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政府的任務就是…做出堅決的決定，使得人民在事務上有確定性、穩定性。」
「政府的藝術，就是把國家能掌握的有限資源，利用到最大程度。」
「做為領導人的工作，就是鼓舞和激勵，而非分享你的憂慮思想…我們不能消極地聽任事情懸而未決。我們必須領導民眾思想。」
「我們能夠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記，不是戀棧職位，而是用什麼方法交出統治的權力。」
「我不想被認定為政治家。首先，我沒有把自己歸類為政治家。我自認為是個有決心、堅持不懈、一以貫之的人。我立志做大事。我努力追求，以迄成功。就是這樣而已…任何人自以為是政治家，需要去見心理醫生。」…
做為新加坡的開國元勳，李光耀的成就，有偶然也有必然。
所謂偶然，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說的，他本來只想當律師，擁有一個美好而穩定的生活，然而卻意外地被戰爭所掀起的政治風暴捲入，既「被賦予重擔」，自然要盡責地承擔起來。
所謂必然，是李光耀自認為「不死抱意識型態」，在層出不窮的危機中，透過學習、反省檢討、堅定的信念以及行動力，逐步把新加坡政府打造成一個具有廉潔、效率、理性與可預期性的「倫理道德」治國團隊。
偶然的機遇，加上必然的能力，使李光耀打造出讓世人驚嘆的新加坡故事。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形容李光耀，指「他的能力超越了他的國家規格」；不過，南方朔的觀點似乎更為傳神，他形容李光耀「把一個超小國家，玩成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這是不世出的勛業」：
－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土地面積也只有台灣的六十分之一，在李光耀於1959年擔任總理開始，人均所得只有400美元，加以內憂（新加坡共黨猖獗）外患（馬來聯邦虎視眈眈）頻仍；但是，如此一個「鼻屎大」的國家，卻只在一個世代的勵精圖治下，從一個動亂、貧窮、危機四伏的國度，一躍成為人均所得五萬美元的富裕、舉足輕重的全球化國家。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論壇，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對話平台，李光耀儼然是「這個和平競爭時代亞洲戰略思想的共主」。
確實，沒有李光耀，自然沒有今天的新加坡；「新加坡經驗」的成功故事，深具李光耀濃烈的個人色彩。問題在於，既然新加坡的成功來自李光耀，則在李光耀離去之後，有無可能上演「人亡政息」的歷史興衰之路？
有可能，不過也絕非必然。對此，李光耀似乎已作好安排；他自承，儘管所行一切不必然都是對的，但「皆為了崇高的目標」，即在於確認：
－「在我卸任之後，制度是完善、健全、公正、有效的。然後政府能恰當地運作，並且期待能承襲好的治理品質。」
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李光耀或者「李光耀們」，依循良善的治理制度，新加坡仍能運作如常。在建國的艱難時期，需要臨機應變、堅毅果敢的人治，但在國家治理上了軌道之後，就要換軌到制度治國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依循制度才能可長可久。
這是李光耀讓人敬佩之處。除了不想被認定為政治家外，對於權力──例如留名千秋萬世，李光耀淡然處之。他說，他無法選擇世人如何評價他的所作所為，但他這個世代為國家所付出的努力，其所「能夠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記，不是戀棧職位，而是用什麼方法交出統治的權力」。
既已完成美好的個人戰役，剩下的只是如何交棒的下台身影。
旨哉斯言。李光耀就像一面鏡子，那些無能卻又汲汲營營於「歷史定位」的人，實在應該感到汗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