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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人王敬被征到边境戍守，家里的六头母牛就请舅舅李进喂养。五年过后，母牛产了三十头小牛，王敬也从边境回来了。李进把四头老牛送给王敬，说，五年间，死了两头，只有这四头了，还给你吧。王敬索要那些牛犊，李进不肯给，说不是母牛生的。王敬很生气，把舅舅告到官府。 县令裴子云一听这事，马上派衙役去抓李进，罪名却是“偷牛贼”。在农耕时代，牛就是国家的命脉，官府有时把牛看得甚至比人还重要。汉宣帝时宰相邴吉，路上见人斗殴死了人，他却不管不问，但遇到一家的牛死了，他却下轿问了好半天，回来后，还下文要求各地防止牛疫。别人问他为什么会重牛轻人，他回答说，人斗殴，是地方官的事，而调和阴阳，保障农业正常发展，却是他宰相的事，所以，他问牛不问人。这个宰相的做法有点偏激，但在封建时代，牛实在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禁杀的，偷牛也是重罪。 李进被抓，戴上偷牛的罪名，吓坏了。一进衙门就被蒙了头，只听得裴子云说：“你们贼众盗牛三十多头，都藏在你家里，明明白的证物，你还有什么话说？现在就让你和这些偷牛贼一块对质。”李进大吃一惊，忙分辩说：“那牛不是偷的，实在是外甥寄养的母牛生的。”他刚说了这话，头上蒙的布就被揭了下来，睁眼一看，外甥就站在身边，县官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没办法，只好认输，把牛还给外甥。裴子云也不为已甚，说念你养牛辛苦，作外甥的也要拿几头牛谢谢舅舅。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社会里可以说俯拾皆是，直到现在讲了依法治国多少年了，讲发展市场经济多少年了，这样的事还在不断出现。只要看看都市报的一些报道，就会看到到好多警察抓人陷人于各种罪名的报道，就会看到好多没有契约的纠纷。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倒不是智慧，而是一些对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思考。 其一，有罪推理千万要不得。有罪推理，就是权力机关先把你当成有罪，让你自己拿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这和法律规定无罪推理――权力机关只有拿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罪――才能抓捕嫌疑人，完全背道而驰。这故事里的李进，一到县衙就失去了和县官平等对话的地位，只能辩白自己，而自己沉默的权利一点都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县官从一开始就可以把他当罪犯看，可以随便给他加个罪名，这罪名不要证据，只要他的口供就可以坐实，如果不承认，就要被加刑，重刑之下，有什么冤屈不能产生呢？而李进能做的，就是拚命为自己辩白，证明自己无罪。而这个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调查取证的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幸亏这里的县官还是个好官，心里明白。如果是个糊涂的，再加点刑，李进说不定真承认自己是偷牛贼了呢。 其二，要有契约意识。这个故事里，外甥和舅舅之间没有契约，养牛的报酬该如何分，没有说，最后只能由县官糊里糊涂地断了。县官的断不是依据契约，而是依据人情。这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了。农业社会要搞好农业，首先是要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亲情就是固定的一种手段。这个故事里就是如此，没有契约的情况下，既要维护封建社会的租赋生产关系，又要照顾亲情。 但这并不是说契约制的市场经济就能把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要从人文出发，未来的社会关系还要实践中探索。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五日星期日 这是俺的公众号，请亲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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