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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他指出： “我们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会议讨论同意导师的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的一座旧庙堂前举行开学典礼。红大于1937年1月从170里外的保安跟随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抗大学员们换上了新领到的粗布棉军装，从170里外的保安跟随中共中央从延安北关进入延安城。
抗大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 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和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都是由各级组织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组织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像各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 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一百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难，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 1939年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200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 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身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去延安的女孩很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 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其中，温联琛就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年仅14岁的温联琛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往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她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 乘飞机到西安，温联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1938年8月3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何穆是肺结核病专家，陈学昭是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可以乘汽车到延安。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关照的女青年，就是温联琛。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温联琛，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 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温联琛那样幸运，可以乘汽车到延安。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共有八百里之遥，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要走完这段路程，不啻一次“小长征”，而颜一烟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曾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颜一烟，是清朝贵族的后裔。早年颜一烟在家里读家馆，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颜一烟入学已经两年半，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她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归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她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她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她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作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颜一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她的要求，写信介绍她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她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没有动摇她到延安去的决心。1938年春，颜一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立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安排她加入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 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岭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才有旅馆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显著标志的宝塔时，颜一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劳全忘掉了。到延安后，颜一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 “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她站在50年前曾经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 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两三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九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她进入学校读书。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兴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会一片片都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 七七事变后，正读初中的陈慕华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她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她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 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作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 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陈栖霞的侄女），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 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伍云甫处长，伍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陈慕华穿着棉旗袍，套上罩衫，带了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她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 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她同队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了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 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成群结队地来往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往抗大。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万多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 “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后来回忆当年他自己奔赴延安的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城。” 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当时毛泽东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 当年抗大两三天就能编一个队，一个队就达100多人。如：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共招收学员1272人，到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的学员就达到了5562人，是第三期的4倍。 据统计，从1937年到皖南事变前，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人左右，这些青年中有一半以上都在抗大学习过。 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不由得赞叹： 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爱德华终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八百里山路，就是一条压力测试下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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