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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诸侯王崖洞墓的类型学研究 杨懿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本文根据现有崖洞墓考古材料，进一步厘清崖洞墓内各组成部分的定名和定义，通过比较总结出了回廊、耳室、藏室等几个在崖洞墓平面结构发展中变化突出的要素，根据这些要素综合营建年代对崖洞墓进行类型学研究，将其划分为二型六式。 关键词：营造年代 崖洞墓 墓内结构 类型学  目前已发现的西汉崖洞墓有30余座，年代上贯穿西汉时期。虽然在地域分布上较为集中，地理环境类似，但在西汉时期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别归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加之修筑年代有所区别，这些原因造成了崖洞墓的结构有所区别。同时崖洞墓之间又存在结构的延续和继承。那么对其结构进行类型学研究得到合理的分型结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此前有学者对崖洞墓尝试进行过型式的划分，划分依据涉及到崖洞墓耳室的存在性、耳室的数量、石室的对称性、墓道或甬道的长短等等[1]。但得到的分型结果存在划分特征不明显、式的顺序结果与崖洞墓修建年代相反等问题。如此不易看出崖洞墓墓葬结构的发展变化，也不易得出崖洞墓的变化规律，形成演化序列，不利于新发现的崖洞墓的年代判断。 对于崖洞墓的类型学研究，笔者认为应该除对比墓与墓之间在个别石室数量上、墓道宽度的微观变化外，还应注重整体结构的变化。如果研究重点过于侧重微观区别，可能会发现墓与墓之间没有共性，得到崖洞墓持续变化且变化没有规律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与初步了解崖洞墓后的直观感受相背离，也与西汉的政治背景相背离，与木椁墓系统内同一级贵族葬具类似的结论相背离。 根据以上种种原因，可以看出以前的类型学分析存在不足，为了更好地研究崖洞墓，本文拟对迄今发现的30余座崖洞墓，重新进行型式划分。较之前的研究，本文更为关注崖洞墓整体结构布局的变化。崖洞墓内结构众多，又因客观实际的差异导致结构及其变化较为丰富。如果仅关注其内单一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并据此进行类型学研究，得到的结论视角不够全面，个别结构的变化也难以代表整个墓室结构的发展。故本文将根据墓内回廊的存在性、藏室数量分布位置和墓室整体的对称性等因素，综合分析后对崖洞墓进行划分。希望能以较为全面的视角对崖洞墓进行类型学研究，并掌握其结构、形制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为之后的研究打好基础。 一、崖洞墓营造年代排序 在已发掘的全部崖洞墓中，明确知道墓主的仅有龟山M2（两座）、满城M1、M2共四座。根据墓室规模、文献资料和遗物推断出墓主且争议最小的墓有三座，分别为保安山M1墓主梁孝王刘武、保安山M2墓主梁孝王夫人李后、柿园汉墓梁共王刘买。 自共王刘买后还有七位梁王，这七任梁王去世后的陵园也应修建于芒砀山内。在整个芒砀山区除上述三墓外，还发现有许多西汉时期的墓葬，根据位置和规模判断在夫子山、铁角山、南山、黄土山、僖山、窑山山上发现的墓葬应属于诸侯王。其中除僖山窑山外，均为崖洞墓。因墓室仅找到六处，未明确墓葬的梁王有七任，可以根据墓葬的选址和墓室的规模大致判断六处墓葬的先后关系，但无法对应每处墓葬属于哪位梁王。这4处崖洞墓的营建年代应在公元前138到公元10年之间。又根据僖山窑山的竖穴石室墓形制出现晚于崖洞墓，所以可以将下限年代提前至梁荒王刘嘉，即大致在公元前138至前24年之间。 刘馀本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2]，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鲁国封地在曲阜一带，山东地区的九龙山崖洞墓基本可以确认属于鲁国，但不知属于哪一任或哪几任鲁王。鲁恭王为第一任鲁王，于公元前155年即位，传四世至鲁文王（前4）国绝，哀帝建平三年，复立顷王子睃弟郚乡侯闵为王[3]。所以九龙山汉墓的营建年代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156年，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4年。山东地区的另一处汉墓金山汉墓，本身为空墓，因距红土山汉墓非常近，推测与昌邑国的关系较密切，联系金山汉墓结构风格与九龙山类似，这两处墓相距时代不会太远。 江苏徐州地区崖洞墓的时序问题比较复杂，以时代明确的龟山汉墓为界，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三处的汉墓应早于龟山，属西汉早期崖洞墓；东洞山、南洞山、卧牛山则晚于龟山，属西汉中晚期崖洞墓。具体的时间和墓主归属，学界根据出土器物、塞石封堵方法、文献资料等证据讨论颇多，在此不再赘述。 对目前所见崖洞墓营造时间整理如表一。 表一 崖洞墓营造年代统计图 二、崖洞墓结构 （一）崖洞墓内结构定名 纵观崖洞墓的平面结构可以发现崖洞墓是人为开凿在山体内部的竖向与横向洞穴，一个完整的崖洞墓往往由山体外部的外墓道、伸近山体内部的通道、山体内部的若干间石室和勾连石室的走廊组成。个别特例还存在山体内露天通道和类天井的结构。现在就对这些结构进行区分和定名。 1.外墓道 将崖洞墓开凿在山体外的露天通道称为“外墓道”。崖洞墓往往从山中部开挖，外墓道的开口一般在山腰位置，向山内延伸。墓道底为平底或略成斜坡，长方形，修凿较平整，开凿有较浅的排水沟，或有流水冲刷痕迹。两侧石壁为开凿外墓道形成，平面呈直角梯形或直角三角形，壁面上有天然石缝，石缝大都经过修整，修整方法为石料、砖瓦填塞并找平，保持修整处与壁面处于同一水平面。 2.车马耳室 在外墓道靠近墓室方向两侧石壁上开凿有石室，此位置的石室多为两间。一般资料中将这种位于外墓道底部崖洞墓之外的石室称作“耳室”[4]，实际发掘中此位置多出土车马器与马骨，如满城汉墓M1的南耳室中清理出4辆车与11匹马[5]。故将此类位于整个墓室最靠近墓道、常出车马器或马骨的一对（单间）耳室石室命名为“车马耳室”。 车马耳室又可根据其相对位置分成左右对称和偏居一侧两种情况。左右对称为两侧石壁各开凿一间石室，大小形制基本类似，石室室门为长方形，形状较方正，线条较平直，石室内部有方形、袋状、隧洞状三种。方形石室内部空间大致为一长方体，四壁壁面较垂直平整，转角近直角，顶面多向内侧倾斜，口大底小。袋装石室室门处与方形石室并无区别，也为比较标准的长方形，但石室内四壁较弧，向内侧收缩，石壁夹角圆滑，整体呈一方口袋状。隧洞状石室至今仅见于满城汉墓，内壁为圆弧状，室顶为穹窿顶，地面铺石块炭灰，石室深而长呈隧洞状。偏居一侧的为两间石室，平行开凿于一侧石壁，门框、内部与对称式类似。 除外墓道处有车马耳室外，部分崖洞墓的车马耳室位于山体内，如北洞山汉墓、石桥M1、龟山汉墓北墓等。山体内的车马耳室在与其他石室区别时，应具有如下几个特点：车马耳室位置一般在内墓道靠近墓门一端，如果石室位置远离墓门靠近主室，一般不划分为车马耳室；车马耳室还与崖洞墓山体内的其他藏室相隔较远，不与其他藏室组合或集群出现；保存状况良好扰动小的崖洞墓应根据清理出的陪葬品确定车马耳室的位置；车马耳室在山体也有对称两间和一侧单间两种情况，如龟山汉墓两座墓为一侧单间。 3.墓门 外墓道内侧尽头为一竖直的长方形石崖壁，系因修建外墓道取石形成，崖壁下部中间为墓门，呈长方形，宽度小于外墓道，开凿规整。个别墓墓门外有石（土）堆，功能似乎为门阙[6]。 4.内墓道 墓门后的狭长通道即为内墓道。内墓道开凿在山体内部不露天，截面呈方形，宽度略小于墓门，平顶坡底外高内低，两壁竖直平整。地面一般有排水槽。 5.墓内藏室 墓内藏室开凿在山体内，主要功能为摆放随葬品的石室，且根据随藏品功能不同摆放在不同的藏室中，其他资料中多称其为“侧室”。摆放不同类别随藏品这一功能与木椁墓中的藏椁类似，为与木椁墓藏椁呼应，下文称此类石室为“墓内藏室”（或藏室）。 藏室室门多为方形，个别为圆角方形，室门位于室中或偏居一侧，开凿规整。藏室平面为长方形或因带有门道而成曲尺形，部分藏室在室门处设有门槛、门槽或排水沟。藏室内一般为平底或为便于排水略呈斜坡，四壁略带弧度壁面较平，顶部有平顶、坡顶、弧顶、穹窿顶、盝顶等等多种情况。藏室内部空间为长方体或略呈袋装，大小不统一，或受山体自然条件或诸侯国经济实力的限制。 藏室内存在装修的情况，根据石壁的修补痕迹、残留的颜料和清理出的瓦当推测，装修手段可能有修补裂隙、石壁抹泥髤漆涂朱、室内再搭建筑等。 6.塞石 塞石是防止下葬后墓葬被盗，用来封堵墓道的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的石条。石质一般与崖洞墓的山体类似，推测部分是用开凿崖洞墓时挖出的石块改造而成。塞石上多刻有铭文，铭文内容为塞石编号、位置或诅咒盗墓行为，部分一端带有后世盗墓者为拖拽塞石而留下的牛鼻孔。塞石在外墓道、内墓道均可使用，排布有序，连接紧密。 7.主室 主室为整个墓葬的核心部分，位于崖洞墓中后部，一般情况下都处于整个墓室的中轴居中处，功能为放置墓主人棺木的石室，地面略高于墓道，四壁竖直，壁面经过修整，室顶形制较多样，室内挑高略大于墓室内其他藏室或空间。依据主室的形状，棺木偏于一侧放置或居中放置。在崖洞墓结构简化前，主室各壁外多开凿藏室，简化后主室外围不连接藏室。这一区域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定名不统一，有前室、主室、棺室等名称。考虑到同期同等级木椁墓系统中并不常见前后室的称法，棺木所在位置一般称为“（内）椁室”“棺室”或“主室”。为便于同期墓葬的横向比较，将崖洞墓中功能为存放棺木、面积较其他藏室更大、位置居中靠后的石室称为“主室”。 8.前室与后室 前室与后室并非所有崖洞墓中都有的结构。这两室为崖洞墓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前室目前最早出现在保安山M2中，到西汉中晚期这一结构消失不见。前室区域有可能处于内墓道之上，内墓道变宽处可能为前室，也有可能为一间与主室相连、处于墓道轴线上的独立的石室。后室多见于曲阜九龙山的崖洞墓中，为与主室相连的一间石室，同样处于墓室中轴位置，地面高度略低于主室，室面呈方形或袋装，可能存在制作不如主室精致、石壁转角不直的情况。 这两室主要依据与主室的位置关系进行划分。主室之前的为前室，主室之后的为后室。且需满足与其他藏室相比位置居中、多为单间的特点，不然应认为仍属于藏室或墓道。 9.甬道 甬道的含义与位置与其他墓葬所指一致，为连接内墓道与主室、主室与藏室、主室与后室的通道，具体案例中可能与门道所指重合。 10.回廊 回廊结构在崖洞墓中不常见，至今仅见三例，但此结构在崖洞墓中变化明显，是早期崖洞墓初现到结构逐步完善的重要节点。回廊一般位于整个墓室核心位置，其内为主室及环绕藏室，通过甬道与内墓道和主室相连。平面呈闭合方框样，截面方形，平底平顶，四壁直立，壁面可能会开有三角龛或凹槽，凹槽用途不明。 该结构常见于西汉高等级竖穴坑木椁墓中，藏椁和主室间不紧挨，有空间，形成走廊，这种走廊称为回廊，或主室外围一周的藏椁称为“回廊藏椁”。根据具体墓葬的规模不同，墓内可能存在多重回廊。题凑墓和隔板墓均有可能形成回廊，题凑墓多见，隔板墓回廊可见海昏侯M1的主椁室与藏椁间。崖洞墓回廊在位置上与木椁墓回廊类似，都位于主室外围，藏室内侧。功能上木椁墓回廊无具体功能，主要为划分主室和藏椁区域，但回廊数量是墓葬规模的重要指征。崖洞墓存在回廊实例太少，带有回廊的崖洞墓也多在早年间被盗掘，资料不全，回廊壁带有不规则凹槽，是否具有藏纳随葬品或其他具体功能还不确定。但这一结构同时出现在西汉高等级墓葬的两种系统中，应存在相似性。 11.其他结构 中墓道，在全部崖洞墓中，中墓道属特例，仅见于徐州地区楚国初期崖洞墓中。中墓道崖洞墓与多数仅一条内墓道的崖洞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墓道宽度和结构变化上。仅有内墓道的崖洞墓，内墓道宽度较为统一。中墓道崖洞墓，墓道宽度变化明显，或墓道一段与其他部位结构不同，如狮子山外墓道为斜坡中墓道平底，又如北洞山第二段墓道为露天式。所以在墓道宽度或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时，需将整条墓道划分为不同区段，但功能不存在明显变化。 竖井墓道（天井），仅狮子山楚王墓一例，其他崖洞墓墓室墓道均为横向。狮子山楚王墓竖井墓道形制为从半山腰处向下竖直开挖的大型长方形石坑，坑底中间为露天的中墓道的顶部。同时狮子山汉墓还具有横向墓道系统，所以这一石坑在诸多资料中称为“天井”。但我认为这一石坑应为竖向墓道，原因如下：墓内“天井”最典型的案例应为唐代墓葬，长斜坡墓道带有多重过道和天井。天井在墓内象征生前宅院的院子，施工上也便于向外运土，防止墓道坍塌等，这类天井一般规模较小，宽度小于墓道宽。狮子山“天井”规模宏大，宽度远超过中墓道，甚至近崖洞墓东西宽，规模上与常见天井不同。其次，墓道在墓内的作用应为运送棺椁、随葬品的通道，但狮子山连接墓内与墓外的外墓道，坡度极为陡峭，外墓道底也未找平，塞石半成品、大石块直接竖立在墓底，坑洼不平，小件陪葬品可由此经人力搬运进墓，大型随葬品、棺椁从此位置进入墓内并不方便，甚至可能无法成功进入。而开凿在山腰的“天井”可以承担棺椁进墓内的功能，且狮子山墓之前大型墓葬多为竖穴。根据这些原因，笔者认为狮子山的“天井”其实应为竖向墓道。 墓内排水设施，由排水沟和集水设施构成，集水设施一般为水井、渗井，排水沟在藏室、主室的地面四周或墓道底部一侧，有集水设施的墓排水沟最后会汇集于集水设施位置，没有集水设施的排水沟会引向墓外，但因并非所有的排水沟都符合山势的变化，所以排水沟并不能完全实现设计意图。 （二）崖洞墓结构概述 1.河南地区 保安山M1墓主为梁孝王刘武[7]，根据梁孝王的生卒年份可知该墓营建于西汉早期。整个崖洞墓由外墓道、车马耳室、内墓道、12间藏室、回廊、甬道和主室构成，没有后室。12间藏室，2间位于内墓道处，6间环绕主室分布，另外4间分别位于回廊四角（图一）。 图一 保安山M1平、剖面图（改绘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图三） 柿园汉墓，据推测墓主为梁共王刘买[8]，刘买为梁孝王刘武之子。崖洞墓营建于西汉中期，整个崖洞墓由外墓道、内墓道、甬道、藏室、主室构成。藏室有8间，全部环绕主室分布。与保安山M1、M2不同的是柿园汉墓虽然也为诸侯王墓，但墓内没有回廊的结构，外墓道两侧也未开凿车马耳室（图二）。 图二 柿园汉墓平、剖面图（改绘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图三二） 南山M1，西汉崖洞墓，该墓的年代大概在西汉中期[9]，具体营建时间和墓主不详。该崖洞墓具有外墓道、内墓道、主室、藏室结构。藏室6间，主室三壁每壁各开2间，分布规律、对称（图三）。 图三 南山M1平面图（改绘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图一三九） 黄土山M2，西汉崖洞墓，墓主及营建年代不详。尚未正式考古发掘。因其1999年被盗（被盗文物已全数追回），所以知其墓内结构。该崖洞墓由外墓道（石条砌壁）、车马耳室、内墓道、主室构成，未见藏室[10]（图四）。 图四 黄土山M2平、剖面图（改绘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图一四〇） 2.河北地区 满城M1，墓主为中山靖王刘胜，根据刘胜在位时间可推知其墓开始营建在文帝时期。整个崖洞墓由外墓道、内墓道、车马耳室、渗井、前室、主室、回廊构成。该墓的特殊之处在于除车马耳室、前室主室外并未开凿其他石室。藏室和棺室的功能由前室和搭建在主室内的石板屋承担。石板屋平面呈“凸”字形，由门道、棺室、侧室三个部分构成，棺室两面坡硬山顶，其他部分平顶，在发掘时已经坍塌（图五）[11]。 图五 满城汉墓M1平面图（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图四） 3.山东地区 九龙山M3，九龙山自东而西共有崖洞墓5座，M3位置较为居中，墓主可能是某任鲁王[12]。M3墓室结构包括外墓道、车马耳室（外）、内墓道、藏室、甬道、前室、主室、壁龛。藏室6间：2间位于内墓道北侧东西壁，东西对称；4间位于前室东西壁北部，2间一组共用门道，基本对称。壁龛掏于主室北壁中部，呈袋状，面积小，与主室、前室、墓道、墓门处于同一直线（图六）。 图六 九龙山M3平、剖面图（改绘自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图二） 金山M1，西汉时期崖洞墓，距红土山汉墓较近，但此墓为空墓，明代就在崖洞墓的基础上改造为寺院。现在能看到外墓道、车马耳室、内墓道、藏室、主室结构。藏室在内墓道和主室周围都有分布，整体结构与曲阜九龙山汉墓类似。关于此墓墓主有两种说法，一为昌邑王刘贺预造墓[13]，一为其父昌邑哀王刘髆的墓[14]。 4.江苏地区 狮子山汉墓，墓主推断较多[15]，具体营建时间不确定，但为西汉早期崖洞墓无疑。这座崖洞墓较为特殊，除常见的横向墓道外，还有一个竖井式的纵向墓道。整个崖洞墓由外墓道、中墓道、竖井墓道、内墓道、藏室、甬道、主室、后室构成。外墓道为山外露天斜坡部分。中墓道平底，从进山处始至竖井式墓道北端结束，在山内开凿但后段无顶、露天。内墓道为塞石南端始至藏室北端止，山内开凿、不露天。竖井式墓道在中墓道后段正上方，为深近10米的竖向岩坑。藏室9间：中墓道两侧3间，此3间藏室方向与墓道平行，通过门道与中墓道相连；内墓道两侧5间，均在塞石后，西侧2间藏室与墓道平行，东侧4间藏室与墓道垂直。后室与主室通过甬道相连，为横向室，中垂线与墓道重合[16]（图七）。 图七 狮子山汉墓平、剖面图（改绘自韦正等：《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图二） 驮篮山楚王墓，墓主人应为楚国早期几位楚王之一，墓葬形制与北洞山类似。该墓由外墓道、内墓道、藏室、甬道和主室构成。外墓道露天，宽于内墓道。藏室12间，呈两组集中分布。第一组6间，位于内墓道两侧，藏室平行墓道方向，2间为一对，形制面积类似，中轴对称，由南向北分布。第二组6间，环绕主室分布。主室东北角2间，面积大小一致，共用门道，南北对称。主室北壁中略靠东1间，长门道与主室相连，藏室方向在内墓道的延长线上。主室北壁中靠西1间，长门道与主室相连，藏室方向垂直于墓道。主室西壁北侧2间，面积大小一致，共用门道，南北对称[17]（图八）。
图八 驮篮山楚王墓平面图（改绘自刘照建：《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图八） 龟山崖洞墓为南北两座，因早年在龟山顶上还发现过一座竖穴岩坑墓，所以两座崖洞墓被发现时记为M2，两墓墓内联通。M2（北），该墓墓主人为楚襄王王后，营建时间为武帝时期，西汉中期崖洞墓。该墓由外墓道、内墓道、车马室、藏室、主室和甬道构成。车马耳室1间在内墓道偏西南壁。藏室7间。内墓道东段连接一藏室，连接处在该室西壁北侧，这与其他崖洞墓的正中连接不同。这间藏室不仅与墓道相通，其他藏室均在其周围，位置重要，记为“中室”。中室向东有藏室2间，通过甬道相连，甬道均在偏南位置。中室北壁中有一甬道，甬道后有1间藏室。中室南壁偏西位置有一北宽南窄的喇叭形甬道，甬道后有东西并列南部贯通的3间藏室。这3间藏室为M1和M2的公共区域。该墓因盗扰严重，随葬品都不在原位，所以无法确定原摆放棺木的主室是哪一间。 龟山M2（南），该墓墓主人为楚襄王刘注，营建时间同M1，位置在M1南侧。该墓同样由外墓道、内墓道、车马室、藏室、主室和甬道构成。车马耳室3间，处于同一南北向水平线；2间在内墓道偏西处北壁，南北并列，西部贯通；1间在内墓道偏西处南壁。藏室共计4间。内墓道东端与一藏室相接，相接处位于藏室西壁南侧，同M1一样，这间记为“中室”，其他3间藏室在中室周围。中室东侧偏北处1间，中室南壁开有2间，门道位置均不在正中。中室北壁偏西处，开有通往公共区域的甬道（图九）[18]。
图九 龟山二号墓（南北两座）平面图（改绘自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图一之1） 石桥（东洞山）M1，西汉崖洞墓，该墓早年被盗，具体营建时间和墓主不详。该墓由外墓道、内墓道、车马耳室、主室、藏室和甬道组成。内墓道窄而狭长。车马耳室1间，位于内墓道中部偏西北壁处，与其他石室相隔较远。内墓道东端连接一石室，应为主室，其他藏室均在主室周围。藏室共计5间，有3间为一组在主室北侧，1间在主室东，1间在主室北。除3间组合的东侧两间外，均有甬道与主室直接相连。3间组合为一大两小，大藏室在主室正北，长宽均大于主室，两小在大藏室东壁，两小之间不连通，各自与大藏室相连。 石桥（东洞山）M2，在M1北侧，西汉崖洞墓，认为是M1的祔葬墓，清理出的文物风格为西汉中晚期，墓主与营建时间不详。外墓道不存。仅有一条内墓道和主室，主室在内墓道东端，连接处位于主室西壁北侧，主室北壁与内墓道在同一直线上，整个墓室平面呈直背刀状[19]（图一〇）。
图一〇 石桥汉墓M1、M2平面图（改绘自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图三） 三、崖洞墓的类型学研究 （一）分类依据 由前文对营造年代的统计和结构的简述可知西汉时期崖洞墓不同地区营建格局特色。河南地区与山东地区相似程度高，江苏地区风格多样，河北地区数量少但兼具河南和江苏地区特色。 虽然崖洞墓形式较为复杂，但仍存在一定共性和特点，如在早期具有“回廊”结构、墓道多为两条宽窄有变化等等。故选取墓道方向、回廊、藏室数量和对称性等指标对这30余座崖洞墓进行类型学分析。 （二）崖洞墓的类型学研究 西汉崖洞墓整体可以分成模仿生前居室和模仿竖穴墓墓葬结构两个大的发展路径。模仿生前居室早期以北洞山、驮篮山汉墓为代表，模仿竖穴墓墓葬结构早期以狮子山和保安山为代表。以这两个发展路径为线索，将西汉崖洞墓分成两型：模仿竖穴墓墓葬结构为A型；模仿生前居室为B型。 A型 包括保安山M1、M2，柿园汉墓，夫子山M1、M2，铁角山M1、M2，南山M1、M2，黄土山M1、M2，满城M1、M2，九龙山M2-M5，金山M1，狮子山汉墓，共计19座，占全部崖洞墓的大多数。早期的竖井式墓道和回廊结构在同期或更早的木椁墓中可以找到相似部分，应是对木椁墓的模仿。此时属崖洞墓草创阶段，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结构。中期的崖洞墓抛弃了回廊，保存了多间藏室设置，墓室平面结构逐渐分布对称。中晚期，崖洞墓规模变小，墓室内藏室数量锐减。整个A型墓均存在室内装修现象。 根据墓道方向、回廊、藏室数量及分布位置将A型分成4式。 Ⅰ式 1座。竖井墓道崖洞墓。横竖向墓道兼备，横向为长斜坡墓道，无明显车马耳室，多藏室不对称，墓室整体不对称。 现仅有狮子山汉墓一例，应建于西汉初期，结构特点为同时存在横向墓道和纵向墓道。纵向墓道呈竖直方坑状，与竖穴岩坑墓的岩坑类似，由山腰处直接向下挖掘，四壁直立，壁面凿平，平底。长18.65米、宽13.2米，南端深8.45米、北端深10.9米[20]。墓室封闭时，整个岩坑用夯土填实。外墓道、中墓道前段露天。藏室，垂直平行墓道方向均存在，平顶，大小不统一，内随葬品多样，甚至有藏室功能为陪葬墓。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均与后期崖洞墓差异较大，墓内布局体现出崖洞墓刚出现的探索过程。 Ⅱ式 4座。回廊崖洞墓，主室外有一完整的近方形回廊。长斜坡墓道、有明显车马耳室结构、多藏室，藏室方向垂直墓道，整体结构追求对称，但对称性的完成度不高。 保安山M1、保安山M2、满城M1、满城M2属此式，集中出现于文景时期。以保安山M2为例，墓内有长斜坡墓道。车马耳室两间，同侧，平顶，大小形制类似。多藏室，分布于墓道两侧和主室外，平顶，大小形制差异大，不对称。回廊平面略呈方形，截面近方形，平底平顶，四壁略弧，壁上凿有三角形小龛（灯龛）和不规则凹槽，凹槽截面呈方形。主室被藏室和回廊包裹在山体中心位置，墓葬规模巨大[21]（图一一）。满城M2虽未见回廊，因与M1为同时期营建的一对同茔异穴合葬墓，墓主为夫妻关系，墓室结构与M1相似与其他崖洞墓不同，故也分入此式。
图一一 保安山M2平、剖面图（改绘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图一七） Ⅲ式 12座。藏室多且大部分围绕主室分布，长斜坡墓道，多有车马耳室且多位于外墓道。藏室多垂直于墓道。这12座墓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藏室不对称，后段藏室对称。 柿园汉墓，夫子山M1、M2，铁角山M1、M2，南山M1、M2，九龙山M2-M5，金山M1均属此式，柿园汉墓、夫子山M1、夫子山M2三座属前段，其余九座属后段。 前段以柿园汉墓为例，墓室规模较之前明显变小，墓道两侧不设或少设藏室，藏室集中于主室周围，平顶，平面形态和大小不一致，位置不对称。后段以南山M1和九龙山M3为例，外墓道、车马耳室、长斜坡内墓道结构保留，墓内藏室位于主室周围，墓室整体以墓道所在直线轴对称。室平面形态和大小基本一致，位置基本对称。 Ⅳ式 2座。主室外无环绕藏室，外墓道有车马耳室，墓室整体对称。 黄土山M1和M2，属于此式，为西汉中后期的崖洞墓。崖洞墓仍由山腰向内开凿，但因山体条件限制，崖洞墓外墓道两壁由石崖壁变为石条砌壁。车马耳室结构保留，藏室数量锐减，内墓道和甬道承担部分藏室功能。墓室规模变小，但对称性加强，整个墓室以墓道为中轴对称。 B型 包括北洞山楚王墓、王后墓，驮篮山楚王墓、王后墓，龟山M2（两座），东洞山M1、M2，南洞山M1、M2，卧牛山M1、M2，12座。B型崖洞墓位置集中于徐州地区，属西汉楚国。有外墓道和内墓道。车马耳室出现不稳定，位置不固定，墓内外均有。室顶有平顶、弧顶、双弧顶、穹窿顶（疑为自然风化剥落）、两面坡、四面坡或庑殿顶等形式，模仿生前宫殿屋顶造型。藏室空间跨度大、多带中柱结构，室内多有装修。12座墓的结构区别主要体现在内墓道和主室的位置关系上，北洞山楚王、王后墓，驮篮山楚王、王后墓四座墓的墓道居主室中线处；龟山M2，东洞山M1、M2，南洞山M1、M2，卧牛山M1、M2八座墓的墓道居主室一侧。故根据这一区别，将B型崖洞墓分为2式。 Ⅰ式 4座。墓道位于主室中垂线上，多段联合构成。藏室成对出现，位置对称。室顶多为两面坡或四面坡，面积大的石3室架设中柱支撑。 有北洞山楚王墓、王后墓，驮篮山楚王墓、王后墓四座，为西汉早期崖洞墓。以北洞山M1为例，外墓道和中墓道露天。中墓道偏北处接一附属建筑，为在预设岩坑内用石条石板分隔而成的四列（组）石室，最北有两间耳室，内随葬品不清仅余部分漆皮，据其他崖洞墓结构习惯定为车马耳室，平顶，内设中柱，大小一致形制类似，对称分布。内墓道两侧各有一藏室，有长门道，石条拼砌四面坡顶，无中柱，藏室平行于墓道方向，位置对称、平面形态和大小基本一致。主室两面坡顶，垂直于墓道。主室东北角有平行于墓道的藏室两间，平顶，大小性质一致，共用门道，为厕间[22]（图一二）。
图一二 北洞山M1平面图（改绘自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图三） 从门阙、附属建筑（藏室）群、墓内石室屋顶和厕间的设置都不难看出，北洞山M1的结构布局是在模仿墓主人生前的居所。门阙为大门，门阙到车马耳室的部分为生前居所的广场（院落）和宫婢仆从居住工作的地方，车马耳室向北是墓主人生前居住的院落，这个院落由大门、两侧的偏房和正北的主屋构成，主屋可能还是一个套间或带有后院，有两间厕间，类似于后来的四合院。 Ⅱ式 8座。墓道位于主室一侧，平面类似后世直背刀墓。有外墓道，内墓道宽度变窄长度变长。车马耳室存在，但间数不固定位置不固定。藏室和主室的开间跨度变大数量变少，基本都带有中柱，为修建石室时直接保留而成。室顶为直接在石壁上开凿而成的弧顶、两面坡、盝顶等。 以龟山汉墓为例，因为盗扰严重，这两座墓无法确定哪一间藏室为主室。北墓和南墓均为窄长的内墓道，墓道偏居藏室一侧。车马耳室在墓内，相对开凿。藏室间呈多轴线对称关系，两墓间藏室对应。开间跨度大，有中柱支撑，墓内装修。 从龟山汉墓的墓内情况可以看出，徐州地区早期崖洞墓模仿生前居所的营造风格得到了保留，体现在墓顶两面坡、四面坡的构造上。中柱结构由前期的先开藏室后搭中柱变为开凿藏室时直接保留中柱。单个墓葬内基本找不到明显的对称关系，这与该地区早期崖洞墓不同。互为一组的两座墓中反而存在一些互补的对称关系。其次从墓道和藏室（主室）的相对关系来看，墓道并不再位于主室正中。并且两座墓中出现了公共区域的设置，可以互相连通，到达对方墓内。从这些现象来看，诸侯王营建墓室前规划似乎更为完善，同时考虑了两座墓的布局。营建手段也有了进步，经验更加丰富，优化了中柱结构，近似弧顶的屋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石室跨度问题，开凿出面积更大的石室。 四、结 语 对崖洞墓进行合理的类型学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合理的分型结果便于得到崖洞墓的发展序列，总结出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方式。从目前的分型结果来看，崖洞墓在产生初期并非只有一种结构来源，有可能是向成熟的木椁墓系统和生前建筑分别进行学习和模仿后产生的。后期的崖洞墓相较于早期，结构都更为简单，布局更加合理协调，这可能与不同诸侯国的经济条件和崖洞墓建造技术的提升有关。在之后的研究中，如果有新的崖洞墓资料，也可对这个分型结论进行修正或补充。 [1] 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汉代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172-193页。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3页，中华书局，1962年。 [3]同[2]。 [4]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2~193页，齐鲁书社，2006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6]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第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7]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3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8]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23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9]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305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0]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308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报告中描述前室结构为“前室是在山岩中用石条垒砌而成。南接甬道，东西分别与东、西耳室相通……”与其他崖洞墓的前室不相似，故本文不作前室划分，认为这个区域还是外墓道的一部分。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13]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14]《海昏侯在巨野有座“烂尾墓”》，《齐鲁晚报》2016年3月10日。 [15]a.刘尊志：《西汉时期前三代楚王年龄及其墓葬初探》，载王中文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第231~23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b.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c.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文博》2002年第6期；d.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 [16]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17]刘照建：《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18]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20]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21]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2]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M2图不完整 本文原载于《文博》202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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