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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原名周树人。 去年深冬，我驱车去了一次绍兴，专程拜谒了鲁迅纪念馆，虽然商业化痕迹已经非常浓厚，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修葺一新的纪念馆里读出周树人的童年和少年。遗憾的是，那片泫然吊绍兴的文章已经被深藏不露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回到北京的我，更想梳理一下鲁迅的北京时间线。 1， 绍兴会馆 （北京绍兴会馆）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来到北京，落脚在绍兴会馆，即宣武门外南丰截胡同，一住就是7年。和绍兴会馆的渊源起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点翰林，就是在这里待考候补。到北京的第一天，几十只臭虫为鲁迅举行了欢迎仪式，一夜不能安枕，只好挪到大方桌上睡眠，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曾经咬过一位大文豪而暴得大名。 当时的鲁迅在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苦闷与彷徨，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不展。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一年要去几十次。他是在那个时期理解了阮籍、嵇康的魏晋风度，和黑暗年代的人性挣扎。去看望他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枕头边上都是古碑抄本，便善意的说他浪费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不禁彷徨与呐喊：“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是要被闷死的—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出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醒来却依旧无处可逃，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要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 绍兴会馆颓败的老建筑，让鲁迅产生了著名的“铁屋”比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呐喊的战士。 绍兴会馆建于道光六年，即1826年，原名山阴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两地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抵京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腐朽之气犹能闻到。 鲁迅有个姨表弟，1916年10月，从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说是被人追杀，并且还留了遗书。学医出生的鲁迅判定姨表弟患了迫害妄想症，透过一个人的遭遇，窥视到一个时代的病情，鲁迅开始创作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写出来《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绍兴会馆成为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清晰地目睹了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才成为鲁迅，而之前，他只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观主义者。 今年三月世界戏剧日，我去上海看了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狂人日记》排演的长达五个小时的话剧，脑子里挥之不去地回想着神经病弟弟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17年，鲁迅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做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员，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鲁迅帮周作人在隔壁王家租了一间屋子，你来我往，走动频繁。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一来抵消了长期折磨鲁迅的孤独感，二来改变了他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面貌，绍兴会馆时期，是兄弟俩在北京的黄金时代。1917年开始，两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了巨大声誉，也赋予了他们稳定的高收入。于是，兄弟俩合力，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新居。 这一时期与鲁迅过从甚密的大抵是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他也给《新青年》写稿，但并未介入圈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无深交。鲁迅这一时期几乎谈不上什么社会关系，也几乎从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直到1924年遇到许广平。 鲁迅在北京居住了12年，其中7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漫长的黑暗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着地咬破了束缚自己的重重茧壳，咬破了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 2，八道湾 （八道湾11号） 八道湾的出名归功于周作人的苦茶庵，梁实秋说：“周作人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来叫做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梁实秋文笔简约，像建筑师一样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暗的一生动写照。 八道湾当然也与鲁迅有关，两兄弟同时搬了过来，因为国人对周作人名字的回避，甚至努力将他的文字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总是以尴尬的方式屏蔽掉他们不喜欢的人和事，苦茶庵几近失传就不难想象，解放后，八道湾11号被称为鲁迅故居。 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来的，几天之后，鲁迅携母搬到了西四的砖塔胡同61号，而周作人却居住了半个世纪，并以此作为最后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是鲁迅故居，至今为止，也没有人有勇气在门前立一块碑，上书：苦茶庵。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和周作人都没有详细提及，1923年7月3日，二人同去东安市场。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透露这个大家庭发生异常事。鲁迅性格得理不饶人，且喜碎碎念，独对此事一生缄默。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7月18日，周作人态度冷静，似带悲悯，给其兄写一短信，19日上午面交鲁迅。此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信言简意赅，内容有三：一、你的行为，我已知道；二、我宽容你，不想责难；三、今后自重，勿来我家。 其弟周建人《略谈鲁迅》这样说：“关于他们为什么决裂，鲁迅没对我说过，周作人写信也没有提起，后来我也没有问过他们，许广平也没有提起过。”鲁迅的母亲也不知原因。此后，鲁迅小心躲避周作人文锋（例如周作人写《破脚骨》《老人的胡闹》等文对鲁迅旁敲侧击），对之退避三舍。 由于兄弟俩都对决裂一事讳莫如深，旁人就多了很多假想。 许广平曾引述鲁迅的自辩，鲁迅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时，我为你们而回国做事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旁人便道，鲁迅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不是”，想将功折罪，拿以前他对周作人夫妇的经济帮助和现在的“不是”相抵。 周作人自日本回国后，鲁迅对信子全家仍有接济，鲁迅日记有按月给东京羽太家寄款记载。这又引出谴责信子为人不好，对不起鲁迅之说法，也增强了关于兄弟决裂出于周作人听信妻子谗言一说。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信子“有歇斯底里性”，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亦指责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但对决裂的真实原因，许寿裳也讳莫如深。 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发表《回忆鲁迅》一文，触及弟兄决裂的原因和性质：“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所谓“失敬”比较模糊，“调戏”是性侵犯行为，“听窗”则属于听淫癖，与窥淫癖构成一对不正常的性心理。 鲁迅有个隐晦的笔名“宴之敖者”，许广平对其进行过解释：“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撵出来的。——（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鲁迅携妻自逐，标志这个大家庭从此崩解，弟兄二人分道扬镳。这一结果，对二人心灵、情绪和性格之影响截然不同。后人评价周作人安之若素，闭门读书、写作不辍；鲁迅愈发仇恨人间和社会，混斗文坛，把各种闷气倾泻他人身上，与文坛多人轻启衅端，缺乏理性论辩，着眼攻击人身，好勇而斗狠，可能皆与满腹闷气有关。 鲁迅后来在他的《野草》中写道“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在暗喻当年八道湾的兄弟俩。 3，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西南侧，砖塔胡同的称谓始于元代。这条700多岁的胡同，得名于胡同东口的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山门石额上至今还能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的字样。 2019年夏天，雷颐老师带着我们又去了一趟砖塔胡同。从前包围在破旧民居中的元代万松老人塔被一家书店租了下来，重新改造后的书店有了一个入口可以让游人过客进到里面仔细端详。 万松老人塔塔高16米，为金元时代风格的密檐式九层塔。史料记载1215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契丹贵族耶律楚材拜得道高僧万松老人为师傅，受其教诲三年。后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收入麾下并随其远征西域，临行前，万松老人送了他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也成了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治国安邦的座右铭。1246年，老人圆寂就葬在西四路口，万松老人塔就是后人为纪念他而建的墓塔。 元大都是北方元杂剧的中心，勾栏瓦肆云集，就像今天到处都是k厅一样。砖塔胡同在元大都时期相当于今天的演艺圈，穴头、经纪人、演员、音乐人、狗仔队都集中在这一带，直到清朝，还是曲家乐户的聚集之地，只不过改朝换代后，元杂剧被京剧占领风头。 和八道湾以及后来的宫门二条封闭式的宅院不同，砖塔胡同61号这几间屋子与邻里没有太多阻隔，鲁迅在这里真正熟悉了许多底层人民，他们的悲欢也真正开始介入他的生活与思考。鲁迅的居室外有小小的庭院，院里平平常常种着几株花草，方寸之地里，他时而踱步沉思。 1924年2月7日，大年初二，鲁迅一夜未眠，远近的爆竹声缠绕着他的思绪，也缠绕在他的笔端。“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祝福》这篇满载着底层民众悲惨经历的小说，就这样在砖塔胡同61号的灯光里画上句号，后来，这篇小说被收入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彷徨”，更像是这暂住的居室和动荡的世事带给他的情绪。 鲁迅跟周作人闹掰之后，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后来的84号)，在低矮的北房里写出来《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以及《娜拉出走之后》、《幸福的家庭》、《未有天才之前》等论文。在胡同深处的青砖古塔下，他打磨自己的投枪、匕首，俨然一位隐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 砖塔胡同是鲁迅与原配朱安独处最久的地方。1923年夏，鲁迅同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决定搬家。他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随后他们搬到砖塔胡同近10个月，那段日子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什么。随着岁月流逝，鲁迅对朱安已连发脾气的心思也没有了。 鲁迅似乎也曾想过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实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1924年5月25日，鲁迅和朱安搬进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是鲁迅自己的，在那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他把母亲从周作人处接去，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求爱信。鲁迅时年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翌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于次年10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痛苦的。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被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她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在鲁迅离开砖塔胡20多年后，另一位作家，被鲁迅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也搬进了这条窄窄的砖塔胡同。先后住过两位文学大家，也颇为日后聊起胡同往事的人们所津津乐道。胡同里还有一处古建筑，上书：古刹护国关帝庙。昔日香火如今已被百姓烟火所替代。只是细看这破旧的老式院落，院门上方的题字、院内建筑的瓦楞和沟壑纵生的墙壁，细微处透露出建筑曾经的考究和残存的历史厚重感。 4，西三条的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 是1923年12月，在许寿裳、齐寿山等朋友的帮助下，借钱买下的六间旧房。由于房子太破无法居住，鲁迅又亲手操办了这所房子的改建工程，现在还保留了鲁迅当年为改建房屋亲手绘制的房屋设计图和鲁迅亲笔记下的修建工人付款折，以及当年购买修缮材料的票据等。从1923年10月30日确定购买此房，到1924年5月修建完成，鲁迅整整忙了大半年。从房屋设计到拟订《做法清单》，从请瓦工、木工、油漆工，到“看卸灰”，“买玻璃”都是自己经手办的。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房屋的质量，同时更主要的是为了节省开支。当年鲁迅为修建此房所欠的款，直到1926年8月收到厦门大学付给的薪金后才还清。 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在此居住，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 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坟》、《野草》、《彷徨》等不朽作品，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著作，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语丝》、《莽原》等周刊杂志。1979年，鲁迅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三条地处阜成门城墙边，是北京比较穷苦的居民区，附近有一座大庙，当年居住的都是一些拉人力车、赶骡车的贫苦老百姓。这里雨天道路泥泞，夜晚胡同里很黑，仅在胡同的尽头有一盏小小的油灯。鲁迅就住在这贫苦的居民区里。 进了狭窄的西三条胡同，再走上几十米，就到了21号。呈现眼前的是一扇黑漆大门，进门走过门道，向左拐是两扇绿色的小门，跨过二道门，眼前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南房三间，北房四间，东西各一间小厢房。再往里走，穿过一截小过道，后面还有一个十多米见方的小院。前院的三株丁香树和后院的黄刺梅是1925年4月5日鲁迅请云松阁的花匠种植的(当年在后院还种了榆叶梅、碧桃、花椒等树，后来都枯死了，现在有的已是建馆后补种的了)。 南房是鲁迅的会客室兼藏书室。进入南房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朴素、典雅、书箱林立。全室用槅扇分成内外两间。屋里最多的是书箱，里间与外间叠放了30多个。这些书箱叠起来是书柜，分开又是一个个箱子。它们跟随鲁迅多年，其中有的是鲁迅在绍兴家乡时，请木匠做的，后来搬家带来北京的，也有的是在厦门和上海时购置的。鲁迅的各种藏书就放在这种箱子里。 南房里间是小客房，为接待来访的朋友而准备的。当年许广平在受到学校迫害时，也曾来此居住过。 在和许广平同居之前，鲁迅是禁欲的，坚决地抵制着女人，包括朱安。朱安铺好被褥等待鲁迅，鲁迅发脾气要把床拆掉，最后以分居收场。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在这种情况下，偷看弟媳洗澡，也未必不是情有可原，何况并未证实。 1925年8月中旬，受学潮牵连，许广平曾到鲁宅住了约一周，两人于此时定情，以后常常相见，许也有时到鲁宅居住，所以信也不必再写了（两人恢复持续的通信，是南下以后的事）。10月，两人的关系进入亲昵阶段，许广平有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记其事：“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风子”即暗指鲁迅，“不合法”是因为鲁迅有原配朱安。此时距刘和珍之死，还有半年。在色情狂看来，人间情感唯有性爱可言，师生之谊全属虚妄，所以痛悼学生的文章，也非要当成是在痛悼情人不可。 北房正面三间，东头的一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住室。屋内陈设简单，但颇富有江浙风味，一个三面均有床栏的精致的大木床，据说是鲁母从绍兴老家带出来的。 北房的西屋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住室。房间陈设极为简单。一张四尺竹床，一幅麻布帐，靠墙一个大立黑柜。鲁迅曾说，她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由于没有爱情，没有共同的语言，几十年他们仅只是相敬如宾，名义上的夫妻而已。但这位朱夫人却是周家在这座房子里居住最长的主人。 三间北房后面接出一间，由于是拖在后面的，活像一条尾巴，人们称它为“老虎尾巴”，鲁迅自己称它为“灰棚”，并说：“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种。”鲁迅也曾带讽刺意味的称它为“绿林书屋”，这是为反击当时诬蔑他为“学匪”的人。 鲁迅就在这里，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用他那支金不换的毛笔，写下了《野草》、《华盖集》的全部及《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文章以及翻译作品等二百余篇译作。 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鲁迅两次回家看望母亲，都住在这里。 1949年10月，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故居正式开放接待参观。1950年3月，许广平将西三条鲁迅故居及故居内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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