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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任逍遥》在戛纳首映时，一位观众站起来说： “我特别讨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谎言！我们现在大陆人学电脑、学英语、出国，生活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要拍这些人呢？”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批评”，贾樟柯回应： “对我来说我不会把人分成主流还是边缘，每个人都有他的尊严，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去面对的他的生活。”  贾樟柯的电影里，的确没有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没有一路开挂的机遇，也没有春风得意的传奇。 他关注的都是弱势、边缘的小人物，彷徨失意、不知所措、跌跌撞撞前行。 多数作品都是描写成功的人，就不允许一个贾樟柯记录一个摔倒的人？ 趁着《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我们聊聊他。  >>>>被荧幕遗忘的“小武们” 我相信我电影中包含着的价值并不是偏远山西小城中的东方奇观，也不是政治压力、社会状况，而是作为人的危机。 ——贾樟柯 贾樟柯成名，是因为《小武》（1998年）。 同学看了觉得乱，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导演。 没想到德国公映，一举成名，在国内也深受观众喜爱。  《小武》曾有个很长的名字： 《靳小勇的哥们儿、胡梅梅的傍家、梁长有的儿子：小武》。 后来，哥们儿、傍家、儿子，友情、爱情、亲情，小武都没了，只剩下自己，只是“小武”。 小武是谁呢？ 贾樟柯说，在他的家乡山西汾阳的小县城，有很多人书读着读着就辍学了，没受过什么教育，听说有个人后来当了小偷。 小武就是在90年代，叼着烟，穿着大两号的西装，终日晃荡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县城青年。 坐公交车不买票，手伸向邻座偷东西，骗售票员自己是警察，露出得意轻蔑的笑。  木头一样不善言辞，却狡猾得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牛一样又耿又犟，不懂变通，追不上时代，浑浑噩噩地生活。 昔日一起做扒手的小勇，摇身一变成“模范企业家”，小武非要履行曾经的承诺，在小勇结婚时送他6斤十块钱。 多尴尬。 小勇已经不想认识他了，结婚根本没叫他。  如火如荼的90年代，闭塞的县城正在发生巨变，昔日的人际土崩瓦解，KTV里有来自四川的、贵州的“小姐”。 胡梅梅骗家里人在北京读书，实际上在县城陪酒陪睡，陪小武在街头溜达，一天100块。 后来胡梅梅被轿车接走了。 小武买了BB机，也追不上人心变化的速度。  没有人会注意到小武这样的人。 他微小、平凡得可怜，手脚还不干净。 影片结尾。 他一只胳膊被手铐扣在街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看猴子一样看着他。 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一张张观看的脸上，连小武尊严扫地的声音都听不见。   “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陈丹青）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青年，站在公路边等车，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悠。 一直混到电影结束，最后手铐铐住，带走。 时代在飞速向前，小武还留在斑驳的北方澡堂子，光着身子唱歌，与破旧的街道一起被人们遗忘。  拍《小武》前。 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看了四年的中国电影，看不到一部跟他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有关的片子。 曾经启发他拍电影的陈凯歌，说过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应该是用来描写传奇的。” 贾樟柯不同意。 “那时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要表现当下的情况。” 他回到家乡汾阳，发现整个县城在我眼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感觉当下中国现实有种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让我有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一切的迫切感……它是个巨大的痛苦时间，我产生了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 2006年上映的《三峡好人》，正是如此。 《站台》（2000年）里的韩三明成了主角，而他只是个矿工。 这也是山西矿工首次在荧幕中登上主角的位置。  《站台》里的韩三明是什么样呢？ 在躁动不安的县文工团青年的衬托下，他像是一个停滞的人。  在煤矿劳动，娶不上媳妇，下煤矿要签生死状，三明不识字，找崔明亮给他念。 生死状写着，一天10块，出了事概不负责。 崔明亮问他听清楚了吗？他只“嗯”了一声，朝签字的地方走去。 他哪里有选择的余地。 在《三峡好人》里。 三明娶上了媳妇，媳妇是从重庆奉节买来的，在地方的干预下，媳妇自愿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 三明来奉节，正是寻他16年没见的孩子和前妻，却撞入了大时代的洪流中，三峡移民进行得如火如荼，前妻不知所踪…… 影片开头3分钟多的长镜头，给了三峡客轮上的农民工，配合着劳动号子一般的背景音，以古典水墨画的卷轴形式缓缓铺开。 你很难在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农民工群像。 抡着锤子、铲子的拆迁工人汗流浃背的身体，嘴里噙着烟，桌上摆着酒，三五成群热闹地打牌。 一座两千多年的城，要在两年内拆掉，百万移民在18年内安置成功。 在新城还未建起，旧城即将淹没的契机，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存与尊严。 贾樟柯用仰拍镜头，拍高楼上凿坚硬石块的工人，给了劳动者最大的敬意。 一位少年在破败的房间里，用力地唱着《老鼠爱大米》。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 一首烂俗的情歌，被少年唱出了生之坚韧。 三明找到了前妻，前妻跟一个跑船的男人生活，男人对她不好，埋怨三明为什么十几年了才来找她。 三明跟男人谈判，在饭桌上立下誓言，等他一年，攒够三万，带前妻回家。 断壁残垣里，前妻给了三明一颗糖，他们看着倒下的高楼，心里建起一座高楼。 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在这里交汇，长江不会停止奔流，他们不能左右时代的洪流，却可以决定面对波折的态度。 贾樟柯说：“我想用电影去面对，无论哪一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 《小武》《站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等等，似乎都在表现一个旧的江湖逝去时难以避免的阵痛。 你好像觉得小武、三峡什么的，跟自己无关，其实有关。 就是在面对丰裕的物质生活，急遽变化的时代，每个人心里的压力、无助、孤独都是一样的。 人人不是小武，人人都有小武的一部分。 《站台》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 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 ——贾樟柯 贾樟柯的电影，总是包含着我们共同经历的集体记忆。 许知远曾评价他：“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洞察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准确、迅速地表达它。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时代的浪潮打来，有人御浪而行，有人被拍打到岸边。 不能因为时代在奔跑，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二十四城记》里就是一群没有追上时代，被抛下的人。 成都420军工厂（成华集团），曾经是人人艳羡的所在。 厂子里有电影院、游泳池，夏天还自己生产汽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去厂子里的子弟学校完成。 很牛，他们甚至都不把成都放在眼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420厂跟当时很多国营厂一样，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转型的阵痛。 那时候工厂要自负盈亏，养不活这么多人。 侯丽君是第一批要离开的员工，那一年她41岁，孩子才上小学六年级。 经济负担太重，侯丽君必须出去找工作。 “我当时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在墙上贴了个座右铭，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我都要勇往直前。 我每天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一遍那个座右铭，然后，冲出家门去找工作。” 工作不好找，摆过地摊，后来做缝纫，多少能做事，挣点钱。 她说：“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二十四城记》陈冲饰演的是420曾经的厂花，当时年轻的小伙子都叫她“标准件”。 工厂倒闭后，她跟过一位老总。 老总跟她说，年轻时候当砖瓦工，拉砖来来回回从420厂经过，知道她是厂花特别喜欢她。 但也知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便想着有一天发达了要去找她。 陈冲说，这话怎么这么别扭，把她当什么了？ “我现在就算不是什么'标准件’，也不是一个'报废件’对不对？” 你会感受到贾樟柯镜头下的人，不论多贫穷、多失意，都试图维持生命的尊严。 贾樟柯没有毛尖批评的那种，把穷人塑造得卑琐、势利，双商低的尖刻和功利。 反倒一种宽广的、温厚的对普通人的关怀、理解与认可。 《山河故人》 他说自己儿时遇见一位奶妈。 她识字不多，没念过什么书，但是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教养，这种教养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得自一种世代传承的民间传统。 贾樟柯觉得，这种来自“民间的教养”，比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更有文化的尊严。 《江湖儿女》 人们总是习惯于记叙成功、励志、辉煌的人和事，一种符合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选择。 但电影不能做“优胜劣汰”，会毁掉艺术和教养。 何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二十四城记》里的工人，在过去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绝对的主流，而今落寞了，便无人过问，是一件很冷酷的事。 人有得意、失意，有顺境、逆境，真正有现实关怀的导演，会直面人的困境。 就像他电影出现的“走钢丝”镜头，生活就是一个人冒着风险孤独地走钢丝。 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生命因孤独而高贵。 高楼坍塌； 飞机坠地； 重庆移民纪念塔突然起飞。 现实魔幻又无常，人们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图1、3《三峡好人》，图2《山河故人》 生活会面临被动、窘迫，人们惯于沉默，却可以像一道峰或风，遥远而孤绝地存在。 有人“腾空跃起，从裂开的风里出世”，有人“跪在地上，发出雷鸣般的号啕”。这些个体的光热终将划破冰面，点亮黑暗。（引自《冬泳》） 那年，《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后来一个票房30万，一个近3亿。 贾樟柯曾感慨： “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年代，谁还关心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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