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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译自温斯顿·丘吉尔的《伟大的当代人》（Great Contemporaries），冯克利 译，London: The Reprint society, 1941, 第79—94页。
约翰·莫利（John Morley）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在著名的维多利亚一朝治下长大和成熟，那是一个长期和平、繁荣和进步的时代，是不列颠的安东尼时代。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人不理解为什么它没有早点开始，或者为什么它还要结束。法国革命已归于沉寂，拿破仑战争也终止于滑铁卢；英国海军沐浴着特拉法加不竭的恩泽，全世界的海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那敦实的力量。伦敦城及其金本位主宰着世界金融。蒸汽使人类的力量倍增，兰开夏成了牢不可破的棉都；在这个岛国，到处都可以看到铁路、新发明、无与伦比的优质煤供应；人口增长；财富增加；生活成本下降；劳工阶层的条件随着他们数量的扩张而改善。
注：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 英国人确信他们已经为生活的物质问题找到了圆满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政治原则经受了各种考验。现在需要的只是更全面地运用它们。媒体和人身自由，贸易自由，选举权的扩大，代议政府和议会制度的完善，特权和滥权的清除，是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所有这些都将以和平、合宪的方式实现。政治家、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都怀着希望和乐观前行，他们确信形势大好，一切都会更好。任务鼓舞人心，风险很小。在这片“从判例到判例，自由慢慢向下扩展”的土地上，为一位活跃的激进改革家留出了用武之地。他不必害怕独裁权力的镇压，也无须担心革命成功的暴力。人世间似乎摆脱了野蛮、迷信、贵族暴政和王朝战争。有争议的话题很多，但没有一个会影响到国家的生活或基础。一个多样化的精英社会，在外部形式上谨守严格的传统道德，发展着它自己的教养，并且将它的礼仪向更广大的国民扩散。安全感，对迅速开启的进步道路的骄傲，坚信政治智慧和公民美德会得到无尽福祉的回报，这些是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行动所公认的基础。我们能怀疑吗？每一次进步都有接踵而至的好处：选举权越扩大，国家越稳定；税收越少，国库越丰盈；货物进入这个岛国越自由，从海外获得的市场就越多、越丰饶。那时，过朴素的生活，在财富的阳光下端庄地散步，躲开外部冒险，避免难以脱身的义务，让政府厉行节约，释放国内人民的才华，让财富的果实落入人民的口袋，让职业生涯广泛自由地向每个阶层有才干的人开放，条条道路都有清楚的标识，是很容易踏入的坦途，走上这些道路即明智又令人愉快。莫利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精神之子。他蹲在莫利身边，用他的智慧哺育了他。他在 1907 年印度预算案演讲中说，“在我对政治原则的观点中，我的联盟领袖是密尔先生。他是智慧和人性的一盏伟大而仁慈的明灯，我和其他人用这盏灯点燃了我们谦卑的小蜡烛。”当我第一次看到约翰·莫利先生谦卑的“小蜡烛”时，对我而言它已经成为一道非常明亮的光束。我欣赏它，但并不想借用它的光芒。我走到足够近，在它的光下阅读，感受着它那舒心、亲切、愉悦的暖意。从1896 年起，我开始与他会面，享受他的友情。罗斯伯里的交谈常常更令人难忘；亚瑟·贝尔福总是更随和，更鼓舞人心；张伯伦更加威严有力，但莫利的谈话里有一种充实而积极的品质，他对警句和戏剧性语言的灵活运用，在我聆听过的这四位最令人愉悦、最杰出的人中间，他不输给任何一个。他的神态举止令人着迷。他在私人谈话中的技巧是理解对立的观点，既坚持自己的看法，又以充分的同情和耐心对待它，以至听的人常常认为他们自己与他意见一致，至少尚存的分歧很小，或者不是决定性的。有时候这引起失望；因为莫利虽然在谈话中灵活优雅地围绕着自己的观点打转，向另一方发出他的致意和旧式战争的轻松赞美，但他总是返回自己的营垒去睡觉。
注：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政治思想家、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著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等。
作为演说家，不管是在议会还是公共讲台上，莫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措辞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品质。他喜爱华丽的辞藻，也喜爱独特的用语，他的演说中，有许多段落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不难猜想，他在确定的场合要比在动态的辩论中表现更好。他为不得人心的目标辩护的勇气和真诚，为他赢得了议会的尊重。他的才智和品格得到各方赞赏。我年轻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纪，他的活力在长时间演说的压力下消退了，那时他面临着失去议会支持的危险。但我清楚地记得1901 年他激烈谴责布尔战争的动人言辞。“血流掉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女性成了寡妇，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父亲。人们的辛勤劳作和技能所积累的千百万的财富被丢进深渊……1.5 亿英镑的支出,带来的是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罄竹难书的破坏，没有消除的和长期难以抑制的种族敌意，和无比艰难的政治重建任务，以及无须我赘言的其他一些战争后果。我认为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一场毫无理性、愚不可及的战争，一场伤害得不到补偿、错误无法弥补的战争。”然而，我们注定会看到一个比他的预见更好的结果，并且为之共同奋斗。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的政府于1905 年12月组成时，我敢说，他曾想担任外交大臣。在那次直到新年才举行的大选之前，我去印度事务部那间虽小但装饰华丽的圆形房间去见他，我看到他情绪低落。他说，“我在这里就像呆在一座镀金的宝塔里一样。”他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没什么指望。他有长期的失败经历，培养不出乐观的希望。他说到保守党对英国具有的天生力量。我对他说着鼓励的话。“这将是一次赢得压倒多数的选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结果真是如此。在印度事务部，他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几年后，他草拟了关于印度代议政府的第一份温和提议，今称《莫利—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作为爱尔兰自治的狂热信徒，却又宣称敌视任何“印度自治”的设想，对此他没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感觉。他一反常态地挑战在这个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在一次动人的演讲中，他警告自己的支持者，把他所赞成的爱尔兰和南非原则适用于广袤的印度是危险的。“我知道有一派观点认为，我们也许应该理智地退出印度，印度人可以比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任何人，只要他想象一下无政府状态和血腥的混乱，他就会摒弃那个险恶的决定。”还有：“当你透过茫茫暗夜，听到屠杀与混乱引起的阴沉的咆哮和尖叫时，你就会听到你的心在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责备你。”他的所有思想和见解都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但时代已变，我活着看到了保守党魁首纷纷走上激进的莫利害怕踏上的道路。只有时间能证明他的担心是否毫无根据。（注：丘吉尔的这部著作发表于1937年）他的文学产出非常丰盛。他以笔耕谋生。他讨论“妥协”的名著，有好多年一直是自由党青年人的指南。他坚持认为，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对于每一种信条和制度，都有义务做出独立的个人判断，在那些极权邪说当道的日子,这是一剂健康的补药。他是令人畏惧的批评家和评论员。他编辑了“十二名英国政治家”（Twelve English Statesmen）系列，罗斯伯里的《皮特》即为其一。在对这部作品的一致赞扬声中，莫利的评论奏响了一个不和谐音：“没有比它读来更愉快，或写得更聪明的了，尽管它有点凝重，部分原因是滥用本体论的名词，部分原因是他有太大的欲望，不但突出作者的意图，而且还有他的意见。”尖刻！另一个更大的系列是“英国文人”（English Men of Letters），他本人为此贡献了《柏克》（Burke）。他很享受与家父的友情，这使他对我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Lif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校样格外热心。像罗斯伯里伯爵一样，他对这本传记有浓厚的兴趣。我有一个文件夹里放着他的一些极富教益的长信，用他那漂亮的字体写成，都是有关的评论和建议。在每一个精挑细选的现代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摆放着他本人的一长串著作。他的《格莱斯顿传》（Life of Mr. Gladstone）不仅是一部杰出的传记，也是关于爱尔兰自治法案之争最权威的当代记录，所以它不仅在我们的文学上，也在我们的史学中享有不朽的地位。他的《克伦威尔》（Cromwell）、《科布登》（Cobden）和《沃波尔》（Walpole）也都是精品。他深入研究过百科全书派及其预示的大革命时期的现代法国历史。摩根将军（John H. Morgan）在他中肯的悼念文章中说，《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是，并且也许一直是英语作品中最深刻、最具同情心、信息最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位作者还说，“他的风格朴实无华。优雅胜过魅力；它光芒四射，但从不发热……。在我们伟大的散文作家中，他是最客观的。”的确，他在辩论中允许自己运用的色彩，只会很有节制地用于他的写作。他和我父亲一样相信英国人民。有一天我向他提到，伦道夫勋爵说过“我从来不害怕英国的民主，”“要相信人民”，我说我就是听着这话长大的。他说：“哦，太对了。英国工人不像我所了解法国'红党’那样是逻辑学家。他们不想什么新制度，只想在这个制度下得到更公正的对待。”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从 1908 年起，我在内阁中的座位就在他旁边。这是六年时间从未间断、令人兴奋的近距离友好接触！在这个激烈政争的时期，一周又一周，经常一周数次，我们并肩面对国家、党内、人事的麻烦和事务。内阁里邻座的人如果是朋友，他们会有相互信任的天然倾向，尤其是对他们的同事及其表现这类事情上。他们会交头接耳，相互传递匆匆写下的评论。他们从同一个角度审视会议的场景；在个人关系上他们会更加互相扶持。对我而言，约翰·莫利一向是个令人着迷的同伴，他连接着过去，是家父的朋友和同辈，伟大原则的代表，历史性争议的参与者，散文大师，注重实际的学者，身兼政治家和作家，在几乎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话题上，他都储备了广博的知识。我有幸跨越 35 岁的年龄差距，在接踵而至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中，平等地与他商讨和协调行动。如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人了。在英国政坛上确实看不到他们了。民主的潮流和战争火山的爆发，已经将海岸一扫而光。我看不到有任何人物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政治家，或是让人回想起他们。一个兰开夏的小伙子，一个布莱克本无钱无势的医生的儿子，要迎头痛击那个时代贵族的主导地位，需要每一件智力武器，需要最高超的人脉关系，需要学识、礼节、尊严和顽强所能赋予的一切品质。现如今，按莫利辛辣的评论，当“谁也不比别人差，甚至更优秀”时，什么事情都能办到。特权阶层已经失去领导权，但还没有为卓越人物所继承。我们进入了大众影响占上风的时代。空缺了若干年的基座现已拆除。然而，世界还在前进；而且前进得那么快，以至只有少数人来得及问一声去往何方。回复这些少数人的只有巴别塔。但是，在约翰·莫利的全盛时期，道路是清楚而自觉的，纷争也没有大到超出人的控制。1910 年，我这位朋友开始感到年龄的压力。他当时已过 70岁，印度事务部成了他不易承受的负担。他把这种感受私下告诉了阿斯奎斯。阿斯奎斯无疑知道莫利和格雷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总之他同意了。听到这事后我很伤心，于是给首相写了下面这封信： 谨就一件阁下可能认为在我职权之外的事务，谦卑地致信阁下。 昨天与莫利交谈，我感到他心中明显有一种被轻易丢弃的失落感。对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然会非常恼火，我将此告诉阁下，他肯定更为生气。但是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强烈主张莫利在这个阶段完全离开政府会对我们非常不利，还因为我对他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在内阁会议上坐在他旁边让我深感自豪。 他昨天说的话让我相信，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在某个没有行政职责的重要部门保留他的职务。这个部门此时还有空缺；因为克鲁不仅是殖民事务大臣，还是掌玺大臣。因此，我恭敬而真诚地斗胆建议阁下邀请莫利留在我们中间，给他的职位既可使他摆脱对他而言非常沉重的行政负担，同时又以一种有效而特别的方式将他纳入阁下的政府。如果阁下能提供这样一个职位，内阁将免于承受顾问和才华两方面的重大损失。 另外，今天上午我见到财政大臣，他授权我转告阁下，“他认为莫利此时完全离开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我就此事致信阁下绝无冒犯之意。我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事情的重要性和我对阁下政府成功的期盼。无论如何不要让莫利知道我给您写信。几周后，我愉快地看到了这次调动的实现，尽管是通过一个稍有不同的方法，我尊敬的伙伴作为枢密院议长，继续坐在我旁边的老位子上。大战（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莫利的政治生活。他死后 5 年，也是大战爆发后 15年，他的文稿执行人公开的《辞职备忘录》，是一份引人入胜的文件，而且具有持久的历史意义。它的特点是对日期和事件顺序的记述十分含糊不清。当然，它是一份片面的个人记录。尽管如此，它对英国内阁内部那次大战危机的描述真实而生动，不逊于任何已有或将有的描述。一切尽在其中，这些精心选择、编排妥当的片段，相比出自无数人的那些严谨准确、卷帙浩繁的完整记述，是了解真相更好的指南。莫利的风格吸引着厌倦了陈词滥调的眼睛，他部分有意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意识地揭示了与大战所意味的过去的决裂，也暴露出他本人在理解现代世界的崭新规模和暴力方面的无能。通过与他亲密无间的接触和友谊，我见证了大战对这个政治家的可怕影响。他比当时在世的所有人都更能代表维多利亚时代和格莱斯顿的传统。我发现身旁这个人仍然沉湎于一个远离可怕现实的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历史感不是向导，反而成了障碍。回顾克里米亚战争、1866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以为涉及它们的宣言或进程的任何政治反应现在会再来一遍，这样的想法纯属徒劳。我们面临的事情，是人类全部经验中绝无仅有或史无前例的。这一可怕而又可恶的事件，已经被人们悄声谈论了很长时间，正在真正降临到我们头上。所有的强敌都在进行动员。1200万到 1400万名战士正披上铠甲，举起致命的武器，通过每一条公路和铁路，奔向早就指好的目标。莫利坚持中立立场，当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而是——在我看来——以致命的时间代价。他沉溺于和谈、自由主义的命运和党派形势的想法。他穷其一生，在议会、选区、国民头脑中树起反战的屏障。所有这些舆论的城墙当然不会一起坍塌。他已年老体弱，但在这间内阁办公室之外，不是还有激进民主派强大而猛烈的力量，足以迎头痛击正在横扫欧洲、甚至感染了最初由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亲自组建的自由党政府的那种疯狂吗？另一方面，我的责任是确保不管发生或没有发生什么，英国舰队都会做好准备，及时出现在合适的位置。这涉及要求内阁在认为适当的时机逐步采取某些措施。于是在那个烈焰灼人的一周，我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坐在一起。内阁的多数赞成让法国、德国和其他大小国家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莫利则发现他被一帮人看成了领袖。但问题阴云密布，错综复杂，有比利时和对条约的信任，有不设防的法国海岸线和“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德国舰队有可能炮轰加莱，而法国的战舰，作为与我们达成默契的结果，则驻守在地中海。莫利既不教条也不狂热。“家门口”的理由对他起了作用，也说服了内阁。只有约翰·彭斯（John Burns）反对，为此辞了职。内阁一致同意应当告诉德国人，我们不允许他们进入英吉利海峡。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从那一刻起，莫利也开始情不自禁地一路走到底。那一周慢慢过去。英国舰队悄悄驶入北方基地。内阁批准了“预警期”措施。“那些日子里，”莫利写道，“有一天温斯顿在我身边坐下，我拍了拍他肩膀：'温斯顿，我们到底还是打败了你。’他开心地笑了。O pectora caeca !（拉丁文，大意：唉，人心是多么盲目啊！）”但是，他要打败的不是我，而是三国同盟咆哮向前引起的旋风、雪崩、地震。因此，当他后来告诉我他必须辞职时，我说如果再等两三天，一切都会变得明朗，我们的意见会完全一致。德国人会让每个人心安理得。他们会承担一切责任，打消一切疑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涌过卢森堡，接近比利时边境。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回头或转向。他们已经出动了，现在灾难迫在眉睫，并且确定无疑，这会说服大英帝国，让它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他们现在停不下来。如果想这样做，他们会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只能继续进军，不顾边境、条约、威胁和呼吁，借助于残暴和恐怖蹂躏所到之处，直到他们遇上法国主力军，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开打。记住，所有其他人也在进军。”我提出在地图上演示形势。但他换了话题。“你也许是对的——很可能你对——但我在战争内阁不会有什么用，只会妨碍你们。如果非打不可，我们就必须抱着同舟共济的信念战斗。在这样的事上没有我的位置。”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重复说一切都会很快明朗，48小时以后，比利时，也许还有北海，将要发生的事件会让他对情况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但他依然坚持。他得体地、几乎是快乐地从我们中间退出，从未用言辞或暗示去妨碍老朋友，或是给国家增加负担。我只能猜测，如果他听从我的意见会怎么做。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国王和人民的抵抗，列日的抗争，鲁汶的恐怖，这些事对他坚定、英勇、威严的精神会有什么影响？私下里我相信，只要再等上48小时，他会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他的同胞的前列。但回首往事，我很高兴自己没能说服他。他在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作证”——不管多么无力，他举起了并无胜算的抗议和指责之手，这对于他，他的声誉，对于他所体现的伟大时代和观念都更好。教养和品质、等级制和传统、价值和礼仪的旧世界应该有它的支持者。它注定要消亡，但并不缺乏自己的旗手。最终，莫利孤身一人离开了。我试图让他警醒的那些事件带来的压力，很快给支持过他的同事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机会和借口，他们靠各种运气和不同的解释留了下来。劳合·乔治非常成功地适应了新形势，成为最不屈不挠的战争领导人、“致命一击”的支持者、无可争议的制胜大师。莫利辞职备忘录里最尖锐的指责是冲着那些畏缩不前的同事。“我怀着父爱看待的温斯顿”从来不是他的责备对象。这让我很高兴。当一个人回首漫长的、逐渐褪色的生命旅程时，在一个重大问题上与一位可敬的朋友强烈对立，却没有失去他的友谊或谅解，这可以算作一份持久的慰藉。莫利在一个辉煌的、充满希望的世界登上高位，走向晚年。他活着看到那个美好的世界分崩离析，它的希望化为泡影，它的财富付之东流。他活着看到那场可怕的浩劫，“这场可怕战争的愤怒景象”，在人类最大、最具破坏性和几乎最残暴的争斗中，各国扑向对方扭打在一起。他活着看到他为之奋斗和相信的几乎一切毁于一旦。他忍受了火与剑的大灾难，但他也活着看到他深爱的这个岛国在这场终极考验中再一次胜利崛起。他甚至活着认出了巨大的、诱人的然而神秘莫测的新的增长。在他熟知的建筑的废墟中，到处都可以见到它们正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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