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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喜欢上了写喝酒与某某密码之类的东西，之前写了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北宋灭亡的密码，效果还不错，获得了头条“文旅发现官”这样一个惊天大奖，也头一次当上了官；后面又写了一篇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与大唐由盛转衰的密码，这次效果就差了点，头条君死活不给推，没办法。怎么说呢？总之这在头条写文章的事情，还真不能强求，有时候真跟写得好不好没关系，关键还在幸运女神有没有照顾到你。 今天我又想写一篇关于一首与酒有关的诗词，最好他还能和某个历史瞬间的密码有关系。因为今年的中秋节快到了嘛，所以我就把眼光盯在了关于中秋的诗词上。要找一首什么诗词呢？又有什么诗词是和喝酒相关，又兼顾中秋的呢？说起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东坡居士的那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了，这首词不但里面有酒，它还是古今第一大学士写出来的词，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今第一中秋词令，大概持有异议的人不会太多吧。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一、爱酒的苏轼和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公元1074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北宋最著名的文青苏轼来到了山东诸城（那时候叫密州）。 在这一时期里，苏轼的日子其实不是太好过，因为当时掌权的人叫王安石，就是那个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发起者，而苏轼又恰好与王安石不是一路人，王安石撺掇着宋神宗进行变法，而苏轼却不太同意改变现状，他认为北宋朝廷当时的政策什么的都挺好，不需要改变。 王安石当时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深得宋神宗的欢心。那么，和王安石做对的人就没有太好的结果了，苏轼就是这批人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其实，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开始是比较赞成变一变的，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两兄弟突然在王安石背后发难，支持另一位大牛司马光的主张，极力反对变法。为了比较彻底的反对变法，苏轼明确表达了与王安石政见的不一致，并与弟弟苏辙一道，请求朝廷将他们调离京城汴梁，外放为官，以表示与王安石之流划清界限，不再往来。  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文豪家族。（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王安石也是个明白人，既然你不同意变法，那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既然如此想出去，那你们就出去吧。于是，在王安石的主持下，一道道调令将苏轼放在北宋国土上来回折腾。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感情很好，苏轼在被折腾期间也屡次向朝廷表达过想离弟弟近一点的愿望，但你让当权者不舒服了，当权者又岂能让你太舒服。于是，苏轼和弟弟相聚的这点愿望一直没有被满足，直至1074年，朝廷又把他调到了密州（也就是山东诸城）。 从1074年到107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虽然他已经被踢出了北宋王朝的权力中心，但他仍旧是个地厅级干部，可是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算到1076年，苏轼已经有七年时间没有与自己的亲弟弟苏辙见过面了。  网友们做的地图，苏轼一生的贬谪轨迹。（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1076年的中秋节当天，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洁白的月光如水银泻地般倾洒在密州太守的属地上。这一晚，仰望头顶的这轮圆月，酷爱饮酒的苏大学士又稍微多饮了些酒。饮酒多了点的时候，自然就更加容易勾起无数的遐思，这胡思乱想之下，再加上酒精的催发，苏轼马上又想起了与自己已分别长达七年之久的弟弟苏辙。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多少会有点心情压抑，要发表下情感也顶多就是一句“我他么的太心酸了”，可苏轼不是一般人，他是这块土地上五千年你都难得一见的大文豪，所以，他必须要有所表示，于是，乘着酒兴，面对浩瀚的苍穹和光洁的月光，苏大学士提笔挥毫，片刻之间，一首传诵千古的中秋名篇就此出炉，词曰：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同样是问天，苏轼的问法显得更加大度洒脱一点，屈原大夫的就更具有疑惑性些。（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这首词除了前面的小序表达了对兄弟“苏子由”的想念外，其余地方没有一句直面这种思念之情。词人采取了一种极其豁达、广博、乐观的态度表达心中的思绪，他借着酒力举起酒杯问起了苍天，一如当年屈原大夫的“九问”苍穹，只是，词人苏轼的心境和诗人屈原的心态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苏轼也有一种对自己身处的境遇的疑惑和迷茫，但他终究还是自己给了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解答。 苏轼在无比浩瀚的宇宙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很难彻底圆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自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实在不行，我们兄弟俩不还共着这天下唯一的一轮明月在对月酌酒吗？尽管仕途失意，亲朋离散，有时候自己还会显得有一些消极，可是，人总是要往前走往上看的，极其浪漫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就存在于词人心底深处。 在这首词中，苏轼表达出了人世间悲苦境遇下的怡然自得，他给当时和后世的人展现出了他空前绝后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千古难得的精神，千百年来，中国人总能在落魄的情况下找到自己乐观生活的含义，再不济，我们也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是吗？所以，这一首词直接奠定了它在中秋诗歌上的历史地位，我们把它评价为中秋词令千古第一，可谓是实至名归的。  千百年来，多少中华儿女被这一句诗词所温暖啊。（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效果 看了这个标题，各位看官多少会感觉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想法，怎么回事?苏大学士写《水调歌头》和王安石变法失败有个毛线的关系啊！你怎么把这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拉在一起说呢。 我要说的是，大家别急，我慢慢写，你慢慢看，或许到时候你也同意了呢？ 公元1069年，北宋王朝熙宁二年，在宋神宗赵顼（虚音）的强力支持和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力反对下，北宋著名文人、杰出政治家王安石面对北宋王朝日益腐朽、冗兵冗员不断加剧、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局面，正式开始了他的变法行动，因为这次变法起始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以也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可惜，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在我们这些后世人看来，王安石此次变法是相当具备可行性的。它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根本目的，以财政和军事为中心，全面改革王朝之中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是可以和前朝的“商鞅变法”、后世的“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三大变法之一。 从效果上看，王安石变法也是有着卓著的成效的。从1069年开始，到1085年结束，王安石变法在短短的16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得中央财政终于有钱可用，军事上也敢于与北方游牧民族直面了，同时他对怠政懒政的官员体系也有一定的冲击，客观上也缓解了冗兵冗员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矛盾。 当然，变法中也存在一些操作不当的情况，比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的推行就是这样。这两个政策开始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在后来的推行过程中，青苗法变成了地方官炫耀政绩的民间高利贷，而保马法则变成了牧马于民的“苛政”，越到后来，变法中的一些弊端就越来越显现了出来，日到导致官民一体反对，尤其是遭受到了大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因为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要瓜分他们之前的利益），所以，当正值壮年很想有所作为的宋神宗于1085年过世后，王安石变法的强力后援就再也没有了，很快，变法也从之前的轰轰烈烈变成了之后的无疾而终。  王安石变法的举措，实际上每一个都切中要害，可惜操作不当。（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事实上，王安石本人下台更早，他早在1076年就被迫交出相位，不过当时宋神宗还在世，有他的强力支持，王安石的继任者才有机会将变法继续下去，不过当时针走到1085年，这次变法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真的藏着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密码 我把结论先摆出来吧，即：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王安石是个仁慈的人。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看看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其他两次大规模的改革的情况。  王安石是一个大写的儒者，他缺乏法家的一些霹雳手段。（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前一次是“商鞅变法”。商鞅是公认的取得巨大的改革成果的一位伟大改革家，在他的改革之下，处于西部穷困落后地区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西方大国，进而在战国七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最终统一六合、扫清八荒，成功的奠定了后世中华大国的原始版图。商鞅是怎么做的呢？他不只有“城门立木”地取信于民的智慧，最主要的是他在面对秦国守旧势力的攻击，他能够依仗着秦孝公给予的权柄进行强力地镇压，真正做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当时的秦国人很多讽刺商鞅的说法，其中就有一条说他“刻薄寡恩”，可这种刻薄寡恩最终成功了，虽然最后商鞅依旧被旧势力车裂了，但他所巩固下来的改革方针依然在秦国土地上稳固地存在着，直至秦始皇荡平天下。 后一次是“张居正改革”。这位晚明时期的顶级大牛当时遭遇到了和王安石所在时期差不太多的问题，官员体系日益腐朽没落，懒政怠政的情况屡见不鲜，朝廷开支左支右绌，赋税几乎收不上来，土地被大规模的集中到了朱姓藩王和各级权贵们的手里，军纪涣散，吏治疏忽，再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大明王朝这艘破船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张居正上台后，被任命为首辅、内阁首席大学士，他将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维权之下，从整治吏治的“考成法”出发，全面肃清大明朝廷内外的懒散特质，提高官员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进而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再从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各个方面全面革新大明体系。最终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将大明这艘破船拉上正轨，使得万历皇帝的前十年时间成为了晚明时期的最后一抹余晖。在这期间，大明王朝内外威服、国力强盛，以至于张居正死后还强悍了几十年时间。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张居正改革时，对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比较残酷的镇压，他与大太监冯保联手，将朝堂内外所有敌对势力均死命地踩在了脚底下，甚至还不惜对阻碍改革的“心学”大佬何心隐祭出屠刀，以全力推进自己的改革措施。后来，名臣海瑞还对张居正有一个评价，说他“精于谋国，拙于谋身”，实话说还是挺老到的，但拙则拙矣，刻薄就刻薄吧，换来的却是改革成效，国运昌盛，张居正也是值了。 而我们反观王安石，他就是谦谦君子一个，凡事讲究中庸和合，哪怕政敌骑到他头上，依然礼待如故，不害不杀。王安石的背后是宋神宗，这是一个有着很大抱负的皇帝，不然他也不会冒着与自己母亲一派作对的危险，公然大力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可是王安石呢？这个比较纯粹的文人宰相还是秉持了他文人的柔和。你反对我是吧，那好，你给我走开，我给你安排一个外地做官的机会；你骂我是吧，阻挠改革是吧，那行，你不要做官了，你给我回去吧，我拿钱养着你，还我的人来做……，如此种种，反对变法的势力被比较大规模的派往地方任职，朝堂内外抗议改革的声音从来没有断绝过，而王安石显然也没有太多办法，他不忍心得罪士大夫集体，决心要做一个仁慈善良的人。 像苏轼这种前面支持变法，后来又反对变法的骑墙派人士，王安石的做法就是将苏轼贬谪出京，仍然让他在北宋的土地上到处为官，执掌一地大权（比如密州太守），而且，还给了苏轼他们足够的言论自由，写什么都可以，甚至公然骂他都无所谓，即使是想和弟弟一起密谋些什么，苏轼依旧可以向朝廷表达自己的夙愿，尽管没有被允许，但还是给予了她相当的自由和较为可以的生活待遇，哪怕他有“此事古难全”的悲伤，最终还能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王安石自己也显得非常懦弱，在反对声中，他居然罢官而去，留下一堆烂摊子交给继任者处理，那么，他的变法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的君子作为最终是熙宁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酒是古人诗词里的最大借力之一，有人借酒消愁，有人借酒言志，而有人还会借酒干预国家大事，苏轼的“把酒问青天”表面上看是表达自己思亲情绪的手段，往深了看，其实他是在对变法的那一派表达着自己的不屑和不满，并从文化层面上进行抨击和抗议。 而被他强烈反对着的王安石就历史上的最大老好人之一，他的改革尽管触动了士大夫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他在身后还是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士大夫们还是愿意称呼他为“王相公”，对他个人的品德也是赞誉有加。但是这些赞誉对于变法本身却是毫无益处，旧有势力仗着你不敢拿他怎么样，便肆意攻讦，阻挠变法。 于是，王安石空得了一身之名，却毁了一国中兴之运，以致短短几十年之后便有了靖康之耻，徽钦二帝“成功”北狩，中原人民一度生灵涂炭，华夏文明遭遇到了上一个千年的巨大哀伤，着实是有些可悲可叹！ 最后说一句，自称为“雄文”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各位看官切勿相信，可以随时对我的作品进行抨击，谢谢。  靖康之耻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一千年后的晚清局势，这个祸根王安石有责任。（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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