家乡的，不过，你们是青年人，你们有远大的志向，我不能阻档你，也不应该阻挡你。我同意你们去。可是，路程几千里，真叫人放不下心。” “妈，我们是干革命去，”我说，“这是一条正道，你是早知道的。在革命队伍里，同志们亲如手足，会互相帮助、相互照顾的。我虽然年青，但我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做人。请你和素萍尽管放心。” “你说这个，我倒是放心。”母亲凝视着炉火，目不转睛，把手里端着的茶水送到口边喝了一点又说，“不过，素萍快生孩子了，只有十来天的功夫就坐月子，这怎么好！”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妈”，素萍忙接过来，“让他去吧，生孩子有什么关系”。素萍知道我们到延安去的行动是早已考虑成熟，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于是她屈指一算：“今天十八，明天十九，……到二十一日只有两三天时间，你们怎么走的这样急？你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今晚上你就把身上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一洗。” “不，你身子不方便，不用你洗了，等我自己来吧！请你们给我准备几个钱就行了。” 母亲忙问：“要多少钱？这里到延安究竟有多少里？在路上要走多少天？” “这里到延安三千多里，至少得准备四十块钱。”我说。 “当下没有钱，等后天赶场，擢点粮食，再不够的话，向你田爷借一点，等小春下来还他。”母亲有些为难的样子，她划算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紧，你放心吧，我同素萍给你准备好，到时候，准误不了你们的事”。 孩子克勤不懂得我们在说些什么。两只小眼睛直打转，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他祖母，一会儿又看看他妈妈。 夜静更深，我躺在床上番来复去，久久不能入睡。月光已经移射到我的床边，母亲和素萍还在房外的过道里给我洗衣服，鸡叫头遍了，他们还未去安睡。 在熊家湾集合 二月二十一日早饭后，我们从龙山镇家中启程。昨晚下了一点小雨，刚刚湿润了土地；今日晴空万里，大地显得格外清新。我们敞开衣襟，挺起胸膛，呼吸着新鲜空气；迈开矫健的步伐，向乐用方向前进。 走了十多里，到了扎山坝山顶；回首遥望故乡，一阵阵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俯思以往，不禁流下两滴辛酸泪水；展望将来，却迸发出一股杀敌勇气。 在路上虽然走的不慢，可是步行六十里到熊家湾已经是旁晚时分。正阳、少阳在门前小路旁边松树下等候我们。他们家中老老少少都以迎接亲人和即将送别亲人的心情，忙着准备这样准备那样的东西来款待我们。我们吃过丰美的晚餐，吃过香椽和橘子，就在他家花园里石凳子上坐下来商量我们的具体行动和计划。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你们考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正阳首先告诉我们，并把衣襟整理一下，暗示我们包袱和草鞋都准备妥当了。但随即他们又机警地提出：“上次你们的北上行动，在中途被阻止，这次应该先考虑好在中途怎样应付军警的盘查？” “我们正为此事担心，”少阳接着说，“我们等着你们来了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眼光扫了一下伯夫、我和家齐。 “是呀！”伯夫露出笑容，“现在就要同你们商量，看我们这样做行不行？”他这一笑，使人感到已经有了点什么办法似的。 家齐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折着的纸，摊开来一看，是古蔺县教育局的“护照”，上面写着：“兹有XXX，XXX等由古蔺赴成都考学，希沿途关卡验证放行。”家齐告诉大家：“这是我在不久以前，到古蔺托人设法搞来的玩意儿，当我在教育局填这张空白护照时，就考虑到我们人多，但不敢把名字全都填上，否则会引起当局的怀疑，说不定还会出点乱子。”他环视了一下花园的周围，接着说“由于我警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只填了我和XXX的名字，而且把名字按宋体写的小小的，准备回来和你们商量之后，再把你们的名字一一填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他很从容但又有些得意的样子。 大家把护照空白处端详了好一阵子，有的说：“行。”有的说：“恐怕不行。”家齐的意见是：“在我和XXX的名字两边各增加两个名字，一共六人；这样填起来，字迹很匀称。如果把八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字显得太挤了，恐怕露出破绽。”他一气说定了，大家都在认真的加以考虑。 最后不知是谁说的：“张XX和XXX两人年轻，在路上不致引人注意，不写他两人的名字也可以，有人问就说他们是跟着大家去读书的。”大家一直赞同这样做，同时也估计了一下——从古蔺到成都这一段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这时，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一些笑容，精神上也轻松了一些。 可是，家齐一本正经的说“下一步成都往前去，又怎么办？”大伙儿一愕，敛起了笑容，都为下一着棋担心起来了。 “到成都另想办法。”伯夫告诉大家，并回头过来朝着我低声说，“到了那里，找车耀先同志想办法。车耀先是我党在成都的负责人之一。去年我们从陕南沔县回成都时，曾会见过。他是会帮助我们的。”大家一听，顿时增加了信心，都把希望寄托在车耀先同志的身上。 扩大了队伍，取得了“到战地服务去”的合法名义 我们从熊家湾起身，十多天的行程，经过赤水、泸州、内江和资中，于三月五日到达成都。 成都地势极为平坦，市容较为整洁。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街上洋车特别多。洋车本来是洋人发明的，西方国家没有采用，而日本也早已不用它了，只有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城市，尤其是地势平坦的成都，洋车还特别多。无怪乎有人说：“成都洋车之多，世界第一”，这是毫不夸张的。 拉洋车、抬轿子的苦力工人，多半是打赤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坐洋车乘轿子的人，其中不少是小妹太太，她们的衣着相当华贵。成都由于丝织很多，故有“锦城”之称。这对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倒是乐意称道的；但对贫穷的人民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我们住在顺城街XX旅馆。这是一个花钱少饭食还不坏的小旅店。店家认识我们，因为去年我们从陕南沔县返回时就住过这里。 劳顿了十多天，身上觉得疲乏的很。吃过晚饭，大家都不想出去游玩，只在门口买了一份“大声周刊”（车耀先的名义发行的）和一份“新新新闻”走回房间里，躺在藤椅上，一边阅读一边休息。 第二天吃罢早饭，店家见到我们要出门，忙上前招呼：“先生成都你们都熟悉吗？要出去玩的话，华西坝、望江楼都不错，少城公园也可以，要不就到青羊宫去看花会。”他那里知道我们的心事，我们那里有闲情逸趣来游山玩水呵！伯夫和我随便同他招呼一下，就出门上街去了。 上午十点钟的光景，伯夫约着我和少阳走到XX街，街左侧挂着有一块“努力餐”（餐馆名）的牌子，伯夫小心告诉了我说：“这就是成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一个活动场所。”走进“努力餐”的大门，向房主一打听，车耀先同志不在。伯夫马上给打个电话，打通了，相约晚间在XX处会见。我们都为这个事情的顺利而高兴。 夜间，伯夫和少阳按电话上约定的地点去会车耀先，我和其他人在旅馆休息。 夜十时以后，伯夫同少阳回来了。伯夫环顾房间四周，又到房门处向外张望了一下，回来低声告诉我：“我们把来意告诉了车耀先，他说可以帮忙，随即由他介绍认识了罗世文，他们同意把我们介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们说，现在成都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已经准备好行装，择日动身前往西安，再转延安。”我听到这里，高兴极了。伯夫接着说：“明天我们就去找这批青年学生，共同研究如何通过川陕路，如何通过西安，而能顺利到达延安。”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按照车耀先同志介绍的地点，找到了这批青年学生中的几个，其中有叶超齐和蒲学铭。从简短的谈话中得知：叶是一位机智勇敢而又热情的青年；蒲是罗瑞卿同志的亲属，也是年纪稍长、在学生中领头的知识分子。由于有车耀先的介绍，他们一见如故，坦率地告诉我们一切。 “你们到了成都，”蒲学铭问我们，“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没有？是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来正是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伯夫问他，“你们去延安用什么名义？如何才能顺利到达西安？去年我们走了一趟，到了沔县，那里住的是川军，他们说没有护照不准过去，……” “我们已经在成都市政府搞到了一个‘护照’，”学铭把声音放得很低，“护照还没有拿到手，我们是以‘到战地服务去’的名义搞来的，上面填的是二十余人，待拿回来把它上面改为三十余人，就把你们的问题一起解决了。只要到了西安，再去延安就不成大问题了。”我们刚才那种紧张情绪，现在才轻松了些。 晚上，经过联系，一切进行的非常顺利，我们就是这样把队伍扩大为三十余人，取得了“到战地服务去”的公开合法的名义。 3月8日，组织上确定留少阳同志回蔺建党，我们浩浩荡荡的一行三十余人的队伍离别了他，便乘着一轮大卡车向着西安的方向驰去了。 一场斗争 3月15日到达西安。 西安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在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双十二事变之后，国民党被迫暂时停止内战，共产党已成为合法的政党。从表面上看来，国内阶级斗争有缓和的迹象；但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阴谋，他处心积虑的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仍人所共知。西安就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进步人士，不愿受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为了追求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真理，不畏艰险，冲破重重障碍，奔赴延安，投向光明。而国民党却千方百计的加以封锁，阻挠和迫害。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人心所向。国民党对日妥协，腐败无能，万夫所指。西安成为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堡垒。延安已经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中心。 我们这一群青年到达西安，一时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却又不敢随便打听，以免暴露头角招致敌人的破坏。这时，大部分人的钱已经用光，马上就有断炊之虞。不知是哪一位青年去会见了李公朴先生，请他设法救济。李公朴同意并介绍我们暂时住到省立第二中学里去。三十余人挤睡在一间不太大的教室里，吃饭问题由李先生私人临时帮助解决。 西安——这里虽然有通向延安的大门，但一时不得其门而入，真使人焦急万分！ 不知是到西安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早上，我与伯夫、正阳等终于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全穿灰色军衣，袖上挂着“第十八军集团军”臂章，一个个仪表十分端正，态度极为和蔼，真是威严朴素，平易近人。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大家涌上前来握手，拉我们坐在椅子上亲切地交谈。我们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心在跳动，血在沸腾，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谈什么，毫无顾虑，不感到有点儿拘束。 “八路军大战平型关，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重大胜利消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听到。这再一次证明了：国民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白色统治区域把八路军的胜利消息完全加以封锁。哼！不管国民党采取任何手段，中国人民始终是欺骗不了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是永远不会被湮灭的。 我们从“办事处”出来时，已是上午九点钟了。不知怎么的，在回省二中的道上，脚步如此轻快！一个多月来的疲劳，象晨雾一样被朝霞迅速冲散了！ 当我们回到省二中临时宿舍时，其他人也陆续回来了。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已经到西安三四天了，怎么办？”有的说：“找李公朴先生想办法去。”有的说：“马占山在某地有训练班，派员来西安招生，我们到那里去也行。”有的说：“黄河东面，在山西有个民族革命大学，……”大家都拿不定主意，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才好。 我和丁伯夫把我们刚才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形告诉了他们，许多人异口同声：“好！我们也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但有个别的半信半疑，认为“办事处不一定肯把我们介绍到延安去”甚至有个别的，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也不知是他幼稚无知还是怀的什么鬼胎，他说：“有人告诉我，当下西安就有一个XX青年训练班，招生名额很多，一进去就是军官待遇，毕业后还保证分配称心的工作，……现在我们到那儿去不成问题。”他的话刚一说完，门口有一个不知名的人进屋来了，这人二十七、八岁，西服革履，鼻梁上架着黄色眼镜，头发梳的光光的，论穿着倒还是不算很奇特，但其模样使人看到怪不顺眼的。他一进屋来，就把刚才说话的那个青年招呼出来了，看样子两人的关系很密切似的，大家都感到愕然！ 伯夫用手碰我一下，暗示我们已经面临一场斗争。因为我们估计，西安这个XX青年训练班，一定是国民党办的，如果成都来的这批青年被拉过去了，就是国民党的阴谋得逞。（按：西安这个XX青年训练班，后来知道就是国民党的“第七军分校”的前身。） “同志们！”伯夫高声向大家说，“我们从四川来的目的，原来是要到延安去。这里离延安并不太远，我们可以设法到那里去。今早上我们已经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过了，那里答应介绍我们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去，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才是共产党办的。西安这个XX青年训练班是国民党办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搞清楚，不要走错了路。” 伯夫的话一住口，蒲学铭、叶超齐、刘XX、王XX（女）、陈XX（女）等从街上回来了。我和伯夫、正阳等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分别向他们说明后，蒲学明也就开口了：“刚才我们在外边打听到，离西安不远有一个“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是共产党人冯文彬、乔木主办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法到那里去。虽然我们之中许多人的钱都用光了，但不能因为生活发生困难就乱找门路投靠别人。”他的话说的那么认真、恳切和有力，没有哪一个提出反对意见。 “同志们，我们要提高警惕，”叶超齐赶忙挤到人群中来，把右手高高举起：“西安这个地方，斗争相当尖锐的。凡是投奔延安的青年来到了西安，国民党都千方百计的进行拉拢和阻挠，我们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话还没有说完，那个二十七、八岁穿西服革履的人回来了，他后边跟着两个莫名其妙的人，鬼鬼祟祟的。他们走到屋外不远，似乎已经觉察到风向不对头，溜走了。 房子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看精彩，丁伯夫、蒲学铭、叶超齐等同志的意见已为多数人所接受，除了个别的没有表示态度，还很难猜测他们心里在琢磨什么。 西安不是久留之地，省二中也不应当多呆下来。当天下午，我和伯夫、正阳、麟轩等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住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接持着办事处的介绍信投奔安吴堡去了。 我们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后，在队列中陆续发觉成都来的这批青年，基本上都到安吴堡来了。个别的没有看见，但不能肯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伯夫对我说“我们在西安，也算经历了一场斗争”。 宿营 在吴安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4月18日毕业。我与伯夫、麟轩被分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正阳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把双脚蹦得高高的，差一点没有把土炕跳塌了。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再用不了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完成从安吴堡到延安八百里行程，我们的理想快要实现了。 从安吴堡往北走，是另一个世界——陕甘宁边区。 我们完全是步行，同行者八十余人。伯夫和正阳是走的后面，没有同我们一起。第一天走了六十多里，下午五时许到达某某小县城，确定在关帝庙内宿营。我和麟轩的身上，除穿的两件单衣而外，什么行李也没有。对于“冷”的问题，我们南方人在精神上都没有足够的准备。晚饭以后，大家都感到有些疲乏，一个个把褥单子或线毯子打开。摆在大殿里的砖上睡觉了。我觉得砖头发凉，选了关圣帝君”前面的小神桌，在桌上也睡着了。 入夜以后，温度逐渐下降。九点钟的光景我还没有睡着。殿前的破窗户纸被冷风吹的呼呼作响。我把两腿收缩起来，两手并着插在两腿之间。这样，觉得好受一点。过了一会儿，还是不行，背脊梁不停的发抖，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用洗脸毛巾把头包上，把背紧紧靠住板壁颤抖的身子才逐渐安定下来。到底还是年轻人火力壮，在九点半钟的光景，我终于战胜了寒冷，进入了梦乡。 待我醒来时，天还没亮，见有两个人影在殿前台阶上晃动。我问他门是干什么的，他们说：“老兄，你冷不冷？咱们冷得不行！”这时我才感到自己也是冻的睡不着了，我翻身起来，到殿前同他们一起跑步御寒。我问他俩，才知道现在是下两点钟了。 大殿里睡觉的人们，一个个起来了。有的说：“实在冷得睡不着。”有的说：“索性不睡了！”大家在殿前跑步，一直跑到身上发热，跑到身上微微出汗，才坐在台阶上休息。休息一阵又起来跑，一直跑到三星倾西，东方发白。 大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和麟轩跑到一里开外的小市上去，打算买点什么东西带上御寒。我身上是一个钱也没有。麟轩用仅有的一块钱买了一个旧被子，准备晚间宿营时，他和我一起盖。 当天晚上某镇宿营，也是住在一个大庙里。我很满足我和麟轩已经有了一个旧被子。可是我临睡时才考虑到：两个人一个小被子，是用它铺呢还是盖呢？开始是把它铺在地下，九点钟以后又把他番起来盖在身上。不管是用来铺还是用来盖，都解决不了冷的问题。两个人蜷缩成一团，不是背榜盖不住，就是大腿露在外边。越睡越冷，你拉，我扯，被子撕得嚓嚓的响，然而这个小小的被子并不因此宽一寸长一分。 好容易熬到了天亮，一检查，被子被撕了八条大口子，旧棉絮一块一快的露在口子外边。 我们两人当了一宿的“团长”。 象我们这样当“团长”的，当然不是少数人。同行的八十余人绝大部分都是南方来的，带被子的极少，许多人连毛衣也没有带着。 我们向带队的同志建议：“今后宿营，固然应当坚持不住民房，但是继续住在大庙里也是不相宜的，这要想个什么办法来解决？”带队的同志早就了解了大家的困难，正在发愁，还没有想出一个办法。大伙儿讨论的结果，一致感到，越往北走，天气越冷，夜间没有铺盖的确是个实际问题，而且这不是个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群众和自己的政权。 第三天到了某某镇，准备在那里宿营。向群众一打听，说镇上有八路军的兵站。带队的同志到兵站去一联系，兵站的负责同志说：“你们的队伍赶快到这边来，我叫人给你们烧上热水把脚烫洗一下；晚上有热炕，保管你们冷不了。”这位负责同志很关心我们，然而又带点责备的口吻说：“哎呀！你们怎么这样老实？昨天、前天晚上为什么不住到我们的兵站去？那里虽然没有多的被子，但是开水和热炕有的是！” “是啊！”带队同志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早就应该住到咱们自己的兵站去。” 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从安吴堡启程，步行十天，坐了一段路程的汽车，于4月29日到达延安。 延安是我党中央的所在地，毛主席就住在市郊的杨家岭。延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是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延安又是一个巨大的洪炉，无数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在洪炉中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冶炼，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29日下午，我们住到北门外招待所，由带队同志到城内抗日军政大学本部去报到。每个人都盼望着早些吃了晚饭，好到外边去观观光，走到厨房一看，饭还没熟。“开饭还早着哩！”做饭的师傅笑盈盈地告诉我们，“等一会吧，给你们做大米饭、炖猪肉吃。我知道你们南方人多，爱吃大米饭，对吗？”大家听了他的话，又是急又是乐。 吃完晚饭已是四点多钟了。我们十多个人一口气跑到延河边上，顺着沙滩，信步漫游。微风拂面，清水缓缓的从脚边流过。河的东面是清凉山，西南面是高大的城墙。延河蜿蜒于清凉山下环抱着庄严雄伟的延安城。我们走了一百多米，在河边几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约莫三五分钟的光景，西南远处传来雄壮的歌声，歌声嘹亮，由远及近，待我们站起来看看究竟时，十多个青年早已从大杨树后面来到了河边。我们迎上前去，看清楚了他们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其中有两位女青年，在我们的要求下愿意把刚才唱的“延安颂”教给我们。我们先念一遍歌词，然后引吭高歌： “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个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敌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璨烂辉煌！” 两位女同志刚把歌唱完，一个高个子的男同志把右手举起，放开嗓子领着头吆喊：“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我们也不示弱：“唱的就是好，请你们再来一个！”掌声四起。两位女同志没法推辞，只好说：“咱们全体一起唱吧！唱“抗大校歌，好不好？”全体都赞成。刚才领头喊口号的那位同志站到大石头上去，高举双手打着拍子，大伙儿唱起来了。 “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让河黄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那新社会前进！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嘹亮的歌声，响澈清凉山，荡漾在延河上空。 1959年10月30日于北京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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