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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市 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这就是城市。 康巴西藏历史上能称得上“城市”的唯有炉城。 截今已有700余年历史的炉城，其位置就在人们常说的“三山二水”间。这座作为“盛民”和做“买卖”的川边古“城”就只有有六里三分那么大。从已知的一些“历史信息（包括老照片）”来看，其范围得到我是个是：南临公主桥，东抵郭达山麓及河东的观音阁一线，其北大致到今天的北门广场。 就这么一座夹在“三山二水”深谷中、仅“六里三分”的小城，却是茶马古道上历史最为久远、最为显赫的大茶市。相传，自从那个“贵重的西藏人”诺布桑波到来之后，打箭炉的贸易就开始了。《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说，诺布桑温波“他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人，据说他是桑耶地方人，足迹踏遍全藏，最后到了打箭炉。……察看了这里的情况后，他返回拉萨，再带来一支商队，在此贩卖麝香、鹿角和皮革；……出售这些商品，他换回了丝绸、茶叶、瓷器、烟草以及其他中国内陆产品。……传说中认定随从的数目有500人之多。贸易仅限于物物交换……。”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至少在民间认定打箭炉是西藏地方与内陆交易的重要市场，且源远流长。藏族人“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他们前来这里交易，主要就是以物换茶。《明实录》中就早有这样的记载：“永乐十三年二月戊戌（1415.4.9）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司（即明正土司）言：'西方无他土产，惟以马市茶为业。近年禁约之后，生理其［甚］艰，乞仍开中［市］，庶民有所养。’从之。”就是说，朝廷对贩茶下了禁令后，打箭炉地方的茶马贸易难以开展，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于是明正土司请求朝廷网开一面，允许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继续进行，朝廷答应了土司的请求。因此打箭炉地方自元代开始的茶马互市，一直延续下来，依存和服务于茶马贸易的独特的“锅庄”，传承了数百年。到清初明正土司归顺清王朝时率领的锅庄就有十三家。清“西炉之役”后，明正土司所属的锅庄达到四十八家。也就是说，早期那些个听差伺贡的“锅庄”差民，就是炉城最早的城民。 这个以边茶贸易为主的“市”，随着泸定皇桥的架通，茶市更加兴旺发达。到清乾隆年间，在打箭炉交易的边茶每年就达十万零三百多引（一引按可贩茶100斤计）达一千余万斤。边茶在炉城的转口，促成了为之服务的锅庄业和依附锅庄的缝茶业这两个独特行业的兴旺。同时,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炉城成为重要的 买卖之所，那些来此贸易的汉藏回商民，也不断融为西炉“城民”，正是他们支撑起了这座雪域高原上少有的城市。（炉城人口，清时的确切数字未查到，可找到民国时期统计。民国二十四即1935年，由重庆中国银行四川月报社编辑发行的《边政季刊》载：据康定县市政公所暨团务局二十三即1934年11月［也就是在西康省正式成立之前］的调查，康定城厢区有1860户，15700余人，其中“业商者”占十分之六，'业工者’占十分之二，“业农者”占十分之一，其他占十分之一。这是常住人口。另有“外省侨民”现住康定者，共2500人，计军界1000人，政界200余人，工艺200余人，商业500余人，学界200人，其他200余人。本地住户与侨居者加起来，未算“流动人口”，不足2万人。） 一业带来百业兴。边茶贸易这个龙头，带动了打箭炉商贸的全面发展。在清清嘉庆年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对西藏的记述中，谈到“西藏在四川云南徼外”之地理位置之后，就特别提到西藏与内陆“其互市在四川西徼之打箭炉之地。”在外国人眼中，也认定打箭炉是“中国内陆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见英人赫伯特. 斯蒂文斯《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一书）。除边茶贸易外，内陆商品有丝绸、瓷器、烟草、百货等，藏地有虫草、麝香、贝母、鹿茸、羊毛、皮张等土特产，更有康区出产的黄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至很长一个时期，在西炉市场经销的麝香（称炉香）就达3千来斤（据二十三年，即1934年，泸记者、川康考查团报告称，关外各地每年麝香产量约为三千斤，为全康最重要之出口贸易），虫草（称 炉草）3万来斤，贝母（称炉贝）4万多斤，羊毛5百万斤，硼砂5万斤，这些土特产品，为国内乃至国外市场都是畅销货。而运销西藏的边茶，与印茶入藏前下降不少，但仍常年达到52万多包（按每包16斤计，共832万斤）。西炉贸易远 及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锡金、不丹等南亚国家。一时间，英印货充斥康定 市场，从西藏那边过来的什么毛料（康定人称当中的细呢子为藏片，主要来自英印，也有经印度进来的俄国货）、毛线、格达（加尔各达）绸、洋烟、藏红花、打火机和 罗马、瓦斯针、阿咪嘎、海上霸王、空中霸王等各式各样洋手表应有尽有，就是在五十年代民主改革前，这些名牌手表还能从住在锅庄里的藏商手中买到。有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年输入的洋卡叽就达五千匹，毛呢两万码，纸烟一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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