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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 忠  近日连续看到关于古田五中的回忆文章，朋友推送来“溪畔枫叶红”公众号，从中看到许多熟悉的老师名字，以及许多关于五中关于平湖甚至端上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埋在我内心最深处的怀恋。趁着这几天从香港返京又遇北京疫情并被要求居家观察14天相对轻闲的时间，把一些久远的记忆收拾汇集一下，借此表达对母校对故乡的思念、对老师对家乡父老的感谢！马上又到父亲节了，也想做些与父亲有关的事，来表达自己一直以来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五中于我而言，不仅是初中阶段的母校，还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候的家，从孩提时代到舞勺之年，我天天生活于此成长于此。父母给我起了一个按古田话发音与五中一模一样的名字，从中显然也反映出五中于我们家不一般的意义。父亲吴连庆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古田一中工作。恰逢五中新建校，为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父亲毅然决定到乡下学校任教，从此便在那结婚生子安家落户，直到退休，一辈子都在五中工作。以校为家是父辈那一代人典型的工作态度，但对于我父亲來说不仅如此，完全把學校和家融合在一起了，因为我們生活意義上的家也就在校园里。 校园·家园 尽管我后來多次回到五中，看到过焕然一新的校园，但至今留在我印象中的仍然是我小时候的校园模样。那时的五中校门开在从平湖街到后洋村路上一个山湾的相對高处，山谷下一条水渠順湾而过，校门面向新舫村周边的田洋，十分开阔，現在门前己盖滿房子了。进入校门迎面便是一座两层青砖黛瓦木栏杆的「工字楼」，這是五中的标志性建筑，多少平湖学子都是从这里起步走向社會的。「工字楼」楼上的屋檐下悬挂着一口钟，上课下课是靠钟声来指挥的，「咚咚、咚咚、咚咚...」不断地连击二声表示上课，均勻的一声「咚、咚、咚...」表示下课。文革期間有一段時間，学校不让父亲教学，让他去敲钟，在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公社中学，让一個大学毕业生去当敲钟工人，也只有那个年代会出現这样可笑的事情。  穿过工字楼，沿着雨亭便到了一座土木結构白墻黑瓦兩层的教师宿舍楼，我的家就在二楼顶头一间。宿舍楼边上盖了一排单层的小房，其中几间給家属也在学校的老师当厨房，我們家分得一间，有房间（当时这么称呼臥室）有厨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物理形态上家的居所，父母觉得很满足了。宿舍楼前有一个长方形大水池，连着自来水管，老師和家属常在边上洗菜洗碗。使用自来水，在当时绝对是高大上了，一直是我家住学校引以为豪的地方。雨亭边上，有一排用砖和水泥砌起来的洗衣槽，那时沒有洗衣机，洗衣槽是学校给师生提供的除食堂、洗澡房和厕所之外最重要的生活设施了。大家洗衣洗菜時家长里短的闲聊，再加上茶余饭后老师们都喜歡在宿舍楼前雨亭下乘凉歇息，这里便成為校园中生活气息最浓的地方，也是我小時候覺得最热闹的地方。  与工字楼平行的是一座单层建筑，有4间教室大小的长度，我們叫「一字楼」，二间当女生宿舍，二间是教室。兩座楼之间是个标准的篮球场，也是學校开会和每天课间学生做广播体操的地方。一字楼前面是一个小操场，頂头有一个沙池，用于跳高跳远的上课和比赛。小操场边的坡下是食堂和饭厅，食堂边上就是稻田了。从工字楼到篮球场到一字楼再到食堂呈阶梯状逐步降低，占满了整个山谷，这是学校布局的主轴线。位于主轴一侧是我家所在的那幢教师宿舍楼以及半山坡上一座新盖的综合楼，一层是4间教室，二层是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另一侧是一个呈L型的大操场，虽然不太规则，但要开运动会，百米赛跑之类的项目只有在那才摆得下。估计这也是平湖最大的一片平地，成了学习骑自行车的好地方，那时自行车也稀罕，我看别人练习，很是羡慕。有一次居然看到父亲陪几个学生姐姐在大操场练自行车，那是我印象中在我小的时候父亲难得有过的轻松的画面。 我們家在学校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随着我们4个兄弟妹的长大，一间宿舍实在住不下了。父母省吃俭用想盖个房子，最终选择在校门口路边角落买了一小块地，还是沒舍得离开学校。难以想像父母是经过何等的艰辛才把房子盖成，虽然很小，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离学校只有咫尺之距，和学校生活还是完全融在一起。1988年，我和妻子在这个房子里举办了婚礼。五中见证了我的出生和结婚，是我人生中第一阶段的家园。 师长·邻居 因为家住校园里，五中的老师既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邻居，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象我父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地影响着我，教我明白事理，让我追求上进，传我技艺和知识。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很幸运，很受益，家在五中，有那么多受过良好教育为人师表的邻居！ 最熟悉的当数游孟辉老师，因为我们两家厨房挨着，那时也不讲究什么隐私，说话总是大声嚷嚷，隔壁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游老师长得微胖，总是笑眯眯的，对老师对学生都特别好，从不着急，但对自己孩子管教很严厉，时有打骂，是最早在我脑子里的严父形象，后来我才明白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培养孩子独立的意识和自食其力的本事。他家几个孩子与我们兄弟妹年龄相近，自然成为最要好的儿时伙伴，老大艳霞懂事能干，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操持家务照看弟妹，是我对女性任劳贤惠认识的来源。经常一起玩的还有李奋晟老师家的孩子，我们两家是亲戚，孩子们之间自然更亲密。可能是生活压力小些，或者是李老师夫妇的性格所致，他们家长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显得更平和更温暖，孩子们也更阳光，大姐李斌一样能干，性格开朗，她和艳霞都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姐姐。以校为家的还有李银河主任（那时学校管理机构叫革委会）、陈学敬、林忠清老师等等...。作為家长，他们的为人处事、教育子女，同样也惠及到我。生活在五中的大家庭中，各位老师和家长的修养与气質，以及他們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帮助，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满怀爱心，都构成了我成长环境中满满正能量的元素！ 五中那时有很多“单身哥”老师，就是家属没有在学校的外地老师，有許多是从福州、厦门甚至外省來任教的，当时五中教师队伍的质量水平也可由此窥见一斑。我家宿舍隔壁间住着来自上海的张光耀老师，每到假期他就把房间借给我家住，我是在他房间第一次看到《大众电影》杂志，觉得每期封面上影星大头像真是漂亮！来自福州的老师很多，教体育的唐良俊老师，他总是用福州话叫我“牛仔”；还有“矮陈”陈彤华、欧阳老师夫妇，薛老师等等。刘琦和李君华老师是来自厦门的一对夫妇，君华老师特别疼爱我，给我很多格外的关心。来自古田县城的老师也不少，比如魏治农、张家驹老师等等。平湖本地的有黄友赠老师，他是先烈后代，为人谦和温厚，还有林为秋、黄敬吾、江孟俤、王舜华、汪家让老师等等。在那个不重视知识的年代，有这么多优秀教师在五中藏龙臥虎，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在不同的岗位大放异彩。刘琦老师成为古田一中的校长，黄友赠老师当了县政协副主席。古田一中高三设文科班后，调魏治农老师去教历史课，连续两届把学生送进北大，其中一年全省文科前5名中，古田一中就占2名，魏老师是主要功臣名师之一。 五中老师中多才多艺的人很多。许良洲老师会吹笛子，讲话风趣幽默，爱逗小孩，最受孩子们欢迎；唐良俊老师会拉手风琴；曾顺言老师写着一手好毛笔字，象棋围棋样样精通，他房间常聚很多老师下棋，父亲也时常去下围棋，我总喜欢去看，不知不觉就看懂一些了，但一直沒有机会实操。上大学后才开始下围棋，一上来就是实战，居然己初通棋理，可见小时候观棋不少。刘琦老师二胡拉得好，父亲让我跟他学，可能是我太没艺术细胞了，沒坚持多久就放弃了，至今也还只会一句“八月桂花遍地香”，虽然没学会拉二胡，但可能也就是那时打下一点识谱的基础，这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音乐元素了。 初中·中考 1976年是个大悲剧的年头，唐山又发生了大地震。我就是在这么一片悲痛纷乱的時候上了初中，五中从家园成了母校。 我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陈淑琴老师，她在班上強調纪律时很严厉，在课外找学生谈话時又象慈母。这一年沒有什麼读书的印象，反而是不少捣蛋的事记忆犹新。初中生正是贪玩年龄，在课上讲话做小动作那是家常便飯，调皮的同学甚至还敢欺负脾气好的女老师，记得有一次也不知是谁把扫帚放在教室门上，教英语的李君华老师推门进来上课，扫帚砸在了头上，把李老师和班主任都气得夠呛。我那時也处在逆反年纪，与同是学校子弟的祝晓连、祝晓雄兄弟俩一起交结了几个很要好的「玩耍帮」，天天在街上瞎逛，晚上一起打拳头练功夫，还時常挖了这家红薯，摘了那家黄瓜，甚至把果园里沒成熟的桃子摘了互相打战，惹了不少事，把父母气得恨不得要打我（从來沒挨过父母打但挨骂不少）。初一是我至今为止玩得最野最嗨的一年。 1977年升到初二（3）班，张家驹老师当班主任，他教语文，平時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上课则非常流畅生动。王舜华老师教数学，课也讲得很好，很耐心。开学沒多久，报纸上传来恢復高考的消息，学校的氛圍很快就被這個消息给改变了。王舜华老师决定参加高考，给了我們一个很好的示范和引导。学校开始抓教学了，对上课纪律、学习成绩等要求严格起来了。真正从內心触动自己，让自己自觉转入读书模式的是学校组织的初二年段数学竞赛，我稀里糊塗居然得了第二名，同班女生林燕得第一名，四班的一个男生得第三名。看着贴在墙上的名次布告，第一次体验到自豪和荣誉感，老师的赞许和同学们羨慕的眼光形成強大的动力把我的兴奋点从贪玩转移到学习上，当然，更主要是生活所迫，那个年代找到一個饭碗是很困難的，农民孩子中学毕业，大部分还是回家种田，父母有工作的，就希望將來父母退休后「頂替」。恢復高考，读书似乎又可以是一条出路，父母敏感地感觉到了，于是就把我管得严严实实的，从此我就成了一個好孩子了。 记不住学期中什么時候，福建省确定1978年举行中考，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中考，这对于我们家簡直是个天大的喜訊。我家人口多多，我是老大，弟妹都小，生活非常困难。初中毕业就能参加中考，如果能考上，学习二年毕业后就有工作，就有工资收入，那就会彻底改变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所以父母毫不犹豫地决定让我报考中专，我也觉得身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也沒有想更多，只有更加努力了。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督促做作业、请人辅导、到处找课外材料，想方设法帮助我提高成绩。母亲尽其所能为我创造好一点的学习条件，不让我干一点家务，有点好吃的都先给我。从父母每天关注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他們的期待。和我們家的选择一样，几乎所有学习好的同学都报了中专。学校也给了我们最大支持，班主任张家驹老师更是无微不至，对我们管得也更严了，他跟我们一样的紧张和兴奋。 具体备考过程沒留下什麼印象，有一件事印象深刻——进考场時，发现自己跟学霸林燕坐在一张考桌上，心里着实一阵慌乱，尽管平時她就坐在我前桌，那时封建，男女生一般不说话的，男生懂事晚，还不懂欣賞女同学的美貌，但学霸是絶对吸引眼球的！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聊天时多次提起当年同桌应考，林燕总夸我大方，考试時故意让她看，说她就是不让我看，对此我一点印象都沒有，果真如此的话，应该为当年的小男孩鼓掌！中考結果全校应届只有林燕一人考上，我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父母失望，自己也很失落，好在那年古田一中高中首次面向全县招三个快班，我和四班的林斯团被选上，也算是个安慰吧。后來林燕沒有去中专，也上了一中高中快班。1978年9月，我們三人扛着被子拎着咸菜到县城古田一中当寄宿生读高中，从此离开了我的母校我的家。 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元年，此后，我的人生和整个国家一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作者简介：吴忠（1976年上五中初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香港东英金融集團主席，曾任重庆市黔江区区长、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司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理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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