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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逖籍贯公案终结版：孙逖，潞州涉县人！ 状元孙逖到底是不是涉县人？山雨先生再说孙逖籍贯问题
学者质疑“唐朝涉县状元”孙逖的籍贯，山雨先生这样回应
马乃廷：唐朝状元孙逖不是涉县人！
《孙逖籍居》，全称《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基金项目成果之一，作者张卫东，编辑，山雨同龄人，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之所以要批判老本家，缘于山雨也当过编辑（近两年时间），也爱好隋唐五代史，并且，一直试着与千古文儒大家孙逖同志攀老乡关系——不错，山雨正是标准的河北涉县人！山雨敬重张卫东先生的为人，仰慕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并不因此就不敢逆龙鳞，就不敢摸老虎的屁股；吹毛求疵，是山雨一贯的毛病；拍马屁，则很不擅长。《籍居》一文，标题和摘要文字意思很直白很明确，就是要探讨或说“考释”孙逖籍居之地即他“担任官职”的地方。但文中的小标题三个，却无一例外地是谈孙逖的“籍贯”问题。其一、“问题的提出”：迄今为止，对此重要人物（即孙逖），学术界对其籍贯的认识都极为模糊。其二，“关于孙逖籍贯的三种说法”（潞州涉县 、博州武水、河南巩县）。其三，“对以上三种说法的考辨”。结论是：“洛阳才是他们的籍居之地，因为他们死后都以洛阳邙山孙嘉之的坟茔为祖坟，正是从孙嘉之这一代自武水经涉县迁移到了洛阳地区。”说实在话，山雨真的弄不明白，张卫东先生的文章在谈谁（孙逖，还是孙逖的后人），也不大清楚他在谈什么（籍贯，还是籍居之地）。如果是在谈孙逖本人“担任官职的地方”，山雨真还不敢苟同，因为孙逖初入仕即非洛阳而是江浙（15岁即授山阴县尉，迁秘书正字）。其后人也大体并不如彼所言。如果将“籍居之地”理解为出生注籍居住之地，三个小标题无一例外地谈的是有关孙逖的另一个问题——籍贯。如前其所明言，孙逖家族是从其父孙嘉之成年后才迁移到洛阳巩县的，凭什么洛阳就成了孙逖本人的籍贯即祖籍地？！祖在哪里？！不客气地说，张卫东先生行文前后始终概念不清，犯了榆木斋“枯木”先生提到的一种常见学术之病。“枯木”先生的原话如下：如果谈及每（某）个人的籍贯，那么指的是该人的祖籍地。如果谈及现有户籍或者身份证明，则是以登记地为准。而出生地，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基本上户籍登记以父母户籍地为准，因而对出生地没有过多关注……另外，也是对一些学者考据历史提个建议，希望不要因为历史名人曾经在某地生活，或者在某地出生，就以偏概全，盲目下定义。从这点来说，学术考据是严谨缜密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山雨认为，以概念清晰，论点明确，论证严密为标准，《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作为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成果之一，是难以得到山雨诚心诚意奉承的。为了强化山雨批判《孙逖籍居》一文的力度，山雨愿意与张卫东先生及其他同道分享一些相关概念和常识：首先，得到某地的户籍，并不代表就是某地人。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问:"您是哪里人?"，估计一般人都知道，这是问自己的籍贯，而不是户籍地或者出生地。可是，由于我国从来就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别待遇，使得不少人以户籍地取代籍贯，因而在回答别人的时候，往往以眼下的户籍地答复。山雨怀疑，颜真卿在文序中就是以当时的大城市中洛阳（巩县）人取代太行山中弾丸山邑涉县人，来给孙逖定“籍贯”的，话语中似乎明显透露着他的老师高人一等的语气，不过，作为学生略带奉承之私（思），其实也无可厚非。这就是人性！也许人们日常交谈甚至作文写序中，还没有什么，不过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或者类似显摆的夸耀（老师的父亲四岁而孤，无所怙恃，外族焉依，按唐制，为“非编户”。而今，名满洛川，声震九州）;如果上升到学术研究（比方张卫东先生搞的是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和历史考据（张卫东先生是搞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上，这就是完全错误的，是和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和习俗相悖的。诸如研究孙逖之类历史名人，不能因为其出生在某地或者生活在某地（比方洛阳巩县）决定其归属，而是严格地以其祖籍作为籍贯，这是古往今来约定成俗的传记标准（新旧两《唐书》都严格地坚持了这一传记标准）。其次，籍，本义指登记造册的簿页。贯，本义指用绳子串连。后来词义扩展，其一是指顺次和序列及人的祖籍地。籍和贯合在一起，大致最早见于三国魏晋时期。隋唐以后，出现“贯籍”，并且籍贯和贯籍混用，一般来说贯籍指的是重新登记，而籍贯多指原有的祖籍地。山雨合理推测，由于孙逖的祖父希庄已“始居潞州涉县”（见稍迟于孙逖本人和颜真卿的唐代谱学大家林觉所著《元和姓纂》），父嘉之只是“外族焉依”，“自幼及长”，没少在涉县生活（不少20年）。其间，孙逖父祖一定在涉县有“贯籍”即关于籍贯方面重新登记的信息。唐中后期，藩镇割据，贯籍与籍贯混用，而且，涉县确为孙逖父祖之地，五代更是扬弃郡望之思，便有《旧唐书》“”孙逖，潞州涉县人”的籍贯之载。历史上，曾经出现祖籍地和籍贯地相分相合的现象，这是由于历年战火兵燹以及制度变迁。先是人们迁徙，祖籍地与籍贯地相分离，颠沛流离，便起故土之思，祖籍、原籍的概念应运而生。后，在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门视制度崛起，于是修《族谱》、《氏族志》成为风尚，豪门大家势力雄厚，以至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大权。到了隋唐时期，为了打压门阀士族，一则是重新编修《氏族志》、《姓氏录》，收缴焚毁以前的族谱;再则是开科取士，从而门阀制度衰败。再到后来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更迭，以前的家族族谱大多被毁，以至于后人只能凭记忆修撰，五代以上大多湮灭不可考。象洛川孙逖家族己然文儒传家，科甲连绵，成为新的豪族大户。同是古文运动中坚的欧阳修，在相对为升平盛世的宋代，为新兴文儒豪族大家代表人物起郡望之思，推其“乐安”或“博州武水”人，当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口迁移虽然时有发生，可是大规模的迁移毕竟是少数。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中国特别是汉族地区人口整体相对比较稳定，人们习惯了在一个地方繁衍生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特征，后人的后人逐渐以可以记述的祖先居住地为祖籍地，祖籍地和籍贯地在不发生迁移时，就会逐渐融合，因此后来逐渐二者所指相同，而原有缴纳税赋的“籍贯”或“贯籍”逐渐用“户籍”代替，而“籍贯”则专指祖籍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代欧阳修可以理所当然地在回答孙逖是哪里人时，即在立传的场合，将已有的五代晋之刘眴署名所修旧唐书中的贯籍或籍贯概念专指为郡望意义上的祖籍。这，并不妨碍乱世扬弃郡望概念情形下，将父祖两辈均曾较长时间工作、居住、生活的涉县，作为孙逖本人的“籍贯”即祖居地。结语：张卫东先生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是下了大功夫的。他的一句话，山雨深表认同，即新旧唐书和颜真卿写的序，有关孙逖的身世信息，没有生造的，均源于孙逖本人为父亲撰写的墓志，只是因文体区别特别是行文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使然，在资料信息上各取所需，彼此没有严重冲突和抵牾，从根本上说，精神是一致的。反观一些学者“非驴即马”的观点，就显得唐突和浅薄乃至不够十分专业了。作者简介：张海旺，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家事团队团队长，研究生学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律硕士）。学术论文主要有《谢方樽人格论》。业余喜爱地方文化研究，精考据，善长联词赋，颇有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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