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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封建小脚的妻子朱安，鲁迅自始至终都怀着一种“畏怯的同情”，只可以远远地供着，心怀愧疚，不可靠近，恐生厌恶。 有一句话说“两个好人在一起，却互相伤害。”鲁迅是好人吗，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朱安呢？倘若是寻常的定义，她定然是好人，但在鲁迅看来，这个好字，却又要多加一个引号。因为这份好多了一份尴尬的不必要以及无可奈何。 朱安自然是对鲁迅很好的。 甚至她对鲁迅的好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一次鲁迅生病了，吃不了饭，朱安就给他烧粥，每次烧粥前，都要很费劲地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她还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店里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买些鲁迅平时爱吃的菜下粥，但是她自己却一点也不吃这些菜。 她还很费劲去猜测鲁迅的心思。朱安的菜烧的很好，鲁母不止一次和别人夸赞说自己的儿媳妇做得一手好菜。可鲁迅基本不和她讲话，她就观察鲁迅平时吃饭，哪道菜今天吃得多些，下一次就做得多些。 那时候他们住在砖塔胡同，房间很小，鲁迅的书桌就在朱安的房间里。朱安的房间和邻居家很近，邻居家的小孩很吵闹，朱安就去拜托邻居，大先生在家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静。她自己呢，在鲁迅写作的时候，就在厨房备饭奉茶，绝不发出一点声响。只要鲁迅咳嗽了一声，她马上就会悄悄靠近观察，大先生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要吃饭了。 她什么都为鲁迅想到了。但是她的关心有时候却会弄巧成拙。她没有读过书，很多事情都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自我揣测出来的。 有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钧来了。那天天气炎热，扇着扇子都要出一堆汗，结果朱安泡了两杯热茶，还送去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当点心。常维钧很尴尬，热上加热，这怎么吃呢？鲁迅就对常维钧摇头苦笑着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那时候的鲁迅已经是有名望的公众人物，所以可想而知这样好心的尴尬必然是不少的。但这已经是朱安所能做到的所有对外努力。可她和鲁迅的世界毕竟是太远了。两个注定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强行凑在一起，必然是互相伤害。哪怕这是两个好人。  但鲁迅是真的不喜欢朱安。 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认真。他的眼神恍惚，从来没有折射出她的影子。 后来两个人甚至连话都不说了，交流绝对不会超过三个字，早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答应一声，朱安喊鲁迅吃饭，鲁迅又答应一声，晚上朱安睡得比较早，睡前总要问门关不关，鲁迅就说关或者说不关，要么朱安找鲁迅要家用钱，鲁迅这会才会超过三个字，要多少。 鲁迅是能不和她交流就绝对没有交流。为了省得和她讲话，他甚至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他在床底放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的盖子面朝上对着朱安的房间门口，鲁迅每次把要换洗的衣服脱下来放在床底的箱子里面，朱安就把这些衣服拿去洗洗干净，再放在门口的箱盖子上面。鲁迅过来拿箱子和盖子，上面都盖着一层白布，外人也不知道里面的奥秘。  家里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刻意的安静，两个人好像不是夫妻，而只是搭伙过日子的。 后来母亲鲁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有一次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 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 鲁瑞又问：“怎么谈不来呢？” 鲁迅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他，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 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鲁迅虽然试图和朱安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没了谈话的期待，自此就再也不想跟朱安讲话了。  曾经的鲁迅对于妻子还是有几分期望的。 他在日本留学，听闻母亲为自己定了亲，虽无可奈何无法退婚，但还是去了信，对女方提了两个要求：
他显然对于自己的未婚妻子是有憧憬的，希望她能够放弃裹脚，能够识字，不求跟上自己的脚步，但起码自己能够有说话的对象。 但是朱安觉得这绝不可能。但凡正经人家的女子又怎么会不是小脚，读书就更不可能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小熟读《女经》的朱安觉得读书是全没有必要的。 她说：“即便没有放足读书，我始终都是周家媳妇。” 她封建且固执，最可怕的却是自以为是，而这种自认为的聪明更是将她和鲁迅的关系，越推越远。  离家七年，定亲的那年，朱安21岁，而现在她已经28岁了。 朱家派人来问鲁母怎么鲁迅还未归，绍兴的老礼儿，女孩子28岁了还未出嫁，意头不太好，更何况他们还听说鲁迅在日本娶了个日本女人，连孩子都有了。 鲁母慌了，连忙给在日本的儿子写了封信，谎称自己得了病。鲁迅见了信，着急忙慌地就买了船票回了家。 他自然是极孝顺的，可等到了家，却傻了眼。母亲身体健康自不用说，家里也盖了新房，装了修，新房也已经布置起来了，万事俱备，欠的就是他这个新郎官。 鲁迅向来是厌恶欺骗的，可是这次骗他的却是自己的母亲，他觉得荒唐至极的同时又是无可奈何，只好点头同意结婚。其实他对婚姻本身是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的。他对自己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乐观，现在又投了革命，死无定期，所以他常自嘲：“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而现在这种情形，也就是如同鲁迅在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 既然已经无所谓，那就无所在乎。 他在东洋避了7年，为的就是不与朱安结婚，到现在情形亦是这样，他也只能接受。倘若新娘子是温柔体贴的倒也还好，可现在这个新娘却是个十足的“聪明人”。 结婚当天，鲁迅带着一个对他来说近乎是屈辱的红缨大帽子，里面还装着一只长长的假辫子。新娘子从花轿里出来的时候，一身古装，可是刚迈出来一只脚，绣花鞋就掉到了地上。 原来为了讨鲁迅欢心，朱安特地换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假装大脚，可是她的脚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她还在鞋子里塞了好多棉花。可不想刚出了花轿，鞋子就掉了。  众人一声惊呼，而鲁迅刚扬起的笑脸瞬间就阴沉下来了。
希望落空的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鲁迅的叔父周冠五回忆新婚之夜晚上的情形 ：
周家的佣工王鹤照当时18岁，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
这不免让人想到前一晚，他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很久。 第二天晚上鲁迅就搬去了书房，第四天他带着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此后几年再没回国。而嫁进周家的朱安自此心满意足，安心侍奉婆母，她知道大先生不喜欢自己，可是觉得只要自己伺候好了婆母，大先生终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朱安和鲁瑞 可她显然是想多了。 回到日本的鲁迅，将这桩婚姻视为奇耻大辱，几乎从不开口提这桩婚事，他仅仅对好友许寿裳说了这么一句话：
鲁迅此时对这桩婚姻的态度明显就是悲观的，他所希求的琴瑟和谐，举案齐眉都成了一场空。但他又是一个十分宽厚的人，纵使他平常是个勇猛精进的人，但是在对待自己亲人他又是极其不忍心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可是在屈服的同时他还是反抗了，那就是用最无声的冷淡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这也是鲁迅性格中决绝中眷顾的最好的注脚。  朱安一直在等待。 等鲁迅回来娶她，等鲁迅从日本回国，等鲁迅回心转意。 可她渴望婚姻美满，却一生守活寡；渴望得到丈夫的温情爱抚，琴瑟和谐，但几十年间她一天甚至一刻都没有得到；她渴望做一个母亲，享受天伦，可是这只能在梦里实现，而梦醒之后更为心碎。 后来鲁迅终于回国了，那是1909年，鲁迅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留日生涯，回到了故乡，前后一共等了十年的朱安终于有了一丝希望。 然而，鲁迅的态度很快让她心疼。  鲁迅回乡以后就到处跑，不是当老师就是当校长。跟朱安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就算同住一个屋檐下，鲁迅晚上也是独自睡一屋。 他白天教书，会友，晚上抄写古籍，打发漫漫长夜，和朱安呢，能避免见面就避免见面。他是不愿意见到朱安的，暮气沉沉，说不出的厌恶，又不能赶她走。他终究是善良的，被赶出家门的女子在当地只有死路一条。 但即使这样刻意回避回避，两人还是常常碰面，见了面还要多费些唇舌。对外呢，还要保持一些夫妻之间基本的体面，可笑脸却是绝对没有的。朱家和周家的长辈多次劝说他们要和睦一点，可是朱安努力了，鲁迅呢，却摇摇头，把她推开了。 根据鲁瑞的回忆说，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 两人各归各，根本不像夫妻。 不，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 鲁迅也不是没努力过，可是刚一开口，就情愿刚才没说。因为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强，没有读过书，受到的都是封建教育，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连声附和，能说出什么来。那就什么也不要说了。 而婚后的鲁迅也一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即使是冬天也不穿棉裤，整年都用冷水洗澡，为的就是拒绝和朱安交流，拒绝和朱安同房。他和朱安的心灵有着巨大的隔阂，对于这个家他实在是失望至极，过得太过苦闷。 他甚至希望朱安根本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离开这里。 他不断给许寿裳写信，让他帮自己在外面寻找工作。1912年初，鲁迅如愿以偿，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到南京去工作了几个月。5月份又和许寿裳一起去北京就任教育部部员，朱安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等待。 转机出现在1919年，这一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买了一套宅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块钱，用光了他所有积蓄不够，鲁迅还卖了老家的房子。他是不准备回去了，把母亲鲁瑞还有朱安都接到了北京。 这一年朱安40了，已经无望生儿育女，就算追随鲁迅一起去异地生活，前途也是一片灰暗。朱家也知道，周家是没什么好不舍得，可是娘家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如泼出去的水，对娘家依依不舍的朱安只能做临行前的准备了。  朱安和娘家人得合影 她去和娘家人拍了一张合影，还有母亲的一张单人照，将作为分别的纪念，打这一次分别后，他们母女此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朱安去世后的遗物里，这两张照片都保存完好。 八道湾的房间一共有二十多间，鲁迅是打算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 当时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已成家，鲁迅特地买的这个非常大的宅子，就是为了两个弟弟的孩子有地方玩。 可是没过几年，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北京八道湾，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 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记叙当日的搬家：
砖塔胡同的房子比八道湾小太多，相比之下，这里的房子又矮又小，且只有两间房。如果鲁迅母亲鲁老太太要前来住，那她只得和朱安挤在一起睡。  砖塔胡同的房子 可住在砖塔胡同的日子，是鲁迅和朱安此生唯一可称得上“二人世界”的时光。 此时的朱安年已经44岁了，而鲁迅也已经42岁了。照理说，此时的朱安应该已经死心了，可是她又开始自作多情了，她心里竟然又开始了有一丝幻想，她觉得鲁迅觉悟了，要开始和她“复合”了。 原因全是因为鲁迅说的一句“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 跟我走，对朱安来说，不就是意味着，鲁迅要开始对她负责了？ 可她显然又是多想了。 鲁迅搬走前，找朱安谈话，说自己准备搬到砖塔胡同暂住，问她是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到绍兴的朱家去。如果她愿意回绍兴，他将按月供应她的生活。
其实很多人后来说到鲁迅的这句话，都觉得这不过是鲁迅一种委婉的表达，他总归不能真的把朱安赶出去，况且他看到了朱安年纪已经大了，趁着还年轻，可以回到绍兴去再改嫁，社会风气已经不一样了，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可是朱安却想岔了，她以为这是鲁迅让她跟自己走，要对她负责了。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她的很多行为都是“自我揣测”后的结果。鲁迅离开八道湾时，明明可以将朱安和母亲留在八道湾，可他却独独把自己带出来了。 这样的结果，自然会让朱安觉得：大先生这是想和我好啊！ 她以为鲁迅是觉悟了。从前对她的不好，现在要改变态度了。可她却并不知道，她的一同离去，已经成了鲁迅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他们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却隔着星辰大海，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住进砖塔胡同几个月后的当年12月，鲁迅发表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演讲中，他坦言：娜拉出走后，只有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鲁迅是明白赶朱安离开自己的后果的，因此他的心里常怀着一种怜悯，一种同情，可是这种怜悯绝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对你负责了。 可朱安却全不管那些，她满心希望和大先生从此双宿双飞，可越是接近，越是看见鲁迅那张冷峻的脸，她内心所有的话都吞了回去。 她很快发现鲁迅是真的不想看到她，甚至于她的存在，她的呼吸都是一种错误。 家里始终被一种诡异的氛围笼罩着，但朱安忍耐超过极限也会爆发。 有一次，鲁瑞寿诞，请那些宾客来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突然穿戴整齐，走了出来，向亲朋好友下了一跪，说：
说完这番怀着怨气的话以后，扣了头就退回了房间。 事后鲁迅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的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可也就是这次爆发，把本就不相爱的两个人越推越远，甚至将鲁迅推向了别人那里。 鲁迅在北师大教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女学生。那时候的女学生接受了新的社会风气，年轻、时尚、剪着短发、穿着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朝气蓬勃，浑身都散发清新的气息，和怯懦、阴郁的朱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很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接触，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最早出现鲁迅家的女性有许羡苏、俞芬姐妹、王顺亲等。 1925年元旦，鲁迅还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和学生们一起吃饭、看电影的相关，他写道：
朱安很是怯懦地在一旁窥探着他们，她发现自己和鲁迅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已经成了天堑，没有愈合的可能。她太介意了，而且内心充满了嫉妒，她发现鲁迅和那些女学生交流时候的表情是从未见过的惬意。她嫉妒，她胡思乱想，她看见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的年轻女生来找自己的丈夫，看到丈夫阅读她们来信时候显露出来的愉悦的表情，内心里充满了沮丧。 许广平 后来他们又搬家去了西三条胡同，家里又住进了许广平。 朱安在面对许广平的时候无疑是极其自卑的，作为一个没有知识，没有谋生能力的小脚妇女，朱安面对这些新女性显然是自卑且沮丧的，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能在一旁不安地继续窥视着。 有一次，大先生替徐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静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种柔情是从不会在她面前出现的。她心里于是愈发自卑，甚至看向鲁迅的眼光里充满了胆怯，她害怕，她害怕有一天鲁迅会抛弃她，随着那个许广平自此远去。 于是她竭力挽留，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怎么对鲁迅“好”上了。 冬天时，鲁老太太因见鲁迅身上的西服裤是单的，便嗔怪朱安道：“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 朱安听了后，便紧锣密鼓地给丈夫做了一条新棉裤，做好以后，她将棉裤折平整偷偷放在他的床上。 让鲁老太太和朱安都没想到的是：鲁迅看到棉裤后，竟直接将棉裤扔出来了！ 这样的结局，显然让鲁瑞和朱安都寒心不已，鲁老太太只得差孙伏园去问问缘由。孙伏园回来后将鲁迅的答复说出来了：“一个独身的生活， 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鲁母 鲁迅显然没有说实话，真实情况是：他并非不需要棉裤，而是不需要朱安做的棉裤。而此时，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也已经进一步升温。 正是在“棉裤事件”后，心灰意冷的朱安终于明白了，她终究是不可能和鲁迅好起来了。对他再好，也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眼里没有你，你做再多，他也是视而不见的。 朱安终于心死了，既然想紧紧抓住丈夫的心而不得，她决定还是要为自己拼一把。于是她孤注一掷，在鲁瑞的寿宴上闹出这么一出。她已经知道丈夫的心是不可得，她也知道自己那样做了之后，鲁迅这般固执的人，定是会从此对她更加冷漠了。 可若她不如此，那她将随时都有“连那仅有的名分”都守不住的可能。 她已经退无可退，拼此一搏，总好过魂无归所。 她终究赌赢了一次，可自此以后，她同鲁迅再无和好的可能。 1926年8月26日，在西三条胡同住了一年多后的鲁迅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同许广平到上海去了。 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但鲁迅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舍弃这一切，既然朱安求得夫妻之名，那么这仅剩的夫妻之实就给了许广平了吧。离开北京，外面的世界大好。 走的那天，他没有叫母亲和朱安送自己。一个人教了一辆黄包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了车站。他头也没有回，怕看见母亲身边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和落寞的神情。 鲁迅在上海没多久就和许广平同居了，没过几年就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朱安得到消息以后很是气愤，可是鲁瑞很开心，她也只能无可奈何，一个人把所有的愤懑憋在了心里。 鲁迅一家人 当鲁迅的学生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时，激动地道：
俞芳听到这话时非常意外，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说出这番话来，后来，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她充满同情地说：
在异地的鲁迅后来一直给鲁瑞和朱安汇钱过来，以维持他们婆媳的生活，但鲁迅于1936年病逝。 鲁瑞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全要靠你了。 周作人却说，我苦，我苦哉。 时局险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北平沦陷后物价飞涨，但后来周作人还是分担了一部分母亲和朱安的费用，剩下的钱由徐广平通过鲁迅的版税支付。 也得亏鲁迅生前与许多人有交情，靠着亲朋好友们的帮助，婆媳俩也还是勉强的撑着过来。后来那些接济婆媳俩的人，有的被日本宪兵抓去了，转款也越来越困难，许广平在上海也被抓了。一时之间，婆媳两人断了生计。 1943年4月22日，鲁瑞带着内心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鲁瑞叮嘱周作人，要他继续给钱朱安这个终身服侍他的媳妇，并且叮嘱朱安一定要收下，说这是属于朱安自己的钱。 自此西三条只剩下朱安一个人。周作人虽然负担着朱安的部分费用，但是给的钱毕竟不多。朱安过着极其困苦的日子，随着物价飞涨，周作人给朱安的钱并不涨，朱安眼看就要饿死，周作人就教唆朱安出售鲁迅的藏书。 远在上海的许广平还有鲁迅不少的友人得到了消息，心急如焚，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救济了朱安，才避免了这件悲剧的发生。 朱安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助。 老年朱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朱安的困境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和关注，他们纷纷登门来看望朱安，并且送上钱款。 但是朱安为了鲁迅的名誉一概不收。后来一位记者来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袋煎辣椒、白菜和霉豆腐。 1947年的除夕，朱安病入膏肓，作为一个旧式妇女，她最记挂的却是自己的后事该如何办理，由谁来祭奠她，将来谁给她烧纸钱。 她还提出死后一定要去上海和鲁迅合葬，但是显然不太可能，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只得随口答应她。直到临终前最后一刻，她还幻想着死后能和鲁迅团聚，能被鲁迅接受。 朱安死后，虽然不能满足她和鲁迅葬在一起的愿望，但大家她认为毕竟侍奉了鲁瑞一生，和鲁瑞葬在一起比较合适。 现在的保福寺桥 可惜也未能如愿，后来只得将她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结果后来还被毁了，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 鲁迅在砖塔胡同写了《祝福》，其实很难不说不是根据朱安为原型写的。 祥林嫂质朴善良，她愿意起来和封建的旧社会抗争。可是那些巨大的舆论漩涡却满满将她吞噬掉了。她被那些看客嘲弄、侮辱与伤害，而且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觉悟过来，自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祝福》的开头有这样一段：
祥林嫂剧照 鲁迅在砖塔胡同和朱安同处一室，创作出了这篇小说。祥林嫂身上带着太多朱安的影子了，默默地忍受着命运，别人异样的眼光。鲁迅的笔下带着一种悲悯，可他最后还是逃开了，就像是我开头说的那样是怕生厌恶，所以远离。 可朱安和祥林嫂又实在不同，她从一开始就认命了，她不敢反抗，即使那所谓的“一跪”，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而祈求的。她从始至终没有意识到，鲁迅的厌恶从来不是针对她本身，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同情妇女，可他不同情愚昧。 后来朱安也死了，她最后呐喊了一声，实在惹人怜悯之心，却终使得自己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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