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郑麐与英译中国经典

文史绯闻 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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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麐与英译中国经典

肖伊绯

除了藏书票，其人其事不甚明了

“郑麐”这个名字，逐渐被如今的所谓“读书界”及“藏书界”人士所提及，起因只是郑氏有数款较早期印制的藏书票被发现，遂被称誉为“中国藏书票先行者”之一。

关于郑氏其人其事，笔者近年所知的、已有公布的生平事略大致如此：郑麐（1901—1977），字相衡，广东潮阳人。20世纪初留学欧美，先在哈佛学习哲学，继就学牛津研究历史，归国后于1926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南下上海，在某银行出任经理。业余从事中国古籍经典的整理和英译工作，后更辞去银行经理，专事英译中国经典事业。（详参：温军超《郑麐翻译思想研究》，《英语教师》，2014年10月刊）

英译《愚公移山》，竟成“悲剧”

勿需多言，郑麐生平资料文献的难得一见，乃是研究其生平事迹的最大障碍。仅据笔者所见所知，略微提到郑氏生平，大致可以推测其晚年生活状况的文献资料，似乎只有1998年1月，王元化、张可夫妇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莎剧解读》一书。王氏在此书序言中写道：

“郑麐是我的父执辈，曾在北方几个大学任教，解放后，被安置在市府参事室。他精通英语，造诣精深，曹未风翻译莎剧时常向他请教。毛选的重要英译多出自他的手笔。'文革’中造反派说他把愚公译为Stupid　Old　Man，将他剃了阴阳头，罚他天天挂牌扫马路。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他扫街时我还看到过。”

翻检现有的1965年英文初版《愚公移山》，“愚公”一词乃是译作Foolish Old Man，虽未见得比郑译Stupid　Old　Man高明多少，但却可以间接说明王元化的忆述是可信的，也可以据此推知郑氏至迟在1965年前就结束了翻译生涯。不难设想，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因“愚公”一词的翻译出了“莫须有”的问题，也必然成为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至于是否因受迫害而死于“文革”期间，因未见其它任何文献记载予以佐证，则无从知晓。

不过，仅此事迹一项，也足可见“藏书票”的设计与应用，于郑氏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私密“爱好”而已，其真正的本行与擅长乃是翻译。此外，除了王元化的盛赞之外，与郑氏同辈的学者顾颉刚，对其人其学也略有提及。

顾颉刚曾藏其著，杨家骆屡序其著

《顾颉刚日记》1947年9月20日曾记有：“写纪伯庸、王泽民、郑相衡信”。顾颉刚所藏签名本中，亦有郑氏所著《中国古籍校读新论》《老子（古籍新编）》两种。事实上，顾氏所藏郑著两种，均为中英文对照本，简而言之，均为“双语读本”（详见《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中华书局，2013年）。

事实上，仅就笔者阅历所及，郑氏著述基本均是这种“双语读本”。如1946年11月世界书局初版《燕丹子（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1948年4月世界书局初版《四书（古籍新编）》等等。这些郑氏英译中国经典系列丛书，大部分均出版于1945年之后，据此推断，郑氏相关翻译工作曾一度集中于在1945年至1949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郑氏著述大多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且在书前均附有一篇杨家骆序言。如《四书（古籍新编）》中的杨序，开篇即写道：

“相衡校理西汉所传先秦遗书为古籍新编,使其简明易读;复以一手一足之烈,译成英文,期为文化交流之介;以四书家弦户诵,先付剞劂,责序论予骆。骆以相衡新编,条理至明,举凡诸圣立身之大端,思想之旨归,展卷灿然,无待引述。因就四书历代见重之史实,代表人物之传略,原书定型之年代,新编据本之所自,撮叙其要,藉为通读全书之阶,或亦相衡之所许乎?”

从中可以看到，郑、杨二人在治学方法旨趣与普及学术意识层面，已有相当默契。郑氏英译经典原文，杨氏撰序梳理相关史料，成为“英译先秦群经诸子群书丛书”与“古籍新编”丛书的惯例。另一方面，从杨氏生平来看，可以推测，郑氏应当在抗战期间曾迁居陪都重庆，可能也正是在重庆期间，郑、杨二人在论学切磋，过从甚密，推进了郑氏的英译中国经典事业。

杨家骆(1912—1991)，江苏南京人。幼从舅父张夔卿习经史，治目录学。1930年春，正式从事出版工作，并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因南京馆舍及资料不足，又在上海、北平设立中国辞典馆分馆。抗战期间，迁移重庆北碚继续编辑工作。1945年秋，中国辞典馆易名为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迁往上海。因业务关系，继续保留了重庆北碚馆舍，名北泉分馆。1948年赴台湾，先后在世界书局和鼎文书局任总编辑等职。

抗战胜利之际，郑氏英译本三种在重庆初印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获知上述这些关涉郑麐的诸多历史信息之后，又有幸购藏一册1945年9月间在重庆初印的（以下简称“重庆版”），“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一种，且为郑氏签赠本的英译本《燕丹子》。这一初印本，比之1946年11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的（以下简称“上海版”）郑氏英译本《燕丹子》，从装帧、印制到内容、体例都有较大差异，可以从中考察郑氏编译这一丛书初期的一些细节。

是书为线装本，内页为筒子叶，铅活字印版，纸张为川渝地区特有熟料纸，且配有单面锌版插图（为著名漫画家张光宇绘），这些样式细节都迥异于普装本的“上海版”。当然，全书前后对开，前半部分印制中文，后半部分印制英文，中英文对照的基本样式，“重庆版”与“上海版”是一致的。这本是当时中英文对照图书印制的流行样式，勿须赘言。

最为重要的是，无论“重庆版”还是“上海版”，书前皆印有杨家骆所撰序言，文中都透露了其与郑氏交往的一些细节，对研究郑氏生平有一定价值。序言中提到：

“……今考小说家称先秦遗籍，惟《穆天子传》《燕丹子》存，潮阳郑相衡先生以英文译先秦诸子，骆请其于小说家取此二书，然穆天子传多脱缺，地名亦待于考订……相衡先生以为不如先事燕丹子为愈，因取北泉山馆藏平津馆本付之，不数日，译成相示，骆惊其速，以有每译本皆为撰序之约，因考其本事之年代，及传本之真伪，以报其专勤。先秦子书，译为欧洲文字者多矣，而《燕丹子》则自相衡先生此译始，故骆为序以祝，亦何敢吝其言之详乎？”

序言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江宁杨家骆于北泉山馆史纂阁”。

据杨序所言，可知在选择经典版本，研究经典内容方面，郑、杨二人有过充分交流，且郑氏英译底本就直接来源于杨氏所主持的中国辞典馆重庆北泉分馆。此外，杨氏对郑氏译笔之速，选本眼光之独到，颇为赞赏，为示鼓励，承诺郑氏每译完一种，皆为之撰序推广。这篇序言完稿之时，已值抗战尾声，但日本还尚未正式宣布投降。

此刻，郑、杨二人还皆避难重庆，虽《燕丹子》的首部英译稿已经完成，其学术意义与出版价值重大，但限于当时物资条件及出版环境，在重庆付印后，可能并未公开出版与发售。从“重庆版”英译本《燕丹子》并未标明公开售价及相关出版信息来看，表明只是一种试印本而已，当时可能仅限于内部流通与研究。

翻检“重庆版”英译本《燕丹子》，笔者注意到在“封二”位置还印有一段简要介绍，原文如下：

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郑麐编译

群经及先秦诸子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根源，兹据最精佳之校本并利用最新之研究成果，分别全译或选译，并附精校之中文白文，及讨论作者年代、本书真伪及其流传始末之长序，可暂作定本之用。其全目如下：

【群经】○十三经（选）○逸周书○大戴记○四书（全）■古文孝经（四川大足县发现之宋石刻本）

【诸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曾子○墨子○商君书○道德经○庄子○慎子○荀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燕丹子

■已出版者

虽然“上海版”同样印有上述介绍，但没有如“重庆版”那样标明“已出版者”，可能是因为这套丛书挪至上海印行时，出版方有着较为乐观的预期，认定上述“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数种皆能逐一印出之故。而据“重庆版”的介绍，可知抗战胜利之际，当时当地印出的仅有三种，即《燕丹子》《孙子兵法》《古文孝经》三种。

除了“重庆版”英译本《燕丹子》之外，笔者后来还有幸获见了“重庆版”英译本《孙子兵法》。两书从装帧、印制到内容、体例上，均为一致。巧合的是，“重庆版”英译本《孙子兵法》，在“封二”位置同样印有一段简要介绍，不过与前述介绍又有所不同。原文如下：

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郑麐编译

本丛书就先秦群经诸子选译廿种，此廿种皆为吾国古代最主要之典籍，足以代表各家之学说，兹值印刷困难，仅将篇幅较短者先行问世。

中国辞典馆人文组丛书印行处

临时馆址：四川北碚温泉公园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据这一介绍可知，“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重庆版”的确切印行时间，可能皆为1945年9月15日。这一印行时间，至少对于英译本《燕丹子》《孙子兵法》两种是成立的。因英译本《古文孝经》之“重庆版”，笔者则尚未获见，个中细节无从确考。

1949年之前，郑氏英译本及著述六种在上海初版

抗战胜利一年之后，时至1946年11月，由上海世界书局重印两种“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重庆版”，是为郑氏英译本“上海版”之始。

1947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推出郑氏新著《中国古籍校读新论》，此书内容全用英文写成，只是附录“西汉所传春秋战国遗籍目略及清代以来注本辑本目略”用中文写成，完稿后即以正文为英文，附录为中文的方式印制，颇为特别。此书乃是郑氏汉译中国经典事业的一份总纲与计划书，稍稍翻检一下附录所载各种版本的中国经典规模之巨，即可知郑氏藏书读书之丰富，校书译书计划之庞大。

同年10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郑氏英译本《处世箴言》，乃是摘选中国古代人物言论汇编汇译而成。此书版权页上，同时还介绍了郑氏新著《中国古籍校读新论》，起首即称“郑麐先生以英文译述中国先秦全部古籍为'英译中国古典丛书’，即陆续在世界书局出版，并另以英文写作《中国古籍校读新论》一册，以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籍之门径，中多新颖独到之论”。

据此介绍，郑氏主持的“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或将改名为“英译中国古典丛书”。不过，事实并非如此。1948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郑氏英译本《四书》，确实没有再冠以“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总名，却冠以“古籍新篇”之总名。1949年11月，上海世界书局再次推出郑氏英译本《老子》，仍冠以“古籍新篇”之总名。可以试想，“古籍新篇”之总名，可能源自郑氏自重庆返归上海之际，以及著成《中国古籍校读新论》之后，对其英译中国经典事业的重新规划与调整。

综上所述，无论是最初拟译20种之多的“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还是后来设想的“英译中国古典丛书”，以及在上海后续出版的“古籍新篇”丛书两种，郑麐的英译中国经典事业，应当始于其抗战避难重庆期间。而激发他将这一“业余兴趣”转化为终生志业的，除了其自身的学术修养与旨趣之外，恐怕还是源于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那举国共赴国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投身抗战文化事业之中；他们或为保存国粹，或为存续国脉，于此倾尽全力，不遗余力，郑氏也正是其中之一员。

据考，中国人用英语来翻译中国经典古籍者，存世种类与数量最多者，非郑麐莫属。其中，《燕丹子》《孙子兵法》的英译本，郑氏译本乃是中国人自己译出的首部英译本。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化传播与译介卓有贡献的人物，其确切生平至今依然少为人知，宁沪地区的近现代文史研究资料及广东地方史料中，均无关涉其人其事迹的任何线索，甚至于连一张肖像照片也难以寻获。在此，笔者期待郑氏生平的相关研究，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能早日确证并予以公开披露。另一方面，郑氏的英译中国经典事业，不仅值得后人崇敬与关注，也更应有后来者继续开拓、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