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对现代艺术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忘记他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飞遍五大洲的和平鸽，现在就让我们欣赏他另一件同样富于表现力的现代艺术风格的作品——《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 本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很快就发展成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巨大威胁，一切艺术家都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人类历史关键的时刻做出自己的抉择。
当时，毕加索正应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准备为将于1938年春天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绘制装饰壁画。毕加索听到上述暴行的消息后，内心无比悲愤，立即动手创作这幅巨型油画，以抗议法西斯灭绝人寰的兽行。 毕加索
在抗议惨无人道的军事暴行方面，毕加索那位伟大的同胞戈雅的名作自然给他留下了印象。但同《1808年5月3日》相比，《格尔尼卡》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是典型的现代派绘画。他把立体主义的手法同超现实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以带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构成作品。 毕加索没有照相式地记录具体的真实场景。画面上既没有毁掉的城市也没有死难的居民，只有大量富于立体主义造型特点的象征式的形象。 
 尽管存在着不太相同的解说，尽管人们的感受也不尽一致，但那基调是明确无误的，因为绘画的形式语言发挥着它直接的艺术感染力。在毕加索精心构成的画面上，即便人们不了解前述形象的意义，也不难体味到那狂暴的意味和痛苦挣扎的效果。 毕加索巧妙地利用了形和线的组合在视觉和感官上造成的刺激。大量的交错杂乱的僵硬线条，断裂分割的形体，夸张变化的五官和表情，一眼望去就会马上引起混乱、不安、痛苦的感觉，传达出那野蛮的空袭给格尔尼卡这座城市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内在情调。 不妨回忆一下毕加索十分欣赏的法国画家安格尔那幅《大宫女》，女性躯体流利的曲线让人们感受到宁静优美的情调。两相对比就会明白纯绘画因素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更好地体会其中的奥妙，掌握它的精髓。 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意图，毕加索出人意料地处理了这幅画的色彩，他只选择了三种颜色：黑、白、灰。这些十分单纯的色彩同形和线交融在一起，通过它们在画面上的分布和穿插，加强了作品的律动感，大大突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剧性和那种严酷的意味。
 《和平鸽》 这件作品一经与公众见面，立即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响。右翼指责它，而左翼则赞美它。对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它似乎预示着欧洲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劫难的到来：“在像出现古代悲剧的这样一个黑白两色的长方形里，毕加索向我们宣告了我们的哀伤：我们所爱的一切即将消逝，因此这一切才如此需要以令人难忘的美来体现，就像倾吐最后的告别那样。”
毕加索于1881年10月25日诞生在西班牙南方的小城镇马拉加，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绘画教师，很喜欢画鸽子和丁香花。毕加索很早就显露出惊人的艺术天赋，他的父亲不久就无法再教他什么了。
      从早年起，毕加索那不安分的天性就表现了出来，他对学院的课程没什么兴趣，经常跑到普拉多美术馆去研究埃尔·格列柯等前辈画家的作品。第二年他又回到巴塞罗那，在“四猫咖啡馆”出入，同热心欧洲新艺术潮流的年轻诗人、艺术家等探讨感兴趣的问题。经过数次来往于巴黎与巴塞罗那后，毕加索日益迷恋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中那自由的艺术气氛。 1904年，毕加索决定留在巴黎。他住进了一处名叫“洗衣船”的地方，在这个年轻艺术家的集聚地，他结识了现代艺术的一些杰出代表，如诗人阿波里奈尔，画家凡·东根等。 毕加索最初的作品流露着法国画家土鲁兹一劳特列克等人影响的痕迹，但他很快就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在所谓“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的绘画作品中，毕加索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满怀深情地描绘孤苦无依的穷人、流浪的艺人。  《老犹太人》(1903年)和《丑角一家》(1905年)分别代表着这不同的时期，前者散发着凄苦的情绪，后者流露着温暖的意味。这些色调单纯优美、形象概括生动的作品开始确立了毕加索作为一名大有希望的新时代艺术家的声望。 这时，毕加索同马蒂斯等现代艺术的最初代表发现了黑人的雕刻。这种原始味的艺术以其真纯的表现，展示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神圣的传统艺术的迷人面貌，这种艺术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启发他们去追求崭新的艺术境界。1907年，毕加索完成了一幅题为《阿维侬的少女》的油画，这幅明显地流露出伊比利亚古代艺术和黑人雕刻的影响的作品，宣告了艺术史上一个重要流派立体主义的诞生。 就在这件作品发表以后，毕加索同法国大画家勃拉克共同投入了立体主义绘画的探索。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合作画画，面貌几乎难分彼此。受到他们作品的启示，一大批画家、雕刻家纷纷走上了立体主义的道路，使立体主义成为二十世纪现代美术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流派。 立体主义者从塞尚的作品和观念中获得启迪，也受到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他们彻底同文艺复兴时代确立的形体和透视的法则决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和时间，他们把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物象的不同状态，借助基本的几何形组织在画面之上，构成一种“更真实”的、相对独立的纯粹绘画的世界。 这种探索绘画本身形式结构的理性的创作态度渗透到许多当时和后来的现代艺术家的创造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艺术同立体主义是血肉相联的。《弹曼陀林的人》(1911年)、《小提琴》(1913年)、《桌上的杯子、酒瓶和报纸》(1914年)、《三位音乐家》(1912年)都是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的典型作品。 立体主义的兴起把毕加索推上了现代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地位。但是毕加索并没有局限在立体主义的范围内，他那种永远探索的精神又使他回到较为传统的世界中去。在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和安格尔等作品的影响下，他绘制了不少写实味道浓厚的女性人体作品和人像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被归入“古典时期”，属于他作品中较易为一般人接受的那一面。从《泉边的三位浴女》(1921年)和描绘自己儿子形象的《装扮成丑角的保罗》(1925年)等作品中不难对此获得一个生动的印象。 二十年代中期，毕加索结识了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领袖、诗人安德烈·布列东，从此超现实主义的因素开始渗入到他的艺术作品中。超现实主义那种对潜意识的迷恋、那种梦幻般的情调给他的绘画染上了奇特难解的色彩，他的艺术语言也变得更加流动自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留在巴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他拒绝同德国占领军合作，纳粹禁止他公开展览自己的作品，亲法西斯的文人们叫喊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有这么一件轶闻活灵活现地揭示了他那大无畏的态度，有一回，纳粹的一位官员来到了毕加索的住所，他看到桌上摆着一张《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于是问毕加索：“这是你干的吗？”毕加索立即回答他：“不，这是你们干的。”此后，对来访的德国人，毕加索总要送上一张印有《格尔尼卡》的明信片。他的许多十分阴郁的令人费解的作品就创作在这一期间，或许这是纳粹的魔影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印迹吧？1944年，毕加索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毕加索离开巴黎，迁居到法国南方的蓝色海角，生活在明丽的天地间。1947年，他又来到著名陶器之乡瓦洛里斯，全身心地投入陶器艺术的创造中去，搞出了一大批精彩的作品。这时，毕加索也积极地参加进步运动，为争取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他创作的和平鸽，成为1948年在华沙和1949年在巴黎召开的两次世界和平大会的标志。 晚年的毕加索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不断地推出绘画和雕塑的作品，如为瓦洛里斯的礼拜堂绘制的《战争与和平》(1952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的总部绘制的《伊卡洛斯的跌落》(1958年)等大型壁画；如一系列根据历代大师杰作创作的变奏曲式的作品《阿尔及耳的妇女》(1955年)、《宫娥》(1957年)、《草地上的午餐》(1960-1961年)等；如《山羊》(1950年)、《推儿童车的女子》(1950年)、《浴者》(1956一1957年)等青铜雕塑。 1961年，八十岁的毕加索同雅克琳·罗克结婚，这位女性是他最后一任妻子。他俩共同搬到离电影名城戛纳不远的穆甘，他在这儿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毕加索反复描绘画家与模特儿这个题材，1963年间，他完成了数十幅《画家与模特儿》，此外，他也以xing*爱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版画作品。 1973年4月8日，毕加索逝世于穆甘。死后法国政府为了纪念他光彩夺目的一生，在巴黎市中心建立了大规模的毕加索美术馆，陈列他一生各个时期的作品，供人们了解他丰富而又多变的艺术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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