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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理论、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章云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理论、民间艺术。 摘要：以福善、嘉庆为追求的中国吉祥文化，建立在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事理与心理相联互通的基础之上，其发轫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它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文化象征，寄寓着人类的生活理想和哲学思考。吉祥物的生成法式主要有谐音法、象征法、指事法、联想法、组合法等数种，均建筑在物有精神、物有灵性、物有力量、物有美感的观念之上。当代吉祥物的传承与应用是文化变迁与文化选择的结果，在其来源、材料、形态、特征、生成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留有演进的踪迹。吉祥物的演进具有由实到虚、由显到隐、由单到复的基本特征，在当代仍有传承、创新的应用价值，并在生活中发挥认识、组织、改造、教化、满足等功能作用。  以福善、嘉庆为追求的中国吉祥文化，建立在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天文与人文、事理与心理相联互通的基础之上，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生存与生活的深刻理解、睿智想象、审美表达和文化自信。中国吉祥文化以吉祥物的创用为主，在展现物人、物物、物事的文化联系中，逐步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应用方式和简易自然的生成法式，并成为专注于纳吉迎祥和美化生活的文化传统而持久传习，至今仍有新的应用。  吉祥文化的发轫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它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文化象征，寄寓着早期人类的生活理想和哲学思考。原始的吉祥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普遍应用，例如绘有鱼纹的彩陶，表血液象征、使生命再生的赤铁矿粉，表力量和无敌的石斧、箭镞等，均有早期吉祥文化的意义。这些吉祥物以神话思维为逻辑方法，以图腾崇拜为信仰基础，以生存与繁衍为目标追求，以物我互渗一体为情感联系，既寻常多见，又神秘神圣。因此，就原始人的吉祥物而言，其中一部分成为帮助生存与生活的工具与武器，一部分成为表达审美理想的原始艺术，还有一部分则作为信仰的手段成为巫术宗教中的法具。 所谓“吉祥物”又称作“吉物”或“祥物”，其“吉”与“祥”的概念和解说产生于有史时期，在周代已见有明确的记述。 《周易·系辞上》曰：“吉，无不利。”《周书·武顺》曰“礼义顺祥曰吉。”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曰：“吉，善也。”可见，“吉”有“利”“顺”“祥”“善”等寓意。而古人对“祥”的解释也有“善也”“福之先”“吉凶之先见”“吉也”之说，“祥”字同样具有“善”“福”“吉”的旨意。因此，“吉”“祥”二字常在先秦文献中被相提并论，联合成词。 关于“吉”“祥”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语义的权威解释，当属唐代成玄英对《庄子》“吉祥止止”的注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佂。” 按其所言，吉指事象，祥为意象；吉指善实，祥为嘉征。“吉”“祥”之间虽有事实与征兆的实、虚之别，但它们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功利观又被视作一个相关相联、并存互补的整体。也正是“福善”与“嘉庆”的功能理解和心理寄托，成为吉祥物及吉祥文化生成与应用的基础。 “吉物”与“祥物”的名称在汉代已经见援用。王充《论衡·初廪》曰：“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鱼来也，吉物动飞而圣遇也。”至于“祥物”之称，《后汉书·明帝纪》载：“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 在汉代，因“祥”为“羊”声，又以“吉羊”表“吉祥”，汉《元嘉刀铭》上留有“宜侯王，大吉羊”的文字。吉祥物在汉代已广泛应用，直接以羊表吉祥的人工实物已普遍进入时人的婚嫁和丧葬礼俗之中，并以墓前神道上的石雕卧羊或墓中墙壁上砖石雕刻的画像羊纹而存留至今。 古人认为，物的存在，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都因其形态的驳杂多样和与人世的相关相联而存在着莫测的吉凶变化，需要加以明辨与控制，以获得“福善”“嘉庆”的生活目标。“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亲，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物非冰冷的无生命、无情感的存在，而是与“道”“德”等因素密切相关，成为具有东方哲学意味的链接之一。从《老子》第51章所言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可知，“物”与“道”“德”间存在着哲学的、伦理的联系。如此，吉祥物与人的吉凶趋避，对福善、嘉庆的盼求也因此带上了东方智慧，并升华为文化哲学。 吉祥文化由原始人的工具、武器、用器、图腾符号、被赋予了心灵与力量的动植物、天体及山石等非生物，经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以林林总总的吉祥物呈现在我们民族的物质生产、精神生活、社会礼仪、风俗传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吉祥文化体系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领域。中国吉祥物的构成系统包括动物植物、日月星辰、山水云气、神佛仙道、神兽灵物、生产工具、战斗武器、日用器具、乐器珍玩、汉语汉字、图画符箓、建筑构件、数字信仰等。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吉祥文字的单用或叠加使用就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祥物。“福禄寿”的图形以鹿为主体，鹿身中间镶嵌着镂空的“寿”字，“福”在鹿背上，这三者的吉祥寓意不言而喻。这类以文字成画的吉祥图样，以艺术象征的方式很好地展示了中国吉祥文化的构成特点、审美旨趣、历史传承和民族精神，至今在民间犹常见用。 吉祥物作为睿智多趣的文化现象建筑在物有精神、物有灵性、物有力量、物有美感的观念之上，表现着人的物我一体的存在意识和以物涉世的心理追求。吉祥物的生成往往是其某一特质受到应用主体的人为夸张，其名称的音声引发了人们的文化联想，其形状、用途、性质等受到了增饰与类比，其利害与功能得到了主观的认定与强化。中国吉祥物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直接感知和深刻理解，对身边事物加以审美判断的自然需要，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真切关心，以及旨在改造生活的创造欲望的彰显。 具体说，吉祥物的生成法式一般可归纳为谐音法、象征法、指事法、联想法、组合法等多种。 谐音法，即从某物或某图像的名称与他物、他事的名称在发音上谐同或相近入手，赋予展示物以新的意义和功能。它以转借、认同为基本逻辑，以语音为释解媒介，以语词引发新的文化符号，从而使本无干系的寻常之物成为富有情感、乐于亲近的吉祥物类。 在中国吉祥文化的体系中，谐音法作为最简易、最常用的造物方式，可谓面广量大，随处可见。例如，以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同音，以佛手看“佛”与“福”字音近，便带上的“福”的意义，于是出现了“五福捧寿”“福在眼前”一类的吉祥图样。又如，以“鱼”与“余”同音，出现了多种“连年有余”“富贵有余”“吉庆有余”“福庆有余”之类的吉图祥物。以“富贵有余”为例，该图形以鱼身作为主体框架，“富”“贵”“有”三字内含于鱼肚中。再如，花瓶的“瓶”与“平”同音，而古兵器中的“戟”与吉祥物之“吉”谐音，因此二物相配又寄寓了“平升三级”的愿望。此外，“橘”“鸡”也与“吉”谐音，绶鸟的“绶”又与长寿的“寿”音同，还有糕与“高”、竹与“祝”、石与“室”、冠帽的“冠”与“官”、腰带的“带”与“代”等因谐音，形成了“室上大吉”“冠带（官代）流传”等吉祥符号。 象征法，即从物物感应、物物相通的前逻辑思维出发，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象或图像间建立互联通代的文化联系，从而赋予某物体或某图像以虚拟的、相似的意义。 象征的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直观的感性，将寻常的生活化为理想的意象。作为集体意识的表达和解读，象征源起于原始文化阶段，在文字尚未发明、语言尚未成熟的时期，它是有效的交流手段。象征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想象空间，并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激情，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2卷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象征在应用中往往成了某些文化模式的精辟概括。中国古代哲学将“象”、“形”或“象”、“器”相对，《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载，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文化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 实际上，象征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也是吉祥文化表现的重要手段，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出一系列富有情趣的“密码”。 中国古代的婚嫁礼俗须按“六礼”进行，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其中，“纳采”即在议婚中向女方赠送礼物，这些礼物往往都是意义明确的吉祥物。在上古时期，多以大雁为采择之礼，它以大雁“飞成行，止成列”的规律作为女大当嫁、不误其时的象征。到中古时期，纳采之物虽有变化，但都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吉祥的取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婚礼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这九种吉祥礼物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合欢，寓夫妻欢合、家室欢乐；嘉禾，寓祥瑞、富足；阿胶，如漆，寓夫妇恩爱不离；九子蒲，作枕芯，以兆多子多福；朱苇，作为瑞草，寓吉祥灵瑞；双石，寓夫妇情如石坚，地久天长；绵絮，寓夫妇恩爱缠绵；长命缕，表无病无灾、不死长生；干漆，象征如胶似漆，夫妇相守不离。” 在民间风俗中，吉祥物的象征随处可见。例如，松树、仙鹤同图，以松之不凋长青、仙之不老长生象征延年益寿；以桂圆、荔枝、核桃三种圆形果实同在共绘，象征“连中三元”、登科得第；端午节人家门前纷纷挂出菖蒲、艾叶，以象征宝剑和虎爪，用以斩除和吞噬疫鬼，护佑家宅；清明节插柳、挂柳、戴柳，以柳枝象征依念和再生；重阳节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以菊花作为太阳的象征，用亲近、抱合的方式以求得阳气长在、延寿安康。 指事法，即以人们所熟知的某些图形与符号，在应用中有针对性地表达某一特定的意义。它往往以某种事理为依据，推衍到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之中，并为传导吉祥取义而做出形象的、夸张的展现。 从原始文化阶段起，鱼、鸟就作为生殖崇拜的符号获得广泛的应用，并以鱼口为“阴”、鸟头为“阳”，把鱼呑鸟头作为男女性器交合的象征。在后世的鱼鸟图中，这一象征的事理得到了意指明确的夸张表现，出现了三尾之鱼和五头之鸟，借取它们首尾叠加的形式，强化性器的存在及对繁衍的追求。此外，“一团和气”的吉祥图形也遵循了指事法的生成规律，它以笑容可掬、脸胖体圆的构图营造出开朗宽厚、平易随和的气氛。在木版年画和吉祥花钱中，以及木雕石雕作品中，还常见“鲤鱼跳龙门”的吉祥纹饰，在一扇象征“龙门”的门前，一条鲤鱼跳跃起来。为何选取鲤鱼，乃出于古人对它善腾跃之性的想象与信仰。陶弘景《本草》曰：“鲤最为鱼中之主，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 琴高为中国仙话传说中骑鲤渡海的成仙者，这一传说渲染了鲤鱼能助人化卑为尊、显贵通达的吉祥神能。鲤鱼化龙和“登龙门”的虚构又使其与入仕做官相联系，晋代长安流传着“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的谣谚，使“鱼跳龙门”的吉祥意义更其彰显。 联想法，即从人们耳熟能详、易于感知的物象、图像、事象及其他文化符号入手，经识别、比附、会意而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赋予某造型或构图以新的吉祥主题。联想法往往将形、声、义灵活地交互并用，既有较为固定的意义指向，又留有应用主体各自的想象空间。 例如，“葡萄松鼠”的祥图以累累的果实与灵活可爱松鼠给人以童话寓言式的联想，从而渲染了家庭生活的和美欢悦，其吉祥联想在于：成串的层累的葡萄子实使人联想到成群的儿女，而松鼠之“松”与“送”谐音，又因“鼠”所配地支为“子”，故产生“送子”的判断与联想。这样，“葡萄松鼠”的图样便因联想而产生送子、多子的祥瑞意义。 再如“白鹭莲花”，作为木雕、石雕、绣品、瓷画等载体上的主题图样，也以联想的方式而产生吉祥的取义。图中一般绘有一只鹭鸟立于水中，旁有莲叶、荷花。花中有莲蓬，其子实颗颗相连，于是让人联想到一只鹭鸟为“一路”，莲蓬中的颗颗子实相连为“连科”，这样，花鸟图变成了升官图，寄寓了一路走去，不断得第升迁的心愿。 组合法，即将多个吉祥符号和因素加以叠加和综合，从而使若干原本单一的吉物祥图样得到搭配和重组，并以新的样式拓展了吉祥物的内涵空间和应用系列。 由组合法的运用而生成的祥物系列包括：“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标榜儒雅风尚的“琴、棋、书、画”，张扬儒学之道的“渔、樵、耕、读”，表达生活追求的“福禄寿喜财”等。 除了这些同类因素的组合，还有不少本来似无联系的吉祥符号叠加应用的生成实例。比如，在木雕作品中，见有将戟、磬、莲花、莲蓬、双鱼瓶、获篓、毛笔、纸卷同图者，它们的相互组合形成了多重的文化意义，包括“吉庆有余”“文武双全”“连年有余”“连科得利”“平安如意”等祥物吉语。 组合法是吉祥物生成的开放模式，它往往搜罗众多的祥瑞符号进行叠加式的综合，以图面的饱满来渲染喜庆的效果。这在木版年画、剪纸图案、印染纹饰、建筑彩绘、婚用绣品、风筝玩具等工艺美术品上均有所见。 吉祥物的生成法式是在其长期的民俗应用中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刻意推进。其法式的多样本因传承久远、传播广泛，以及应用主体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同时也是出于他们心理抚慰的需要和对精神与信仰的满足。 吉祥物自原始社会发轫以来，伴随人的生存、生活需要而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了一个功能多样的吉祥文化长链，并显示出能适应当代社会的文化活力，在开拓出新的应用领域中创造出吉祥物的新类型。当代吉祥物的存在与应用是文化变迁与文化选择的结果，在其来源、材料、形态、特征、生成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依然留有演进的踪迹。 就来源而论，图腾物、巫具、法具、工具武器、辟凶镇物等是其得以构成的主要基础。其中，图腾物作为某氏族或部族所信仰和崇拜的祖先、恩主、保护神和族属徽志，被他们认为是自己生的由来和死的归宿。图腾物兼备神、人两格，作为一种体现集体思维的信仰观念和文化象征，它能在氏族社会中唤起同命共生的一体感。原始人正是借助图腾物来实现想象与自然世界的浑融一体，从而得到心理的慰藉与护佑，克服因工具发明和语言形成而使人猿揖别所产生的莫名惶恐。神人合体的图腾绘画、狂野的图腾舞蹈、神秘的祝咒仪式、作为徽志的文身图案、记述氏族神话传说的图腾柱等，都是吉祥文化现象。至今我们犹见的龙、凤、鱼、蛙、蛇、虎等吉祥图饰，多少仍留有图腾物的印记。 再说以禳镇为功用的镇物，又有“辟邪物”“压胜物”之称，它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在心理上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以克服各种内在的困惑和恐惧。镇物作为非实用的物态工具，体现为自然物质、人工造物与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统一，可以说，镇物是凝聚着心智与情感的精神性物质，即心化的器物，同时也是象征的物化精神。镇物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以艺术的、宗教的与风俗的形式而体现为文化的创造。 镇物所辟克的对象多为鬼祟、物魅、妖邪、精怪、阴气、敌害之类，具有神秘的俗信色彩，由于其功用的间接性同对象的虚无性、方式的象征性、效果的模糊性和形制的驳杂性并存，因此，镇物历来就显得奇奥而神秘。镇物作为借以制抑他物、辅佐生活的工具，往往体现为人的智力、体力与自然力、道德力、生命力相关联的主观愿望。 镇物作为心化的器物，或物化的精神，是人们对己身趋吉避祸心态所作的艺术的与哲学式的表达。虽然它联系着神话思维、巫术观念和宗教信仰，但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态，一种风俗应用的工具，一种寓意明确的象征，表现为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对现世幸福的憧憬，以及对未来岁月的祈愿。就性质说，镇物不再是巫具或法具的简单延伸，实际上它与吉祥物异曲同工、相反相承，并成为祥物的一大来源。 镇物的生成可谓无物不用。就材料说，有金、石、竹、木、草、砖、瓦、陶、土、水、火、纸、布等，包括自然物、身之物和人工物三大方面。在选材上，大到天体，小到米谷；重到城墙，轻到符纸；静有花木，动有鸟兽；利有斧钺，钝有木石；粗到山峰，细到发丝，等等。镇物的基本用料，涉及动物、植物、天体、气象、土石、人体、器用、文字、图画、药品、食物等领域，这表明镇物与吉物相类，都有随时取用、因地制宜的随机性，也都有将信仰与生活相联接，保有祈禳的心态。在民俗生活中，镇物经由祥瑞化和艺术化的改造，逐步发生了最终向吉祥物系列的演进。 吉祥物的演进具有由实到虚、由显到隐、由单到复的基本特征。 所谓由实到虚，即吉祥物从原生的或实在的物体向替代的、象征的文化造物过渡，甚或从有形化为无形，并以文字、符号、言辞、声响等来表达原先的祥瑞意义。例如，古代以羊为祥，曾以活羊、整羊、羊头作为祭祀进献、风俗礼仪、空间装饰等方面的吉礼祥物，而在后世的民俗艺术品中也多见有羊的图形以渲染吉祥的气氛。 所谓由显到隐，即吉祥物的构成由显著的有形之物向因形变而意义潜藏或发生象征转移的方向演化。虽然吉祥物在这一过程中视觉形象趋向了抽象，但它们所寄寓的嘉庆意义却得以保留，甚至有所增广。例如，由汉代画像石上“二龙穿璧”的吉祥图，本由神兽龙和天门（璧）为吉祥物，后演化为“二龙戏珠”的图形，由玉璧转化为宝珠；再演进为“草龙捧寿”纹及木雕“龙花拐子”纹等，成为民居建筑和家具图样中常用的吉祥装饰，其龙身已演化为藤蔓类的植物，而玉璧、宝珠也因形变为团寿的符号而消隐，但祥物的性质依然没变。此外，所谓“暗八仙”图以八仙的法具代替了八仙的真身，也体现了吉祥物演进的由显到隐的特征。 所谓由单到复，即吉祥物的生成与应用由单一转向了综合，由单体变为了多体，由一种吉祥意义的表达演化为多种祥瑞取义的并用。例如，以佛手、桃子、石榴与九个如意同图，意表“三多九如”，即福多、寿多、子多，久久如意。此外，在“延年益寿”的祥瑞意义表达中，除了寿星为主题图外，还有卧鹿、灵芝、葫芦、松、竹、菊、寿石、祥云等众多祥物的叠加应用，旨在强化其吉祥主题。 吉祥物的生成法式和演进特征是由适应时空变换的功能需要所决定的。作为表达对幸福美满的追求，它已成为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在持续地传承与传播。吉祥物在当代仍有深广的发展空间，并有难以企及的应用价值。 首先，吉祥物作为民族文化的传统，它以乐观、自信、通达、执著的哲学精神和美化人生、美化世界的艺术情怀，彰显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其次，吉祥物也随中国民俗文化传播到周边一些国家，在节日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时有所见，如龙灯、龙舟、狮子舞、古镜、古钱、虎图、鱼图、吉祥汉字等，作为国际共有的文化现象，成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资源。再次，吉祥物的传承已成为我们文化维护与文化建设的对象，需要通过搜集、调研、研究、展示、创用、教育等以使它用来美化我们富有智巧和情趣的生活。最后，吉祥物在乡村振兴中可加以新的应用，以新的方式去生成产品，形成新的应用方向，并显现新的时代特征。例如，在乡村特色产业的培育中植入吉祥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地生产吉祥文化产品；开发乡村旅游，一个村落突出一个或几个吉祥因素，建造吉祥文化园，形成观光体验、休闲娱乐、学习研修、创意设计的新基地；在村落环境的整治中，注意用吉祥物做村景点缀，或用吉祥元素改造村落的外观、使用吉祥素材绘制壁画和雕饰门窗、在墙壁和地面适当书写吉祥文字、村中路道和宅园内种植吉祥花草等，使美丽乡村建设在清洁、美观、舒适的同时，又带上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祥瑞和美的色彩。 功能作为潜在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和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体现，总是以各种直接的与间接的作用满足着人们的生活需要并因此使一切文化造物和民俗事物获得存在与传习的基础。中国祥物的功能作用复杂多样，古往今来、大江南北、各色人等，均有自己的祥物系列和广泛应用。吉祥物因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信仰力的制约，各有其运动规律，然就功能指向而言，总有其共通的地方。概括地说，吉祥物的功能主要有认识、组织、改造、教化、满足等类型。 吉祥物的认识功能在于，以其为媒介使主体缘物识事，增进对自然与人、文化与人关系的理解，从而激发生活的情致和创造。例如，日月作为最显见的天体，每日东升西落，分别成为阳、阴二元素的象征。太阳以其光热带来阳气升腾的文化识解，并进而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成为寄托生命追求、光明向往、丰产祈盼、腾达祝愿的象征符号，于是“旭日东升”“丹凤朝阳”等成为历代习见的吉物祥图。至于月之圆缺所引发的永生不死的观念和掌管生育的信仰，成为中秋节俗的主题，于是“蟾宫折桂”“愿月常圆”等也构成吉祥图样的题材。 吉祥物的组织功能在于，它以实际的应用在族群中唤起凝聚力和认同感，以促进家族与社会的聚合，并以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神缘的因素在社会文化上强化了这一“组织”，使享用同一祥物的人群组成一个关系密切的整体。例如，图腾物在信奉图腾的氏族或部族中是特定的族徽和符号，在其信仰中聚合起来的人群成为相互认同、相互依靠的群体。中华民族历来认定自己是“龙的传人”，对龙的信仰就带有图腾崇拜的遗痕。在原始文化阶段和上古时期的神话和文物中多有龙的传说与图像，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象征，是体现着组织功能的吉祥符号。此外，墓葬、碑石、先像、族谱、祠堂、纪念馆等，也能发挥聚合人群的组织作用。 吉祥物的改造功能在于，借助吉祥物以图对现状加以改变，或对各种凶险有害的因素加以排除，显露出强烈的祈福心愿。这一功能在除害变利、避凶化吉、送穷祈富、祛病保健、免灾得稔等方面展现出来，其除害、避凶、送穷、祛病、免灾之用，本出自镇物的功能，而变利、化吉、祈富、保健、得稔，又体现为祥物的功用。例如，春联、红钱、门画、祈雨文、扫晴文等，都在民俗应用中发挥改造的功能作用。 吉祥物的教化功能在于，以某些造物与图像为媒介，传递伦理的、道德的观念，并通过在礼俗中的应用，使所倡导的观念渐渐演化为一定社会的生活规范。人们因物施教，睹物知礼，从那些特定的吉祥物中默默感受伦理的与哲理的熏陶。例如，孔子像、儒学经籍、家训、祠堂、三礼猴等，都具有教化的功能作用。所谓“三礼猴”，即三只猴子，其一捂耳，其二遮眼，其三挡嘴，表非礼不听、非礼不见、非礼不言，其教化作用显而易见。此外，传布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样也对社会礼教发挥着教化的功用。 吉祥物的满足功能在于，它能激发审美的情感，带来欢欣愉悦，为俗民社会增加生活的乐趣。满足功能的存在表明，吉祥物是与悲观绝缘的，它以入世乐生的情调展现出文化的魅力。例如，十二生肖图、老鼠嫁女图、鼠上灯台图、猫和蝴蝶图、松鼠葡萄图等剪纸与木雕作品，就以动物的寓言故事传导出迎年、长寿、多子的吉祥寓意，给人们获得精神的满足。 吉祥物的功能并非人们的刻意追求，而是心理需要的一种自然表达，它始终贴合着民间的多彩生活，既质朴多趣，又睿智深邃。  吉祥物作为福善、嘉庆的象征，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充满意志力量和审美情感的文化符号，它与镇物相反相成，均遵循物物、物人、物事相互交感的生成逻辑，追求祈福或禳镇的功利目标。 吉祥物是人类认识自然、融入社会、把握生活的强烈愿望的物化，是民族艺术与美学思想的自然表达，也是人类满怀理想与情感的智慧与创造的结晶。吉祥物不仅作为民俗史料在传承，还能不断融入时代特征而新创，“新吉祥物”已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新吉祥物”多以动物、植物、人物、精灵、物产、色彩等所构成，用于盛大的运动会、重要的文化会节和商业经济活动之中。“新吉祥物”的兴盛反映了人类对幸福与美满的追求、对和平与发展的呼唤、对成功与欢乐的期盼、对人类社会相互尊重与共同繁荣的祝愿，作为传统吉祥物的延续与拓展，它一定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只要人类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受到自然力（来自客观世界）、生产力（来自科学技术）、道德力（来自社会伦理）和其他破坏力（来自战争、瘟疫等）的制约与驱动，吉祥物和禳镇物就一定会得到存续和应用。福善嘉庆，天下太平，永远是人类心底最质朴、最真诚的祈盼。 [责任编辑：李 桃] [图文编辑：吴晓敏] 为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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