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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充满悖论的现象：一方面是科技与信息的发达与泛滥，一方面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方兴未艾。人类的分裂、敌对，所谓“诸神之争”，其实都是意识形态惹的祸。 被意识形态俘虏的人，最害怕事实，但却又渴望得到事实；不过，即使你给他一个事实，他却又拒绝承认事实。遇到这样的人，是最棘手的。最常见的一个镜头是：你说哪里如何如何，他就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去过那里吗？”你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只信自己的那一套——那一套意识形态。人类的心智，被意识形态遮蔽已久。 国人之所以容易误会、理解不了西方文明，与翻译是分不开的。几个非常关键的词汇，都没有译好，所以不仅“贻误众生”，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长久的严重影响。 例如“自由”（Liberty），严复将其译为“群己权界”，可谓非常精当，强调了权力、权利的公、私之分，这样的自由中，有着鲜明的法治、社会正义和个人责任的色彩。很可惜，由于不够简约、省力，没有流行下来。 “权利”（Right）也是一个没有翻译好的词语。因为中文的“权利”有较强的偏向个人主义的心理暗示，而Right则有正当、完整、道理等涵义。很显然，Right具有超越功利性，而且，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它意味着司法对于权力、权利的审判地位。 如此翻译得不好、失去了其本来意味的常用政治学词汇，还包括“民主”（Democracy）、“秩序”（Order）”等等。 “意识形态（Ideology）”郭沫若将其译为“意德沃罗基”，林毓生则译为“意缔牢结”，后者的翻译可谓神来之笔，可惜没有流行开来。“意缔牢结”，可以顾名思义，人类丰富的心灵、意识，被观念所占领，并且挥之不去。它说明了观念的危险性。因为观念替代不了真实——对“实在”的经验。 注意：正是“经验”的匮乏，才导致了现代人的虚无主义，灵魂的缺失，感觉的麻木，同情心的沦丧。一种深深的无意义感，几乎弥漫了整个世界。由于没有灵魂，所以，人们惟一“就手”的东西，就是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了。人一旦没有了灵魂，被意识形态左右之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战争、欺骗、仇恨，就会成为常态。科学和语言，也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 西方文明的危机，出现于近代。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观念论上的意识形态的肇始。在笛卡尔那里，人被抽象成了没有具体内容的“我思”，人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接着，启蒙运动，通过赋予“理性”以“神”的地位，从而宣布了“上帝已死”。 于是，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de Tracy 1754-1836）发明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试图以“科学”的视角来界定一般属于心灵的“观念”。按照沃格林的说法，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类“观念”的迷信者。例如，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被意识形态俘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道景观。因为意识形态，可谓无孔不入。家庭、教育、宗教、文化、媒体、法律等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说:“事实上，在今天，学校已经取代了教会，作为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着作用。” 为了挽救西方文明，以及整个现代社会，无数西方哲人加入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行列之中。包括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法兰克福学派，沃格林，阿甘本，等等。例如，福柯在“伪意识”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在他看来,一部西方思想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史。他认为，“真理”比权力更加危险。哈贝马斯将意识形态称为“语言沟通上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歪曲”。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导致了极全主义的兴起。但沃格林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不是哪种特定的观念结出了恶果，归根结底是“观念”这种东西害人。观念本应是人类体验的载体，却被人们抽象成了封闭的空壳。而一旦观念脱离了真实的体验，就很容易扭曲、变形、欺诈和低俗化，沦为意识形态的说辞，被各怀目的的人利用。 沃格林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认定，哲学的根源不是观念，而应是人类的存在体验。沃格林要做的，就是把古人特别注重的“经验”“体验”重新注入到哲学当中，让哲学成为每个人自身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而不是一堆干瘪的抽象观念。 沃格林的“经验”是指，被称作“人”的这个实在领域，与被称作“世界”、“社会”、“神”的实在领域打交道、发生关系。“人”生存于“世界”、“社会”、“神”的存在共同体中。所以，人与周遭实在打成一片之后，才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沃格林说他所说的“经验”，是指“参与经验”，也就是人用它的整个生存参与到各个实在领域中去。 但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浪潮下，沃格林的哲学似乎已经成为绝响。人类仍然在意识形态的迷思下狂奔。人们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不需要灵魂，不需要警惕国家对个人心灵的干预。相反，人们认为国家可以为个人提供幸福的保障，科技也可以代替个人经验。因此，人脸识别，各种国家监控等“治理术”，都是受欢迎的。
被意识形态俘虏之后，人的心灵就只对意识形态的召唤有所反应，而对周围的世界则逐渐无感。下面这段《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译后记”的文字，就是现代人越来越麻木不仁的写照： 今天，我们看到经验的毁灭不再是巨大灾难的后果，任何城市中单调的日常生活就足够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再也没有可以转化为经验的东西了。翻开报纸，那目不暇接的新闻与他的生活毫不相干；在交通堵塞时，他坐在车中无限期地等待。乘坐地铁在地下世界的旅行，突然间阻塞了整个街区的示威游行；弥漫在市中心楼宇间的催泪瓦斯，不知何处响起的阵阵急促的枪声；商场柜台前长长的人流，超市中让人流连忘返的乐土；电梯和公车里夹杂在陌生人中间那永恒的沉默时刻，所有这些都不是现代人的经验了。现代人晚上回归家门，杂七杂八的事情已经把他搞得疲惫不堪，但这些事情娱乐也好、单调也好、特殊也好、寻常也好、苦恼也好、愉快也好，没有一件是可以变成经验的。 因此，阿甘本认为，“正是这种不可转化为经验的事实使得日常生活前所未有地无法忍受，而不是所谓的生活质量低下或相比过去缺乏意义造成的（相反，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像现在发生如此意义丰富的众多事件）。” 沃格林预言，启蒙理性下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迷狂，经验的毁灭，必将导致比法西丝主义更加严重的灾难。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不知道。但，的确，这个世界的人为灾难，难道不是在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吗？而要回到“经验”，人类就必须首先唤起对同类的同情心，对共同生活的热爱，对存在共同体的体验和领悟，对唯科学主义与政治理性主义的时刻警惕，从而告别意识形态疯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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