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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给它加一个“标签”以利于理解的话，只能是“豪族特征”彰显，“儒家特征”稀缺。 所谓“豪族特征”，即以中心家庭为基准点，向外发散亲缘、主客关系的社会组织，亲缘之辈如袁绍与外甥高干，主客关系如袁绍与应劭，这两种关系，都理论上与“主家”是否拥有官位无关，也就是不需要政治权力的背书（无官有势也行）。 但是，当“主家”拥有“开府”的权力时，“亲缘关系”和“主客关系”可以无缝衔接到政治权力背书的“主从”、“君臣”关系之下。 这也造就了，袁绍集团可以在没有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情况下，维持其军政集团不瓦解的现实优势。 不过，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这种组织有一利也有一弊，最大的弊端就是： 集团上层的开放度很低，与官僚制度下“人才流动”和“专业分工”的特质严重抵触，因为忠诚（与主君的个人关系）是区分地位高低的唯一维度，寻租权力则是组织给予成员的分级回报，一旦组织走向正规的政权形态，则弊病丛生。 这一点往往被前人论者所忽视，将其与“儒家特征”混为一谈，并与曹操的“法术政治”视为对立概念，进而理解为某种程度的“儒法政治斗争”。 只不过，现实远比概念复杂。 一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刚刚占领了邺城，曹操就免除了当年的租赋，并从重执行抑制豪强兼并的法律，百姓都很喜悦。 在《魏书》中保留了曹操这条令的原文：
这段比较长，包含的信息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说袁氏之治的恶，也就是豪强、亲戚的兼并，而贫民百姓则需要代出租赋，以至于变卖家产不足以应付，比如袁氏重臣审配的宗族，窝藏罪人、隐匿逃户，这种政治想要百姓亲附、兵马强盛，怎么可能？ 第二段，强调了新的税制，并禁止了“擅兴发”，也就是豪强、地方官随意发百姓服劳役，这个行为，在曹操本人家族墓的墓砖上就有体现，为他家先人造墓的百姓就在砖上刻字大骂，朝廷免复我的劳役，你家逼迫我来干活，太不是东西，可见这个令的针对性和这种豪强恶行的普遍性。 第三段，强调了要地方官重视，不能让强民隐藏户口、土地，而弱民代缴租赋。 如果只看这段对袁氏统治的评价，则“水深火热”四个字的评语是跑不了了，但是，在《三国志·王修传》中也有对审配宗族的一段记录：
翻译一下，就是袁氏为政宽大，所以，“在职势者”多蓄积、聚敛财物，注意这个词，并不是普通豪强地主，而是现任官员，还得是有权势者，也就是“实权大官”，他们撸钱太狠，以至于曹操攻克邺城后，没收审配等人家族财物数以万计。 其实，在官渡之战时，许攸投奔曹操就有这个因素，在《后汉书·袁绍传》中给出的理由是：
《三国志·武帝纪》则说得更直白：
很明显，许攸作为“在职势者”也在让家族聚敛财富，但是袁绍和审配并没有给他开绿灯，所以离开袁绍。 当然，上述记载中还有一个提法，必须注意，那就是“袁氏政宽”，这个时人评价与曹操的视角不同，另见《献帝春秋》中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反的，原话：
因为袁绍为政宽仁，百姓感念恩德，当他死时，河北士人、女子无不伤心，以至于街市里巷中百姓挥泪，如同亲人去世一般。 百姓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曹操口中纵容豪强的“昏君”如丧考妣呢？ 有人或许会解释为，这些“士女”都是豪强子弟，阶级感情导致了他们对袁绍的感念，在编撰史书的人眼里，他们才是百姓，贫民百姓不算数，其实，这种削足适履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袁氏具体为政的措施就知道了，很多问题其实是标签代替了现实。 见《九州春秋》中说袁谭：
翻译一下，就是一县有万户之多，在户籍上记名者不过数百人，收缴赋税，则不到三分之一，招贤纳士不来，士兵不来参军，安居家中，也没有办法治罪。 看似是十足的“乱政”，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基层控制失灵”，实际上呢？曹操能够看到的问题，袁绍、袁谭为什么看不到？在这一堆罪状的背后，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二 事实上，袁谭主政青州是在“大战两年、野无青草”的背景之下，按照曹操在邺城的“法术”统治，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只能是贫民百姓因为毫无蓄积而纷纷饿死，但是官府府库充盈，兵源充裕，也就是国富民贫，甚至是国强民死。 所以，在袁绍死后，河北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并不是因为他纵容“在职势者”聚敛财富，而是因为他和袁谭的统治方式照顾了小民百姓的生计，也就是“给了活路”。 或许有人会质疑，“基层控制失灵”怎么可能反倒“给了活路”呢？这太没常识了。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在租庸调制瓦解，两税法代兴之时。 按照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中唐之后，地方州县的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的比例非常悬殊，甚至达到了1:6，所以，尽管两税法施行“在籍户”的定额税制，百姓纸面负担极为惨重，但在实际操作之中，经过地方官对“在籍户”与“隐匿户”的分摊之后，单个家庭的税赋反倒能够承受了。 当然，这种治理方式极有可能被贪婪的地方官员所利用，大量侵吞百姓应纳国家的赋税，这也是袁绍部下的“在职势者”得以贪腐聚敛的根源所在，但是，大部分普通百姓的实际负担，确实有所减轻。 依《九州春秋》中记载，万户之邑著籍数百，租赋上缴不到三分之一，自然不可能是数百“著籍户”租赋的三分之一，那就剩百十来户了，根本不足以养兵、养吏，只能是万户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千三百户左右，纸面负担看起来当然惨重，几百户人家上缴东汉时代三千多户的赋税，那还不逼得上吊？ 可实际缴纳赋税的情况是，万户人家平摊三千三百户的赋税，理论上，负担只是东汉时代的三分之一，明显减轻。 至于招贤纳士不就，安居族党，不遭报复，如果这算是坏事，那么董卓动辄以家族威胁征召名士，或是陶谦将张昭下狱逼迫应辟，难道还是好事吗？ 至于说“不趋赴军期”恰恰与《九州春秋》中前文形成了矛盾和解构，前文说：
说的是袁谭派出两员将领到各县募兵，有贿赂者免除兵役，没有贿赂的就点为兵，所以，贫弱者为兵，以至于在山野间躲避，袁军派兵抓捕就行猎杀鸟兽一般。 也就是说，贫弱者往往被点为兵户，那么，他们到了要打仗的“军期”反而能够安居族党，这可不是解构了吗？ 可见，制度上的“不平等”在实际行政中，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而是被行政组织的“不作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故此，确实损害了“富国强兵”的能力，但却让小民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保障。 反观曹操的屯田兵，兵户，确实不存在以上的问题。 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 “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 两相对比就可以发现，袁绍的“宽”，本质上是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统治，并不追求人身控制的极致，这也就使得袁氏统治下的百姓，生活在一种相当于宽松、可承受的压迫之下，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百姓们“德之”，甚至如丧考妣的原因所在。 三 袁曹的统治分别，在《三国志·崔琰传》中的一段争论中可见一斑：
曹操领冀州牧之后，任命崔琰为冀州别驾，对他说，昨天检查户籍，发现能够筛选出三十万兵户，果然是大州啊。崔琰回复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二袁兄弟操戈，冀州百姓死伤遍地，没听到你这个王师代表的仁义之声，存问风俗、救民水火，反而算计着动员兵马，把这事儿当做第一位的事儿，这难道是冀州百姓对你的期望吗？ 曹操听罢，改变态度承认错误，当时宾客全都趴在地上，惊恐失色。 这里重点展示的是崔琰的“方正”，但如果对比下数字，官渡之战，袁氏南下总兵力不过十万，渡黄河者也不过五万人，这还得包含幽州、青州之兵，而整个冀州，按照曹操的算法，能有三十万兵，说明袁绍自始至终没有极限动员，哪怕全是冀州出来的，也不过动员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略同于袁谭在青州收缴赋税的比例，也就意味着，袁谭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昏庸，而是在执行他父亲既定的“轻徭薄赋”的路线，说得俗一点，还想“过日子”。 而曹操虽然改容谢崔琰，旁人宾客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不但要“失色”，还要“伏”，也就是趴在地上，可见对曹操的恐惧，在他们的眼里，曹操就是个杀神、暴君，他解决贫富不平等的方法就是不管你是贫弱者还是富裕者，全都给我当屯田兵去，这样就没有不平等了。 当然，造成袁曹政治区别的根本不是性格不同或是儒法之别。 最重要的原因是袁绍占据了能够动员三十万甲兵的“大州”，而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也就是颍川郡却是董卓之乱以来，屡屡经历兵祸的残破地域，本身就得自黄巾军余党，原有的社会组织损失殆尽。 见《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荀彧记载：
董卓之乱时，同郡人韩融带领宗亲1000多家，在密县西边的山中避难，荀彧对他们说，颍川是四战之地，打起来就是战场，密县虽然小而坚固，却不足以抵御大难，最好早点躲避，同乡们往往眷恋故土不走，赶上韩馥派人迎接老乡避难，荀彧就带着宗族去冀州了，留下的同乡，多数被李傕所杀。 颍川是如此，汝南大郡也是如此，见《三国志·满宠传》：
在袁绍最强大的时候，汝南的门生宾客很难管制，曹操就派满宠为汝南太守，而这位太守的治理方式也很简单，招募了服从自己的五百人，直接进攻二十多家坞堡，又骗还没投降的首领来见面，又杀了十几个，得到了户口两万、兵马两千，都让他们去种地。 注意，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汝南一郡有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口。 满宠一番杀戮，得到的户口只有2万，也就是太平时代的1/20，兵则是口数1/1050。 正因为曹操集团的本钱，自一开始就比不了袁绍集团，后者可以三丁抽一，而曹操却只能奔着全民皆兵去，否则连活都活不下去，当然，这还要感谢许昌周边特殊的环境，经过各路势力的扫荡，他可以有人、有牛、有田来实行他的屯田兵制。 那么，是不是因为袁绍的“宽”，所以腐败问题严重，而曹操集团“严”，就不严重呢？ 四 恐怕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史书所见袁绍集团的聚敛，是“在职势者”，曹操一方的亲戚故旧，一样不缺贪鄙之徒，且往往被曹操所包庇、纵容。 比如曹洪，见《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曹洪豪富吝啬，曹丕借钱都不给，就以他的“客”犯法的名义，想处死曹洪。 《魏略》中记载杨沛事迹时说：
杨沛只是一个长社县令，因曹洪的宾客不服从朝廷征调，先被打断了脚，又被杀掉，曹操由此认为他是能吏。 后来，曹操任命杨沛为魏国都城邺县令，没等到任，军中的豪强曹洪、刘勋都害怕他的名声，让家中子弟行为检点，不要犯到他手里。 可见，曹洪的宾客不法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东汉一直横行到了曹魏，而另一个刘勋，在《三国志·司马芝传》有出场，说他是：
刘勋一样的是仗着和曹操的私人关系，纵容宾客子弟犯法，还亲自写信给太守疏通、求情。 类似的还有丁斐，见《魏略》记载：
丁谧是日后曹魏大将军曹爽的党羽，他的父亲丁斐和曹操是同乡，俩人关系极好，而丁斐特别贪财，屡屡索贿犯法，反而每次都被曹操原谅，后来因为家里牛瘦，直接把官牛换了，被下狱后，曹操仍旧放出，官复原职。 由此可见，曹操和袁绍对于自己的亲旧勋戚，根本不会以“法术治之”，只要个人关系到位，贪赃枉法还是宾客横行，都是小事，但是对于这个交往圈之外的人，则动辄以律令为准绳来打击。 故此，袁绍集团曾经任用过，又被曹操留用的冀州士人，往往是以“重法度”或“多权略”知名，这种干部任用思路，在袁尚时代，也无区别，他所任用的主簿巨鹿李孚，敢于在曹操万军围城之际，化妆直入城中，而不被识破。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袁绍和曹操集团的“治道”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用“人治”、“交情”来治“左右”，用“律令”、“刑杀”来治“天下”，细节的区别，则表现在执行的程度上。 袁氏集团地大人众，且亲旧众多，所以不吝于放松执行来纾解百姓的负担，而曹操集团则是锱铢必较，力求将治下百姓的每一滴民脂民膏都吸入囊中。 仅此而已。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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