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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我有约（李远荣）专辑之一百二十九 提示：郁達夫是一介窮書生，但為了愛情，為了給王映霞一個溫暖的家，他花盡一生的積蓄，在杭州興建「風雨茅廬」，對此建築，眾說紛紜，我特地去上海訪問王映霞，她給了我正確的答案，請看下文分解。 郁达夫兴建“风雨茅庐”始末
文/李远荣 1988年春，我去深圳拜访王映霞女士，其中探讨郁达夫兴建“风雨茅庐”的问题，王映女士十分详尽地告诉我这座房子的筹建过程。
1933年4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举家从上海移居杭州，原因有二：一是经济问题。因郁达夫靠稿费为生，上海大城市消费大，入不敷出，而杭州的生活费用只需上海的一半；二是杭州乃王映霞的出生地，环境优雅，人面较熟，因而作出此决定。
当时是租住杭州大学路63号，位于浙江图书馆侧面。
住了两年，郁达夫总感觉租人家的房子住，总是不好，如果有自己的家，心理会踏实一些，便有了安家置业的计划。
恰好，他们住房的邻居，有一块菜园，菜园中间有一座落地的木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几年来，只有一位老管家守着。王映霞盘算着，如果买下这块地来建房子，也是不错的。
有一天，王映霞在友人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遇见一位姓沈的朋友，他于七、八年前曾追求过王映霞，因祖父反对而不果，但两人仍是朋友，闲谈中才知道沈先生正在负责整理浙江省救济医院的院产，而上述荒地可能是院产之一，他十分热心地答应回去了解情况。
约半个多月，沈先生又来找郁达夫夫妇，证实这块地皮确是救济医院院产，该院打算用此地与人交换三十亩山地。
沈先生帮人帮到底，代他们卖了玉皇山背后三十亩山地，价钱1700元，作为交换，郁达夫夫妇当面付清转移产权的手续。
郁达夫在1935年6月29日的日记里记上此事：
“午后，邻地之屋主搬走，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一块地了。”
不久，郁达夫请了朋友兼建筑包工的郭某来计划一下，他说：“如果光造四间平房的话，则所费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应付了。”
定下来后，房子于1935年底动工，1936年春完工，总造价16000元。
郁达夫几乎付出全部存款，不足之处由郁的一位丁姓女门生补足。
这位丁姓女学生其父丁梦星是浙江富阳富商。她约三十岁，是离婚妇人，住在娘家，因慕郁达夫之名而拜他为师，见老师有困难，便鼎立相助，补了尾数数千元。
郁达夫在1936年1月10日写的《记风雨茅庐》一文中，曾把新居的名字解释为“避风雨的茅庐”，一块横额，是郁达夫录“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州之便，硬要他他用得了痛风症的右手”写的。马君武（1880-1940）曾因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而闻名，人称马君武博士。
“风雨茅庐”占地一亩一分四厘。
郁达夫在《记风雨茅庐》中所描述的，“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平民住宅的样子。”可是并不富丽堂皇。本来他还想在东南再建一小楼，取名“夕阳楼”，后来没建成。
1981年10月鲁迅百岁诞辰纪念时，有几位学者还到过“风雨茅庐”的旧址，见到西面墙角，有一块界面，写着“王旭界”三个字，是郁达夫所写，王旭是王映霞的本名。
1983年第12期《西湖》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他的小舅子徐浦星先生写的，题为《郁达夫的杭州故居－－“风雨茅庐”》，他说：我童年时期曾有幸在“风雨茅庐”中度过。因在1946年，我姐夫通过王映霞（王旭）的兄弟金右谭，买下了这座房子。那时，郁达夫已在印度尼西亚被害，“风雨茅庐”也已在风雨飘摇中破旧不堪了。我姐是个读书人，认为这屋虽旧，但环境幽雅，有利于父母度过晚年，且离浙江大学很近，弟妹们可以受到这座学府的影响和熏陶。于是买了“风雨茅庐”后，经过修整，住了下来。
1949年，“风雨茅庐”收为国有，做了派出所。
作者简介：李远荣，祖籍福建省南安市。1973年到香港定居至今。在港期间默默耕耘，热心写作，发表作品800万言，专著20本。散文诗《承诺》荣获1998年中国散文诗征文比赛优秀奖；人物传记《李光前传》名列1998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十大畅销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文联常务副主席、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监事长、香港作家联会秘书长、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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