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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1月，潘汉年与夏衍同船抵达香港，他们一起会见了廖承志，后潘汉年留在香港，夏衍到广州，筹划《救亡日报》的出版事宜。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 为此，周恩来特地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华侨的敬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要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 卡尔，全名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 ，生于 1882年，是一位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著名职业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过驻华、驻苏、驻美大使。 他身材瘦长，棕色皮肤,，其思维开阔敏捷，性格活泼开朗，言谈举止诙谐幽默。 卡尔对中国共产 党人没有成见, 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和民众动员、军事训练等兴趣甚浓。 在他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顺利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并很快得以设立，只是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中立”地位,，没有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采用了“粤华公司”的名义进行变通，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为掩护。 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18 号，是一楼一底的临街房，迎面柜台上，摆着一排锃亮的铝制大肚小口的茶叶桶，上面清楚地标着“福建乌龙”“浙江龙井”、“黄山毛峰”、“六安瓜片”“苏州碧螺春”……中国名茶多数都是榜上有名。 柜台内五颜六色的茶叶筒，大大小小扁扁圆圆各具特色，十分醒目，由于茶叶货色齐全，价格公道，因此每天有不少客商来往。 老板娘姓陈，有名伙计叫陈新，是一位烈士的后代，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老党员，老板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他们母子是受地下党派遣掩护机关的。  抗战初期的廖承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办事处刚成立，潘汉年、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几人一见面，廖承志就发挥他爱起绰号的嗜好，笑称办事处是“五子登科”,潘汉年笑着询问:“何以出此高论?” 廖承志笑眯眯地拍拍自己“小有规模”的肚子，摇头晃脑地说:“本人乳名肥仔，故而“胖子’美称，非我莫属；潘兄，您脸面不是一马平川，有些许小小的盆地，雅称广林兄，俗语'麻子’；连贯老弟，身材矮小敦实，平生恐怕最大的愿望是长成高个子，故而该叫“长子’;至于高挑瘦长个的乔冠华、乔老爷，则就反其道而行之，称'矮子’最合身份,……” 连贯是老党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华侨中有很多朋友，常言道：人熟是宝，党组织把他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就是为更多发动广大侨胞，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连贯虽然是第一次与廖承志共事，却十分喜欢廖公子幽默风趣的性格，此刻忍着笑反问道:“胖子，你怕是数学不好吧，数来数去，只有四子嘛，何谓五子登科呢?!” “这第五子嘛,”廖承志顽皮地眨巴着眼睛，嘴上拖腔拉调，脑子里却在紧张思考着。 赶巧，15岁的小陈进屋送开水，乔冠华大手一拍，及时救驾:“你瞧,陈新是个孩子，岂不是五子登科齐也!”说到此，大家一起大笑了起来。 潘汉年到香港后不久，便于 1938 年 1 月 7 日动身去武汉，目的是为了向长江局领导汇报前一时期在上海所进行的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在这年 9月间，已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10月，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 12 月 18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中央领导也来到武汉开展工作。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作出决定： 因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項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刘伯承组成。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曾打算派潘汉年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协助郭沫若开展工作，郭沫若向政治部主任陈诚提出要潘汉年任第三厅副厅长，国民党坚决不同意，并企图用既成事实的办法，硬将复兴社特务骨干刘健群塞进第三厅，充当副厅长，郭沫若愤然出走长沙。 于是，中共中央就改派潘汉年仍以统战工作为主，到香港和廖承志合作。不久，潘汉年就离开武汉，准备返回香港。 潘汉年在武汉期间，曾参加了中共代表团组织的一些活动。 1 月 9 日,潘汉年出席了正在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江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23 日，潘汉年和文化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蔡元培、沈钧儒、郭沫若等共同发起组织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并发起中国反侵略运动周，同时发表告友人书，指出: “在日本军阀没有完全退出中国领土以前，我们决不停止抵抗。” 在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也提到过潘汉年在武汉的情况，许涤新回忆说:“我和潘汉年第一次见面，是在 1938 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会回国的陈柱天同志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同志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 潘可西回忆说，1938 年春，他在《新华日报》做收发工作，曾见潘汉年和王明一起去过报社。 郑育之回忆说，1938 年初，她和周文奉命去四川工作，当时党中央派到川康地区建党的罗世文对他们说:“潘汉年同志在武汉亲自把你们的组织关系给我了。” 1938 年 3 月间，潘汉年返回香港，立即投入了办事处的工作。 当时，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国民党对外物资实行“统筹统汇”的办法，实行“分筹分汇”,使海外援助物资真正送到八路军、新四军部队。 原来，过去南洋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日的捐款和物资，都是统筹统汇，寄交给国民党政府，然后由国民党政府分配使用，而实际上，这些捐款、物资一分一毫也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了分筹分汇的建议，办事处的成立使分筹分汇取得了顺利进展，使广大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 为了在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中树立一面旗帜，潘汉年、廖承志与宋庆龄商议后，决定由宋庆龄发起筹组创建“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  保卫中国大联盟部分领导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确保“保盟”成立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保盟”的组成人员到“保盟”的宗旨、任务，潘汉年和廖承志都与宋庆龄一起逐条逐句进行研究、推敲。 经过大量筹备工作,“保盟”于 1938 年 6 月 14 日，在宋庆龄九龙寓所小客厅里宣告正式成立，总部设在香港西摩道 21号，宋庆龄担任主席。 “保盟”的成立，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海外爱国华侨之间，架设了一座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友谊大桥。 潘汉年不仅经常参加“保盟”会议，而且一起会见国际和平人士，如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弗朗特等著名新闻记者，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组织支持援助八路军、新四军。 “保盟”广泛地联络了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其中包括许多港英政府的官员、银行家、工商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争取他们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并把募捐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保盟”成立一年时，就从各国朋友那里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 25 万港元，还有一大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还经常去广州从事党的工作。 1937年冬，潘汉年和廖承志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商学院的一个大厅里，同广州各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和各界救亡团体的负责人会见。 当时，大家对共产党、八路军非常拥护，非常向往，提出了许多问题，潘汉年、廖承志很热诚坦率地把党中央的路线、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等有关问题，一一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们很亲切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鼓励大家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民主团结，开展抗日斗争。 《救亡日报》在广州继续出版后，得到潘汉年的关心，他每次去广州，都要到《救亡日报》社去，给报社的同志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也谈国民党顽固派的笑话和各派之间的斗争，还顺便了解报社的工作情况。 在夏衍、郁风和黄苗子的建议下，潘汉年和廖承志去拜访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吴设宴公开招待，并发表省政府公报，大肆宣传。 吴铁城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到广东省政府的负责人，要利用和中共以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合作，来塑造自己的开明和热心抗战事业的形象。 中共方面也需要通过和吴铁城的公开合作，使“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的活动更加方便，使抗日和统战工作的宣传更能放手地开展。 潘汉年和廖承志还拜访了广东的军方实力派余汉谋和广州市长曾养甫。 1938 年 8 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香港到延安，他在 9 月 29 日到 11 月 6 日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潘汉年不是中央委员，他是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确定的路线。 会议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 全会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这次全会及其决策，对于潘汉年以后的工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的决策，对于他不久之后决定重返敌后工作，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参加过六中全会之后，潘汉年便被留在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工作，参与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 中社部设在枣园，负责人是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潘汉年在他的领导下分管情报工作，除中社部机关的本部工作外，潘汉年以较多的精力放在培训、鉴定和派遣情报干部的工作上。 在中社部办的枣园训练班和中央组织部办的干部训练班上，潘汉年都担任了授课任务，他将自己丰富的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干部。 这些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与考察，从中挑选一些人分别派到敌后的香港、上海以及国统区的重庆等地去工作。 潘汉年还设立了一个《新华日报》驻延安办事处，刘人寿等几个人被派去当记者。 他们的工作，一是把延安的消息发给汉口的《新华日报》，还发给延安的《新中华报》《每日新闻》。二是通过这个机构，把一些机密的信件，以办事处的名义寄出去、收进来。 许多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并在延安组织了各种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 延安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这种稳定和舒畅的政治环境中，潘汉年深受感染，也轻车熟路地参与了文化界的活动。 他积极帮助开展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的筹建工作，1938 年 11 月 10 日，该会正式成立，他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 “我们延安分会在此抗战紧张形势之下成立，有它特别重大意义的，今天，我们是从城市转入乡村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准备反攻的时候了。我们记者的任务是与整个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无论从军民的动员工作上，检讨抗战的缺点和优点上，都要我们记者认清目标，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来完成我们应有的任务。” 12月9 日，延安各界在抗大第三操场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 会前，郑律成教唱《黎明歌》,冼星海教唱《一二九纪念歌》，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发表演说，潘汉年也在会上讲了话。 1939 年 2 月 5日，为《新中华报》将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社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及党政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改进办法。到会的有洛甫、艾思奇、周扬、潘汉年等 80 余人，对该报改组表示热烈祝贺，潘汉年在发言中谈到了报纸的大众化问题，他说: “关于大众化的问题，我提一点意见。在上海的立报，我曾研究它的特点: (一)新闻消息经过改写整理; (二)别的报纸不注意工人店员的生活，而它却很注意，常常反映他们的生活，因此，博得广大群众的爱好; (三)它将国内外的时事加以有系统地具体地简单解释，有时用图画木刻帮助说明。 关于组织通讯员，也很重要。大家都说要反映边区生活，我想前线更需要充分反映，因此在士兵中组织通讯员以及同新华日报华北版取得联络，都是需要的。” 1939 年 2 月 10 日，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戏剧团体有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抗大文工团、陕公剧团,民众娱乐改进会,鲁艺戏剧系、鲁艺实验剧团等，潘汉年出席并当选为分会理事长。 2月 28 日是旧历除夕，鲁迅艺术学院为欢迎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气氛非常热闹，潘汉年被大家拥上台去发表了讲话，他除了向第三队同志致敬外，希望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离开后方甚久的同志们，能在延安多休息一下，一方面将宝贵的工作经验互相交换，一方面把目前政治来个充分的了解。 3月 18日，潘汉年以中共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召开纪念“三一八”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 “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人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要求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并希望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要有持久性，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讲话后，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和抗大文艺工作团演出了锄奸内容的文艺节目。 1940 年 1 月 4 日至 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女大礼堂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潘汉年虽然当时已离开了延安，但仍被推举为名誉生席团成员并被选为执委会成员。 在延安逗留期间，潘汉年结识了董慧。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省，1918 年生于香港。 她的父亲董仲维是著名的实业家、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曾担任香港商会会长多年，颇有社会声望。 1937 年 6月，18 岁的董慧从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随即奔赴北平报考大学。不料，刚到北平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 北平高校纷紛筹划向内陆转移，董慧没有回到那个安稳舒适的家，却满怀抗日热情，随着平津流亡大学生一起跑到西安，并考上了那里的西北联合大学。 但是，她不满意西安恶劣的政治环境，向往延安的革命生活，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抗日大学。 1937 年 11月，董慧到了延安，进人抗大学习，延安短暂的艰苦而富有意义的生活，给董慧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直到她后来随同潘汉年身陷囹圈时，还在深情地回忆当年的生活情景，告诉她身边的青年: 她在延安第一次纺出纱来时，毛泽东曾来到她的身边，拿起她纺的第一根纱，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董慧同志纺出纱来了。 董慧的父亲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当年，他得悉女儿出走延安的消息后，不但没有感到震惊和迁怒，相反，被女儿的行动所感染，曾以个人的名义，向延安捐送了价值一万大洋的医药品，以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 以后，他又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有所帮助。 1938 年1 月，董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 月，她被选送到马列主义学院深造。 马列学院的学员本来就不很多，女学员更少，董慧正好遇上了当时也在这里学习的江青，但这两位同样来自白区大城市的女青年，性格和志趣却迥然不同。 江青是锋芒毕露、无所顾忌，而董慧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极少抛头露面，总是选择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默默地认真地听课。 1938 年冬天，她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工作，她勤恳、踏实、埋头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39 年初，一位领导同志找董慧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调她去中央社会部，准备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培训后派往敌后，并说:“这工作很光荣也很艰巨，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你有什么意见吗?” 董慧沉吟了片刻，她考虑的倒不是这项工作任务有什么危险，而是担心自己单纯，阅历太浅，缺乏实际斗争锻炼，恐怕难以适应秘密斗争这种艰巨复杂的工作环境，但她又想，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自己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她表示了坚决服从的态度。 几天以后，董慧到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报到，进入了专门为派遣到敌后工作而举办的培训班学习。 在延安枣园的培训班里，董慧认识了潘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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