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裹脚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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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像蚕一样的人，编织蚕丝一样的字。

——茧庐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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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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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散文

我的裹脚奶奶

文/荷塘青青

老家有个习俗。孩子从呱呱坠地起，逢十要大肆操办生日喜宴。有次去喝朋友小孩的十岁喜酒。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个头随他长腿的爸爸。我们这群阿姨起哄似的围着他，其中一个朋友感概地叹息道：这孩子是风吹大的。出生像只小猫咪，一晃蹭到了我们的眉眼处。

孩子是风吹大的，多么玩味又生动的语言。

我的奶奶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奶奶喜欢在脑后梳一个发髻。每次照镜子，她就会捏住自己稀疏的白发怅惘半天。半晌，翕忽着两片干瘪的嘴唇念念叨叨：唉，人啊，不经意被风吹大，又不小心地被风吹来了两鬓白霜。吹着吹着，也不知什么时候被风无情的吹成尘埃，化作泥土。

每每这时，我拿起梳子，胡乱的在她的头上比划几下，扑哧一笑，戏谑道，奶奶，你的话酸倒牙了。放心，您老是寿星公，阎王爷都是您的亲戚，何况是无形无影的风。

我的话是有据可查的。奶奶家族人长寿，平均每人都活到95岁。奶奶虽说到了耄耋之年，但耳聪目明，身子骨硬朗朗，满口好牙，没有一颗松动。冬天炒熟的蚕豆，奶奶咬得嘎嘣直响。熟识的乡人哪个不说她一准活到一百二十岁，是山里跑来的活神仙。

我话音未落，奶奶摸起桌上的梳子，朝我的手背上轻轻的拍打两下，嗔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我是你的福星。你别忘了你的婚期，还是我求主祷告来的好天气。

我莞尔。每次奶奶说不过我的时候，便会搬出我结婚的事来解围。我的婚期选定在三月的花朝节。偏是结婚的头天下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急得我和家人团团转。晚上，信奉耶稣基督教的奶奶跪在屋里祷告，求主赐予第二天是个晴朗的日子。

不知是不是奶奶的诚心感动了万能的主。翌日，艳阳高照，一派喜气，婚礼顺利进行。

可我不信什么神明的感召，更不愿用糖衣裹老太太。我故作轻描淡写的扫视一眼她的小脚，不识趣的答道：我才不屑您做我的福星呢。您就是我独一无二的裹脚奶奶。

自此，裹脚奶奶的名号不翼而飞，她成了我们家族的著名商标。

裹脚奶奶出生于民国，有一双缠了足的三寸金莲。在我们那个小镇，她算是名人。很多人不认识镇里的镇长、书记，但在街上遇见裹脚奶奶，都会自觉地、恭恭敬敬地站立一旁，低头尊称一声“老太太”。

独我婆婆不喜欢裹脚奶奶，私底下颇有微词。她常说奶奶是笑面菩萨，天下好人好事都让奶奶一人做尽了。“好人”在民间虽是个泛泛之词，但一个人能得到众人都说好的评价，着实不容易。我能听出婆婆话语中的酸味。婆婆是个旧式农村女子，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因自幼失去双亲，没有得到亲人的温暖，脾性怪癖。她十五岁嫁给了我的公公，公公比她大了足足十岁，偏偏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在月子里不幸夭折。而婆婆的婆婆中年丧夫，含辛茹苦的带大三个孩子。寡妇对孩子的爱不仅是单纯的母爱，她将对亡夫的思念与依赖一并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我婆婆的出现，让那个寡妇产生了危机感，她百般刁难婆婆。年轻不谙世事的婆婆，像一把没有使用过的钝镰刀，在不停收割生活的稻田中，禾把的汁液一点一点地溶解了最初的锈迹，她终于迎来了明亮而锋利的光芒。寡妇苍老了，独断和坚强抵抗不住时间。婆婆觊觎已久的春天来了。她少女时期的梦幻，如同一朵南瓜花开在了藤蔓上，遇上了好的天气，眼下花蒂之处结出了硕大的瓜。她要当家做主，要家里每个人都顺从她，自然包括她儿子娶进门的媳妇。

婚后，我像所有出嫁的农村女人一样，住进了夫家。外子家世代务农，或许是原本捉襟见肘的家里陡然多了我的缘故，掌管一家生活经济脉搏的婆婆，自我进门以来，从没给我好脸色看。她每天阴沉着老脸，冷冰冰的目光尾随我，如针芒在背。而我在她的面前，言语举止越发的惊慌失措。

在我和外子谈婚论嫁时，早有熟知他家境况的朋友警示我，婆婆是个厉害的角色。娶进门的大儿媳结婚不到一个月，就被婆婆赶出家门。只是，彼时我已沦陷爱情当中，受其蛊惑，我坦言责怪朋友多事。朋友在一年前冲进了婚姻围城，她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诫我，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就不同了。一个女人不仅嫁给了心爱的男人，无形中也嫁给了他全部的社会关系，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我很不以为然地打断她的话。

一个不沾人间烟火，写出的文字总让我着迷的文艺女青年，怎么短短的时间内，竟被生活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呢。

我闷闷地说：怨不得贾宝玉说，女子未出嫁之前是无价的宝珠，嫁了人，这颗珠子就成了没有光彩失色的死珠子。

朋友说，按照宝玉说法，你婆婆就是一颗鱼眼睛。你不怕？

朋友的一席话，如同顽童手中的皮球冷不防地击碎了我的一扇窗户，石破天惊。

仿佛我还没来得及适应婆媳关系，孩子毫无预兆的来了。怀孕的几个月，婆婆不顾及我臃肿的身子，一意孤行地行使她高高在上的特权，吩咐我每天早起到河边清洗全家人的衣服。有一天清晨，婆婆起来卖菜，她生怕我睡晚了，遂叫醒了我，递给我满满的一篮子脏衣服。我双眼惺忪，迷迷糊糊的提着篮子走到河边。拂晓的小河，空荡荡的，寂无一人。朦胧的晓色在薄雾中努力地隐着光亮，孤寂的河水从梦靥中发出怨妇似的呜咽声。风将河面切割成无数条细流，它任性得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莽撞地推着河水冲击洗衣埠头。埠头沉默。我的手与埠头揉搓在一处，突然有种遇见了亲人的感觉。刹那间，郁积多时的抱怨和委屈如同水波一样在心头散开。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最后一件洗净的衣服扔进篮子，我的心渐渐趋于平静。提着沉重的竹篮，我慢慢地挪回家。路过小镇的街道，开门做生意的商铺老板陆陆续续地拉上了卷闸门，小摊上的锅里炸着“吱吱”的油条，油腻腻的烟与空气中的灰尘回旋，充斥着整个空间。我觉得自己的前景一片茫然。街道上的人愈来愈多了，我缓缓的行走。不知内情的路人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着我笨重的身子。他们不明白，一个有孕在身的年轻女子怎么不懂得怜惜身体，大清早跑到河边洗衣。在他们的眼里，孕妇即便享受不了家庭的关怀备至，至少应该拥有美好的早晨。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怀疑我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

几天后，不知镇里哪个好事者将此事传到了我的裹脚奶奶耳朵中。奶奶拉着我气愤地找婆婆评理。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她的三寸金莲。来到我们家门口，她胆怯的停住了脚步。倚着我们的家门，三块红石垒成的台阶，俨然一座大山挡住了裹脚奶奶的去路。她站在台阶下，大声呼喊婆婆的小名。婆婆走出屋，脸像抹了一层厚厚的秋霜，一言不发。

裹脚奶奶攥住拐杖，使劲地敲击台阶。拐杖的下端磕在石头上，一些红色碎块，四处溅起。她谴责婆婆不该让我挺着大肚子去河边洗衣服。

婆婆漠然地反诘：老太太，你管好自己吧。我的媳妇该怎么做，我心里有分寸，不劳你操心。

裹脚奶奶哑然。半晌，她深深地叹口气，好言相劝婆婆：我知道你以前受了不少委屈。但盘归盘，碟归碟，一码归一码。你也是做母亲的，有自己的女儿，能不能体谅人家做父母的心。

或许是裹脚奶奶的话戳中婆婆的心怀，她沉思片刻，撂下裹脚奶奶面无表情地进屋。

我欲搀扶裹脚奶奶上台阶。她摇手叹息道，不上去了。人老，不中用了，碍眼。

我站立在裹脚奶奶的身边，低头望见她满头凛冽的白发，如同寒天中棉地里荒废丢弃的棉花，苟延残喘。

我们两个相对无言。许久，裹脚奶奶强颜笑道：你别去责怪你婆婆，她挺不容易的。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打理，吃了一辈子的苦。好不容易煎熬到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又得张罗孩子工作，成家。一桩接一桩，没有喘气的空隙……

其实，裹脚婆婆贸贸然上门找婆婆理论前，她的心底就有了明确的结果。她清楚自己与我婆婆之间的罅隙早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她潜在的意识中，护犊心切的责任义不容辞，促使着她坚定地挺身而出。她不想也顾不了，自己的行为带来怎样的冷嘲热讽和屈辱。

裹脚奶奶说服了婆婆。婆婆在我怀孕的后期，没有再让我去河边洗衣服。有时候，我拆洗被单，她会一声不响的帮我拿到河边去清洗。

端午节来了。按照老家的习俗，节日的前后几天，嫁出去的女儿要提着粽子和糕点回娘家归宁。婆婆生育两个女儿。长女嫁到邻县，在夫家的村庄上开了一家小卖部。大姑子夫妇俩通晓人情世故，待人接物又是一等一的伶俐，他们把小卖部打理得风生水起，平时忙得两脚不沾地，更别说节日里能抽空回一趟娘家了。

那天，小姑子回娘家。婆婆看着小女儿，按捺不住想念起数月不曾谋面的大女儿。第二天早上，她敷衍地拨弄几下碗里的稀饭，放下筷子，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似的，向大家郑重宣布：今年的端午节老大没回家，我们一起去她家看看。

通往大姑子家的山路崎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三轮车。预产期快要到了，我不想节外生枝。我偷偷的拉了拉外子的衣袖，示意他拒绝婆婆。

外子望了望我，又瞄了瞄婆婆，欲言又止，陷入两难。

很多年后，我在书本中读到卡夫卡，总觉得他的身上有外子的影子。身为一家之长的老卡夫卡专横、独裁。而常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的卡夫卡，性格懦弱、忧郁。卡夫卡在文字中找到了生活的出口，外子却生活在俗世的夹缝中。父母的话已然成为外子的至理名言，根深蒂固的顺从意识潜在他的脑海中，他已经丧失了对事物的根本判断能力，一味的盲目听从父母的意见。

当我恳切的眼神再次望向他时，他故作不知，专心地扒拉碗里的稀饭。

外子与生俱来的优柔寡断刺激到我的某根神经末梢。我莫名其妙的愤然而起，挺直身子，带着一丝挑衅的眼神瞥了瞥婆婆说：你们去，我是决计不去的。

婆婆愣怔住了。从她接手寡妇的掌管大权以来，这个家庭还从未有人敢如此公然反对她。她有些恼羞成怒，脸腮抽搐，骤然变色，抛下“你不去，大家都别去”只言片语，便赌气躲进了房间，再不肯出来搭理家人。

阴霾笼罩着大家，低压的空气盛载着一触即发的火药气息。

公公素来习惯顺从婆婆的意愿，他指着我对外子低声说，你劝劝她。不是还没到生产的日子吗，让她别扫大家的兴。

懦弱的外子不敢拂父母之意，腆着脸央求我。我于心不忍，不得不屈从婆婆的意愿。婆婆多年形成的权威，兵不血刃，击败了我的第一次反抗。她傲然地走出房门，抻了抻并无皱褶的上衣。

三轮车来回颠簸，我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似乎颠换了位置。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紧紧的包裹着我。我不敢合眼，生怕我和孩子的劫难提前来临。我责怪自己平时为什么不信菩萨，或者像裹脚奶奶那样信奉主也好，不必像眼下，不知道祈求哪路神仙庇佑。胡乱想着，困意渐渐上来，我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凌晨一点多，我由梦中惊醒，身下忽地涌起了一片温热。我的心猛地一沉，明白羊水破了。我不敢声张，一动不动地，橡根木桩撂倒在床上，忐忑不安的睁着双眼，看着曙光挂上了我们的窗台。

天亮了，我侧耳聆听到婆婆房间的动静，摇醒梦中的外子，期期艾艾地说，我想去医院，孩子怕是要生产了。外子闻言，惊吓得披上衣服就闯进厨房，喊来婆婆。婆婆瞄了瞄一眼，淡淡地说：不急，生孩子又不是拉泡屎，哪有那么快。你们先去卫生院。我洗完衣服再去找你们。

外子搀着我，跌跌撞撞的直奔镇卫生院。

新来的妇产科医生，帮我检查后发现胎位不正，胎膜破了。

我注视着医生，她嘴里吐出一连串的医学术语，意味着我腹部的孩子还没准备发动攻势，羊水却过早破了。轮到我的孩子出生时，将没有羊水为他引导和润滑产道。而胎位不正，势必导致我的孩子在子宫内有缺氧窒息的危险。

我颓然瘫坐在床上。我的孩子在出生时，居然要遭遇这般艰辛和痛苦的险境。

医生紧张地喊来院长，院长面色凝重地对外子说，难产，卫生院设备简陋，送县城去吧。

院长简单的几句话，令外子六神无主。他躲闪着我的怒视，在我的面前来来回回的不停地走。初夏的江南气温适宜。我却能清晰地看见他的汗水像一把犁铧沿着他额头上的纹路飞速地开拓疆域。不大一会儿，他的头发，后背，都像是在水中浸泡捞出来，淅淅沥沥、参差不齐的汗滴一颗缀着一颗，落在医院的水泥地上，瞬间消失跆尽。

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恐惧感，被怨恨塞得满满当当的。如果不是婆婆执意去大姑子家，我们的孩子就不会遭受三轮车的颠簸，就会按照正常的花熟蒂落，平平安安的降生。

我躺在床上，觉得生活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情。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历经磨难后重逢在一起，安徒生总是以“从此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为结尾。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安徒生并没有教我们怎么去做。婚前的我，对于婆媳关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我以为自己能脱俗，不料身陷囹圄。很多时候，生活将我们化作了一把豁齿的梳子，再也无法梳理生活的日常。我不是一个宿命论。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中医的方子，怎么兑，怎么煎，早就一步步酝酿好了，交代齐全，而我只需谨遵医嘱足矣。

就在这时，原来帮我检查的妇产科医生来了。她是个有着多年接生经验的医生。那天她交接完医院事务，正准备回家，听到医院里的议论，她赶紧跑来看我（她是我同学的母亲，一直放心不下我）。她帮我重新检查胎盘，无奈地说：“来不及送县医院，孩子已经快出来了。只能就地生产，先挂一瓶催生药水吧。”外子慌忙跑回家叫婆婆。婆婆来到我身边，扭头朝外子说，你岳母都没叫来，出了事我可担待不起。听到婆婆的话，外子又急急忙忙地骑车去找母亲。支开外子后，婆婆没待两分钟，她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说：十一点了，你公公要回家，我吃了饭再来吧。

我孤独地躺在医院的房间里，手臂上的吊针，生疼生疼的，冰冷的液体，像寒冬的冰块，冷却着我仅存的体温。

中午十二点，我进了手术室。剧烈的阵痛压得我的腰宛如断成了两截，我在手术台上吸着冷气。孩子顽固的待在我的肚子里，就是不出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煎熬过去了，母亲站在身边，用干毛巾不住地擦拭我额头的汗，她俯在我的耳旁，轻声鼓励我。下午三点，医生走出手术室，问外子，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外子毫不犹豫的选择要大人，我躺在产床上气急败坏，望着门缝外的外子大吼大叫：不行，我要孩子，如果小孩有事，我饶不了你。

我的眼睛中喷射出怒火。外子低下头，不敢与我的眼神碰撞。

闻讯赶来的奶奶，不顾年岁已高，她拖着婆婆，两人一起背对着我，跪在产房中，虔诚地祷告。产房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一面是医生、护士协助我科学的分娩，一面是两个老人依赖宗教的信仰，祈求神灵的帮助。

 四点，孩子出生。奶奶兴奋得老泪纵横，她从地上爬起来，想接过护士手中的婴儿，无奈膝盖酸麻，她再次瘫倒在地。

孩子满月后，裹脚奶奶经常约我去街头开店的姑姑家玩。每次到姑姑家，她就吆喝着看铺的女人们，找她们帮我换手抱小孩。有时，趁姑姑和家人不在，她会偷偷地从货柜里摸出一把桂圆或是水果糖，悄悄的塞进裤兜。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奶奶又将糖果硬往我的兜里揣。裹脚奶奶顺手牵羊的次数多了，遭来了姑姑家人的不满，他们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总闪烁着什么。有一次回家，当裹脚奶奶剥开一粒奶糖塞进我的嘴巴时，我“噗”的一声吐出来。糖果扭动着身躯，滚进了路旁的阴沟里。裹脚奶奶怔了一下，惊讶地问：“怎么了？”

“奶奶，别拿姑姑家的东西了。人家把我们当贼防着呢。”我抱着孩子盯着脚尖说。

裹脚奶奶发愣了一会儿，说：“我疼孩子，谁都管不着。你只管吃，奶水足喂饱孩子。贼就让我当好了。这些兔崽子，忘记当年我是怎么疼爱他们的。”说着，裹脚奶奶上前扯着我返回姑姑家。当着姑姑全家人的面，裹脚奶奶把方才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奇怪的是，姑姑全家人听完之后，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他们若有所思的低下头，脸上都像染上了胭脂。

临近春节，古镇的人们开始忙着采购年货。仿佛一年的辛苦劳作，只为了一个春节。外出打工的，做生意的，都抛下赚钱的机会，纷纷往家赶。廿七是小年，我们带着孩子回娘家。母亲架起了柴火灶，院子里码着整整齐齐的劈柴，堆得像山似地连着瓦房。灶膛中的火苗跳跃着，映得厨房红彤彤。蒸千层糕，打大米粿，杀猪宰鸡，抽干水塘捉鱼，农家的男人女人没有一个歇得住。唯有小孩看热闹似的，在大人堆里蹿来蹿去。母亲往灶膛里添加柴火，笑着说：“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

以前母亲说这句话，我从未有过感觉。但这次不同以往，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迫切需要一笔钱，为我的孩子添置新年的衣服，我要让我的孩子漂漂亮亮的过一个新年。可是，钱呢？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婆婆家。在村口，我们遇见了外子的姨表姐。她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刚刚去你们家还钱，小姨说你们回娘家。我就把钱留给了小姨，谢谢你们借钱给我买房。

我和外子相视一笑。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们兴冲冲地往家赶。到了家，见婆婆在厨房忙着准备过年用的食材。我们不便张口。

隔了一天，婆婆仍旧不动声色，没有动静。我和外子憋到廿九，终究年轻沉不住气。外子陪着笑脸，呐呐地问姨表姐还来的钱。婆婆正眼不瞧，寒着脸默不作声地洗菜、切菜。问急了，她抛出一句话噎外子：“你从小到大不花我钱啊，我还没和你算账，你倒好意思来向我要钱。”外子呛得张口结舌，顿时没了声息。

我的心里堵得慌。我们结婚时，外子与婆婆商议婚事的操办事宜。婆婆冷着脸对他说：我供你读书，参加工作，难道你娶老婆还得靠我吗？有本事就娶，没本事打光棍。

婆婆一手拉扯五个孩子，她经历过生活中无数次困窘的时光。每挣一个钱，她都想着掰成几个钱使用。贫穷像一根钢针插进了婆婆的身体内，它时时棱角分明的提醒婆婆：钱给予的安全感，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有时，她将钱看的比天都还大。

婚礼结束，婆婆假意对外子说，你身上带着礼金闹新房不便，把钱放在我手里吧。

事后，我们问起礼金之事。婆婆矢口否认。

眼前的情况明摆着，婆婆故技重施，又要摘桃子了。我望了望摇篮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的身上穿着半新不旧的衣裳。孩子从出生开始，衣服要么是亲戚家捡剩的，要么就是我们大人的衣服改成小的。为了不委屈孩子，我决意捅破那一层薄薄的纸。

我走进厨房，单刀直入的对婆婆说：“我陪嫁压箱的钱，我有权支配。请你还给我吧。我指望这笔钱给孩子添置新衣。”

婆婆冷冷地打量我一番，并不接腔。

她的眼神漠然而威严，我方寸大乱，情急之下，抱着孩子伤心地冲出门。

十二月的江南，风呼呼的四处乱窜，潮湿的气息蔓延在整个空气里。我抱着孩子，禁不住一路啜泣。孩子张着滑嫩的小手，无忧无虑地望着我笑。

我跌跌跄跄地走到老屋。老屋住着裹脚奶奶。她笼着一炉炭火，暖和得叫人更想大哭。奶奶接过孩子，轻声说：大冷天的，哭坏了眼睛，怎么办？待会你搀着我，我去找你婆婆评理……

第二年春天，婆婆逼着我们搬家。我和外子商议，既然离家，就要离得远远的。我们决定不惜一切力量调动工作，到另外一个小城打拼我们的新生活。

裹脚奶奶获悉后，拉着我的手，难过地说：“为什么要离得那么远。在家不好吗？我要是了，你们守得到我的死吗？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回家。这里才是你们的根。”

我含着泪，蹲在她的身旁，黯然伤神。

我们离开了老家，带着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小城打拼。日子虽然清苦，但是远离了婆婆家的是非，幸福的花儿开在春风里。

每次回去，裹脚奶奶都从石灰瓮掏出她珍藏的小点心。她看我们的眼神，满满的溢出都是真诚的欢喜。逢年过节我们偷偷塞给她的零用钱，她总是在我们临走时，又悄悄的塞回我们孩子的口袋里。

2005年夏日的午后，天空乌云密布。裹脚奶奶急着收衣服进屋，走进厨房时，她不慎摔在地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奶奶弥留之际，念念不忘我们。听姑姑说，她是喊着我们的名字闭上眼睛的。我知道，她在等候远方的我们回家守护着她。几天后，奶奶下葬，小镇许多熟识的或是陌生的乡邻，自发加入出殡的队伍为她送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由街头排到街尾。那天的风特别大，吹得我们的眼睛发涩。

裹脚奶奶被风刮走了，如乡间一棵植物，如屋顶上的云，如中国农村普普通通的女人们一样，善良的、宽容的、坚忍的命，就这样飘荡在大地上。

裹脚奶奶姓甚名甚，无关紧要。她与我也无血缘关系，她是外子的嫡亲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