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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年来中国种种“没底线”的现象，比如，三聚氰胺奶粉、“假疫苗”、天价医疗费，等等，很多人惊呼是因为中国人没信仰。 虽然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认为“没底线”主要还是制度原因，简单说就是犯罪成本太低，但是，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问题，还是值得思考的。 清华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典型特点，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即所谓“儒释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家治身。 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比较融洽。其实从历史上看， 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 而自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葛兆光，2015） 我斗胆解读一下葛教授的话——中国从来没有唯一的、绝对的、神圣的宗教信仰。晚清以来，面对民主、科学，中国人更是陷入信仰危机。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是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及汉学家沙畹共同的学生。1922年, 他写出了《中国人的宗教》，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通史类著作，影响较大。 葛兰言在《中国人的宗教》一书中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上古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 这套观念形态又是如何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的。葛兰言认为，在演进过程中，中国人总是将社会的力量投射到“圣地”当中。 “圣地”的生命力就是社会以及象征化之后的“礼”得以产生的源头，也就是说，社会与“礼”只存在于“圣地”之内。从“圣地”的扩张来看，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断挤占世俗生活，但是这种扩张并非以信仰为特征，而是以仪式为核心，直到世俗生活完全充斥于宗教当中， 最终中国形成一个礼制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人的宗教》这本书用上了葛兰言在中国所做的田野调查,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出了“中国近代宗教情绪”一章, 并感知中国农民阶层是整个国家的根基, 从而形成了要从上古农民的宗教信仰来对照他所看到的近代中国民间习俗的想法。 在近代, 中国人对于儒、释、道以及其他外来宗教的态度显然是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对于“ 宗教”的感知, 关键的不再是信仰, 而是仪式。（吴银玲，2021） “豆瓣”关于《中国人的信仰》（即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汪润译）一书的简介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没有宗教的地位。佛道，不过是妄图逃避苦痛时日的借口，以及期望上苍赐福的交易；儒教，毋宁说是现世相处的哲学；而面向祖先的祭供，则除去追思过往的仪式，剩下的就只有盼望冥世先祖们能够保佑和降福于自己了。功利性，使中国人的信仰失掉内在的虔诚，也使中国人失掉本心的纯粹。” 笔者基本认同上述观点。补充一点，中国人的种种宗教行为，都充满着对死亡的逃避，无论是佛教的轮回思想、道教的炼丹实践，还是祖先崇拜。而逃避死亡，则造成了中国人的动物化生存（吴洪森，2013）。 就其超越性而言，简而言之，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只有功利性的“拜拜”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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