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盼过年
文/杨龙声
四十年前，我刚满九岁。过了腊月二十，就天天掰着指头算离过年到底还有几天。一大家子人，除了父母和哥哥姐姐，还有爷爷奶奶和还没出嫁的幺姑。每天晚饭后，全家人都围坐在火笼边烤“疙瘩火”。爷爷给生产队放牛，总是挖回很多树“疙瘩”，在屋檐下堆得像小山，所以我家晚上的火比别人家的要大。奶奶总是把我拉到怀里，喊着我的乳名，重复着老话题，问我过年还有几天。我咋会答错呢，白天都已经默算过好几遍了。“大人们盼种田，小娃子盼过年”，这话真是没说错。
要过年了，妈妈和奶奶忙得很。第一件事是熬麻糖。头一天就得把包谷用石磨碾碎用水泡着，把提前长好的“麦芽子”剁碎准备好，还要劈一大堆柴。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忙活，煮粥，兑水，点浆，过滤，然后就架起大火熬。等熬到只剩半锅了，尝着才有点味道。灶里不断地添柴，锅里的水越熬越少，然后把两口锅里的合进一口锅，最后只剩下那么一小滩，就成了“糖稀子”。夜深人静时，妈妈才把熬得很黏的“糖稀子”从锅里舀起来，倒进铺上了一层炒熟的包谷面的笸箩里。这时，我早已躺在爷爷腿上睡着了。火候稍微差一点的是“揪糖”，想吃就揪一坨；熬的时间更长的，一冷就成了“敲糖”，硬梆梆的，黑里透红，想吃就用刀背使劲敲下那么一小块。
麻糖熬好了，母亲还要用一个晚上粘“糖果子”，奶奶和姐姐也帮忙。把麻糖倒进锅里加热熔化，再分别倒进事先炒熟的黄豆、燕麦、包谷和兴山谷，用力揉成坨，等冷却变硬后再切成各种几何形状。我总是早早守在一旁，硬是等着每一种都要尝一尝，然后选一些爱吃的塞进书包里。那时候一到年底家家都熬糖，都要粘“糖果子”，预备正月初一“出天行”时摆果盘，还要用来打发来拜年的小客人。
相比熬糖，打豆腐就简单多了。当年山里人不知电灯是啥样，更没有“钢磨”，一年四季推石磨要占用家庭妇女很多时间，到了腊月，人忙磨也忙。磨豆浆更慢，一次只能用勺子舀一点泡涨了的黄豆瓣倒进磨眼里，磨得越细豆腐越多。一向多病的母亲一推磨总要喊我站在旁边“打双磨”，我总是磨叽好半天，最后才撅着嘴极不情愿地“上任”。有一次我拿着小人书硬赖着不去，还挨了棍子。要过年了，高兴得很，帮忙磨豆浆往往不用催，会自告奋勇。豆腐打好了，母亲会吩咐姐姐做几个火烧馍，掺上白菜煮一锅嫩豆腐汤，算是提前改善生活。用纱布包好压实的豆腐，拿菜刀划成几大块，选几块装进小篮子里，挂在火笼边熏成豆腐干，其余的也要想办法捂着，千万不能让它上冻。
杀年猪是年关最大的一件事，会请来好多人，除了杀猪佬和揪猪的，还有伯叔、舅舅、姑父、姨妈之类的亲戚，热闹得很。场景跟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那时一年只有等到过年时才杀一头猪，一般只有几十斤肉。因为粮食有限，平时给猪喂的都是黄豆叶一类的东西，一直到冬腊月才敢加点“和食”。偶尔听说谁家的年猪杀了一百多斤，都会认为了不起，羡慕得不得了。杀猪这一天，我们小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吃猪尾巴。好不容易等到锅里的肉快煮熟了，母亲在我们焦急的目光中捞出猪尾巴，蘸点盐，放到砧板上切成几段分给我们。谁要是能抢到挨着猪屁股的那一坨，就会笑得合不拢嘴，飞块地跑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独自享用，生怕有人过来和他争。
总算盼到了除夕这一天，要吃“丰盛”的团年饭。当时的所谓丰盛，就是煮了最肥的猪肉和羊胯子，能吃上“粘米”饭。那时有一句顺口溜：“不管猪大猪小，杀猪过年要吃好。”意思是只有杀猪和团年这两顿饭，肉弄得特别多，可以放开吃，平时是不可能这样的。不像现在，好多人都声称有“三高”，见了肥肉就像躲瘟神似的。“粘米”是当时山里人对大米一种亲切的称呼，我们高山当然没有，要在腊月间专门花一天时间驮几升黄豆或是兴山谷下“低山”去找人交换。一年四季都吃包谷米，过年能吃上一顿“粘米”饭就无比高兴（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包谷米饭是抢手货）。团年饭做好了，等全家人都到齐，论资排辈围着八仙桌坐好，然后点燃一挂五角钱的鞭炮，团年宴便隆重开场。
吃罢团年饭，父亲还要表演一个绝活——浇蜡。母亲找出几块漆油（用漆树籽榨的油，固体，黄色的），丢进小砂罐里放在炭火上化成液体。父亲把削好的竹签缠上棉花伸进罐子里蘸一蘸，拿出来让冷风吹一会儿，漆油就凝固了。反反复复好几次，竹签越变越粗，最后就成了自制的蜡烛。这时候，我们小孩子总是围着看“稀奇”，爷爷和哥哥则在一旁忙着糊灯笼。
夜幕降临，家里的大人和邻居们聚在一起，泡杯酽茶，互相递纸烟，总结一年的成绩，畅谈来年的理想，今年盼着明年富。我们一群小孩子则举着小灯笼，快活地钻来钻去，摔了跟头也不觉得疼。
一年又一年，条件越来越好，年货越办越多，可不知咋的，如今对待过年再也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激情。那浓浓的年味儿，真是让人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