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迪厄的行为经济学摘要： 本文论证了布迪厄的秉性实践理论可以帮助整合社会学传统与三个重要行为经济学分支:有限理性、前景理论和时间不一致性。布迪厄的“惯习”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来展示社会和心理结构是如何相互构成的：认知偏向非理性的程度会被人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其相应的性格倾向限制或放大，包括比较理性的信念秉性（doxic dispositions）和非理性的误解倾向（allodoxic tendencies）。本研究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关系到向社会结构中的被支配者灌输自我贬低的经济行为模式而持续存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布迪厄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场域+惯习概念，可以有效应用于行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解释非理性行为不仅是由认知、而且是由社会结构导致的。 学人简介： Adam S. Haye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Adam Hayes 一、引言 本文将社会学视角引入行为经济学，意在调和经济行为主体的“社会”和“非理性”两个面向。 迄今为止，行为经济学仍被认知科学框限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融合，研究有局限的、复杂的人在市场中如何行动”这一定义之中。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研究都将“非理性”的经济取向看作是孤立个体行动者普遍认知过程的基础，这使得它对经济行为的解释短视且片面。 社会学可以是对这一缺陷的有力补充，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效交流依然有限。然而，将“社会嵌入”与“经济”领域区分开来的理论界限正在消失，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是由社会构成的。近年来，在经济行为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将心理与社会联系起来的呼声。然而，行为经济学更倾向于求诸心理学。的确，神经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决策的微观结构提供重要的见解，但这可能使得社会结构更难进入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家过多地关注描述人类行为如何偏离标准经济模型的假设，而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本文将说明布迪厄的理论可以通过综合社会结构和心理动机的实践来帮助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具体言之，本文求助于布迪厄的秉性实践理论，它通过“惯习”这个融合了产生或塑造个人的实践、表现和秉性的诸多因素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融合心灵和社会的结构的框架，扩大对“非理性”的解释范围，那些至今为止仍被看作是认知机制导致的经济偏见和直观推断也可以被自上而下的影响所解释、缓和或调解。 （一）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选择中的失范”，即不符合理性预测或预期效用理论的决策。因此，行为经济学是作为对主流经济学中“理性行为者”概念的非难而存在的。 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主要遵循三条主线：有限理性、展望理论（ProspectTheory）、跨时间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它们指出，人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会倾向于寻求更直观易得的利润，同时受到风险厌恶的影响，且偏重当下的利益多于未来。 （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合理行为 传统的有限理性理论忽略了社会结构影响人们计算方式的方式以及他们首先可以获得的信息。不是我们满足于重新定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追求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相反，我们所受到的限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我们在这个场域中的位置、社会赋予我们的可能和不可能性的空间为前提的。 社会构建的框架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决策的特定方面，而让我们忽视或完全看不到其他的思考方式。选择是由人在特定场域的地位及相应的网络、文化规范、机构和大众媒体的偏好塑造的。理性之所以有限，不仅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情况紧迫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充分理解所有情况，而且还因为人类的思维，一般而言，受社会结构影响和决定，因而是有限的。 西蒙（Herbert Simon）的身份认同概念只是指人所属类别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属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导致一个群体解释另一个与之有社会差异的群体“做出糟糕的经济决定”的原因用惯习 + 场域这个公式来表述更加合适。身份经济学假定，例如，贫穷的黑人男性被排除在主导群体之外，这限制了他们获得经济机会所需的信息和资源，促使他们采取越轨行为的“对立身份”。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个体并没有选择一个不适应其的身份，而是在经济领域的结构化微观世界中占据了支配(分配)的位置。因此，它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领域受到一种惯习的限制，维持收支平衡的“合理的”规则和做法是由惯习提供的。 (二) 前景理论 布迪厄对惯习的处理与前景理论惊人地相似：System-1“产生印象、感觉和倾向”，“自动而迅速地运作，很少或根本没有努力，也没有自愿控制的感觉”，惯习也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生成公式，“惯习的方案……的特定功效来源于它们在潜意识和前语言的水平运作”。 System-2是大脑的缓慢、分析模式，理性在此运作。然而，System-1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更大，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和更新个人世界的模型，它决定人对现在的解释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同样地，惯习是人们面对新奇的情况时感受和行动的基本模式，它并不要求个体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行为，人们必须考虑他们所处的领域和环境的变化、适应出现在自己身上的特殊情况。 System-1与惯习同源，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System-2就是非社会性的。例如，同伴效应和局部行为规范可以调节和中和经济行为，有时完全凌驾于习惯的冲动。 (三) 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通常被归结为心理原因，但也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中，胜利和失败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对立，胜利者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且还将失败者作为牺牲品获得了符号资本(即认可)。根据特定的情况，失败在别人眼里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而某些风险是不可接受的。当然，人与人的损失厌恶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不善于计算预期的收益，还因为我们对收益的实际感知取决于我们的惯习，而惯习又受到年龄、职业等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 (四)时间不一致性 对于惯习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不同时间所做的决定将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和立即满足的欲望可能因此和社会因素融合在一起。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定未来是一个存在无限可能性的领域，每一个可能性都可以通过概率计算并按照优先结果的顺序排列。然而事实上，每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都对应着一个系统的做法和处置，这个系统是围绕着这个地位所隐含的与未来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因此，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会告诉我们在一系列结果的可能性中不相等的可能轨迹，并且应该能够预测像自我控制偏差这样的反常现象的多样性。 场域和惯习概念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解释一系列看似不合理的经济领域的经验行为。布迪厄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系统地做出与经济模型中预测的不同的选择:要么他们不按照理论的预测来玩游戏，要么他们诉诸'实际的’策略，要么他们表现出一种关心，按照他们的公平或正义感行事，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场域强加给每个人，不仅是'合理的’手段，而且还有经济行动的目的，虽然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能力。” 本文并不否定心理过程在经济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而是相反，倾向于综合或互补的方法。人类可能已经进化出根深蒂固的本能，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但人类有机体具有独特的语言能力来使规范制度化。因而，关于失败和胜利的话语变成了内嵌于社会的话语，这可能会在社会秩序和跨文化的范围内，缩小或放大我们厌恶失败的本能的程度。一旦我们理解了偏离标准经济模型不仅是认知的，而且是社会结构的，个人理性就可以被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人之间，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发生变化。 布迪厄的理论可以成为我们弥合各领域研究之间的鸿沟、开始富有成效的对话的起点。 ©Political理论志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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