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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和老师 （一） 读小学时我不幸落在全校最乱的班上。“全校最乱的班”——这是我进入三年级时重庆棉纺织一厂子弟校一分为三、刘校长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宣布的。我从读三年级时起，就成了重纺三校的小学生，而不再是重纺一校的小学生了。 我不知道其它班情况如何，但我们班从二年级起就出现了一些状况：教室里热閙嘈杂属于常态，司空见惯，稀松平常，不足为怪。 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都与那位18岁年轻漂亮的教语文课的周姓女教师有关。 一是周老师被我班那个外号叫“土八路”的男生揪扯了辫子。揪扯辫子的起因是周老师见“土八路”上课不听讲还大声喧哗就想请他出去。“土八路”当然不想出去，周老师就去拉他出教室。18岁的女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土八路”一爪就抓住了她心爱的漂亮长辫子。全班同学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土八路”很得意地双手吊住长辫子使劲往地上拖。年轻漂亮的周老师身体就随着“土八路”拖的力量矮了下来。女教师矮着身体、偏着头，脸部扭曲变得有些发丑了，就伸出手来拧住了“土八路”的脸蛋。女教师开始加力，“土八路”承受不住疼痛，终于大声地哭了起来。女教师站起身来，整理散乱的头发，才慢慢地恢复了漂亮。 第二件事，还是这位周老师，遇到那个从三年级留级下来、脸上残留着乌青胎印的男生上课打人。周老师就叫他滚出去。这个全班打架第一的男生说：“我不滚出去！”周老师就去拉这个男生出去，这个留级生没有去揪扯周老师的长辫子，而是采取了双手抱住课桌的战术。周老师开始采取单手巡回运动拉了几下，没有拉动留级生，就采取了双手运动。周老师年轻有力，再加上气愤产生的力量，猛地一使劲，那张三合灰砌的砖石课桌就垮成了一堆垃圾。周老师走了，是抹了几次泪走的。校园里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年轻漂亮的周老师。  进入四年级时，恰好新建的教室落成，同学们搬进了新教室显得非常兴奋。男生又跳又叫，女生交头接耳大声说着话。来接手这个全校最乱班的，是数学老师史曙曦和语文兼班主任陈毓秀老师，这两位女老师要把我班从小学四年级带到六年级毕业。 未分校时就听高年级的小伙伴说过史老师，就四个字：非常厉害！史老师黑黑胖胖的，一张圆脸上嵌着两只不大的三角眼，整日不拘言笑。史老师四十多岁，没有结婚。 陈老师三十来岁，是军属，一张俊秀的脸长得紧绷绷的。陈老师面对我们这个乱班，从四年级接手开始，就经常性地挥舞着教鞭击打着讲台，声嘶力竭地对着同学们咆哮。 同学们谁也不怕班主任陈老师。同学们没有谁不怕史老师。 陈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同学们交头结耳的嘈杂声响彻教室，对陈老师视而不见。陈老师把教鞭不停地敲在讲台上，口里大声喊着：“安静!安静!你们说像不像茶馆？我看比茶馆还热闹!看以后我怎样收拾你们!……” 陈老师收拾我们的方法让我刻骨铭心：哪天心情不好就多布置家庭作业。还有一个法宝是放学时间到了就是不放学，甚至延长两节课的时间都发生过。 在这留下来的时间里做什么呢？补睡午觉，罚做作业。许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作业就是在留下来的时间里做完的。当然，辛苦的陈老师总是陪着我们留下来。但她也没闲着，她把办公室的工作搬到教室来做了，比如备课、批改作业等。 这时候，那首儿歌就在我心里响起： 太阳落过山， 太阳落过河， 背时的老师怎么不放学…… 史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不声不响，如一个硕大的黒色幽灵踱进了教室，她沉着脸，两只三角眼挨个巡视着同学们，一言不发。同学们瞬间安静下来。史老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谁不愿意听我讲课就给我滚出教室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听课。” 史老师的威严不是浪得虚名。史老师讲课教室里很安静，这很安静的课堂秩序是史老师用“磕磕”（方言，用食指弯曲的关节处敲打）敲打同学们的脑袋和用刻薄言语刺激同学们的心灵而获得的。史老师的“磕磕”一般敲打在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头上，班干部基本没有挨过她的磕磕。 小小少年的天性是活泼爱动的，没有老师在的教室里就闹翻了天。 班上的“四猴子”聪明又调皮，他头大颈细，细嘴朝前凸，浑身精瘦，但数学成绩很不错，三年级时曾代表我班去参加过区里的数学速赛。古灵精怪的“四猴子”爱出风头。那一次上数学课，他控制不住自己又挤眉弄眼地小声说话，史老师沉着脸走过去，拎起他的藤书包，嘴里叫骂一声：“滚你妈的蛋！”随着骂声史老师手一挥，“四猴子”的藤书包便飞出了教室，书包里的书和本子便散落一地。那节课，“四猴子”在教室门外站了整整一节课。 这次“四猴子”发现教室门外有一堆石灰。他灵机一动，用撮箕撮了一点白石灰，上课铃响时，他站上老师常坐的那根凳，把装有石灰的撮箕放在虚掩着的门上边。恰逢陈老师来上语文课，一推门撮箕就掉了下来，撮箕里的白石灰稳准狠地扣在了陈老师的头上，陈老师瞬间成了白毛女。 陈老师气急败坏，同学们哈哈哈大笑。陈老师怒斥：“谁干的？站起来！”同学们的眼睛齐刷刷地定格在“四猴子”脸上。陈老师走到“四猴子”身边，揪着他的耳朵就往教室外拖，口里骂道：“你这个贱东西！不是看到你可怜，告诉你妈你不死都要脱层皮！” 我身在这个全校最乱班，我的成绩却很好。一二年级时，中期、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是100分。进入三年级后第一次考试，语文得了98分，算术100分，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第一次亲身领略并深刻认识到史老师的厉害，是上珠算课的时候。史老师要求全班集体背诵珠算口诀表时，我其实也跟着在背，但不是滚瓜烂熟，有几个地方是在跟到和（读四声）。我敢发誓，同学中背不熟珠算口诀的多的是。史老师在讲台上用三角眼扫视着全班同学，却独独发现了我在跟到和：“杨选志站起来，你单独背。” 我有点心虚，但只得站起来。“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背到乘法口诀时已有些结结巴巴了。史老师紧绷着脸，一声不吭走到我身边，一拳就砸在我的算盘上，算盘被砸断三桥，算珠飞落在教室角落。我的眼泪顺着脸流了下来。我心疼我的算盘，这是我舅舅送给我的。史老师的一拳把我的算盘砸断，也把我的口诀砸得滚瓜烂熟。 有一次课间休息时，班上外号“疯儿”的男同学不经我同意，趁我不注意把钢笔伸进我的墨水瓶吸了一管就跑，我大骂了一声粗话。这时，从讲台上传来史老师冷冷的声音：“吔！看不出来哈！小伙长得漂漂亮亮的，结果是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我低下头，脸顿时红得发烫。 我从小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除了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外，所有的课余时间和课外活动几乎无话可说。从四年级开始，我的语文算术就基本上没有得过双百了。当然，全班同学也没有一个人得过双百。最主要的是，语文不可能得一百分了。但不管是平时的小测验还是半期、期末的考试，我的语文也不可能下90分，都是在95-97之间徘徊，记得只有一次是92分。数学只要弄懂了、不粗心，做完了仔细检查两遍，基本上就可以得100分。数学得100分的时候很多，不光是我，还有班上其他好几位同学。那几位同学都是班干部。 在五年级的时候，那些班干部都是两根杠了。我班还有一个三根杠，他是从外校转来的，他母亲是重纺三小的教导主任。我这辈子唯一产生过羡慕心理的就是在小学，那时候我非常羡慕那些佩带两根杠、三根杠的少先队干部。我手臂佩带的是一根杠，我幻想着通过好好学习佩带上两根杠。三根杠我是想都不敢想。 五年级的学校生活是值得回忆的。1963年的中国已从大灾荒中走了出来，全国学习雷锋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那年的秋天，我升读五年级。重纺三小五年级在那个秋天搞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活动——五年级以班为单位大会餐。 班主任陈毓秀老师宣布这一消息时，同学们都欢呼雀跃沸腾起来。陈老师说：每人缴五角钱半斤粮票，包抄手吃。陈老师说：格子肉便宜，四角五一斤，就买格子肉来包（我至今都没弄懂什么是格子肉）。陈老师布置了多位同学，有的出柴，有的拿锅、瓢、菜板、擀面杖。每个同学从家里拿来碗。 那天下午，五年级各班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的空地上摆开阵式：把教室里的课桌搬了一些出来一字排开，各班用砖搭成炉子开始升火，炊烟在教室外袅袅升腾。我班同学升火的、洗菜的、切菜的、包抄手的，都忙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奇怪的是，没有分配我做什么。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冷落和孤单。我傻傻地站着，望着同学们和老师的忙碌身影，却不知道主动去干点什么，也不知道去看看别班弄的啥吃食。 下午五点多钟，开始吃抄手了。我拿来的是大号搪瓷盅，盛了大半盅的抄手。我是第一次吃抄手，大半搪瓷盅的抄手很快吃完，已经吃得很饱了。陈老师见我吃完了，很关心地把我的搪瓷盅拿去又盛了大半盅。我对陈老师说：“我吃饱了，吃不下了。”陈老师说：“拿回家去给你妹妹吃！” 五年级还发生过两件事。一是市里话剧团来选拔小演员，陈老师把我和另一个一根杠叫出了教室，那个一根杠是个女同学。我俩呆呆地站在空阔的教室外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就走了。其实我对上台表演和跳舞之类活动心里充满恐惧和抵触。记得有一次，班里要搞一个活动，要求每个小队拿一个节目出来。我是小队长，怎么搞、搞什么节目？我完全六神无主。我站在那里，表现得极度的无助与呆滞。陈老师见状，叫来一个女同学也是一根杠，让她帮助我，我才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天，陈老师手里拿着一个小卡片，对我说：“杨选志，我去沙区文化馆给你办了一个借书证，你星期天可以去图书馆借书看。”我接过了借书证，心里并没有什么喜悦。 我其实非常喜欢阅读课外读物：我从二年级开始就订了《动脑筋爷爷》，三年级开始订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报》。家所在的模范村地摊上的小人书我基本上看完了，其中《后羿射日》《牛郎织女》《七仙女》等中国古代神化故事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深深地影响着我。读四年级时，我叫母亲在重棉一厂办了一个借书证。有了这个借书证，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故事小说，《红旗飘飘》丛书，《前驱》《烈火金钢》《战火中的青春》《平原枪声》《暴风骤雨》等红色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我误读了一本小说《冰河》。那次，我在图书馆借书柜台外面朝里边随便一指，柜台里边的阿姨就给我拿了那本《冰河》。我随便翻了翻，不打仗，心里感觉很失望。但我不好意思再麻烦阿姨，就拿回家，读完了。那是一本日本小说，晦涩难读，但其中有两段文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有个皮鞋匠父亲，教育儿子不管做什么工作要做就争取做日本第一；还有一个父亲，在政府征兵的时候，按日本的征兵政策独子不服兵役，但父亲为了激励儿子为国效忠，竟自缢身亡。 （三） 六年级开学了！同学们按高矮次序排队站在教室外面，等待依次安排座位。排好了队，史老师却叫我出列。我呆呆地忐忑不安地低下了头，寻思假期里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小孩的本质是贪玩的，我也不例外。没有老师监督的假期，我是不会每天定量完成作业的，临开学了才急匆匆赶完作业。我的字非常潦草，就是因为赶作业。五年级时，陈老师在班上强调了多次：作业的字要写端正。陈老师在班上表扬了几位字写得好的同学，并把他们的字张贴出来供大家学习。我也去观望了那些工整端正的字，内心却不屑一顾：字写得好有什么用？那些难题你做得出来吗？现在史老师把我叫出队列，难道她也要批评我字迹潦草？我假期的数学题做错了吗？那些普通题不可能错的！ 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同学们都按高矮次序进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这时，班主任陈老师叫我跟她去办公室，我惶恐不安地跟在她后面。到了办公室，陈老师搬动着搁在她办公桌旁边的一个单独课桌，并指着一根独凳说：“我搬课桌你端凳子，走！” 陈老师和我把课桌凳子搬进教室，史老师停止了讲话。史老师和陈老师合力把讲台朝教室门口的方向挪了挪，陈老师就把那张独课桌放在了讲台的旁边。史老师说：“杨选志，你就坐在这儿！”有同学笑了起来。陈老师说：“杨选志眼睛近视又没有眼镜，看黑板的字吃力，坐在这儿就看得清楚字了。” 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的视力一只眼0.7、一只眼0.8。以前，我的座位都是在三排或四排，光线暗时看黑板上的字是有些吃力，做课堂作业时曾站起来看黑板上的字。我班有两个戴眼镜的同学，一个就是转学来的那个三根杠，宋眼镜；另一个是个女同学，视力很差，1200度。还有几个视力不太好的同学。我曾经叫母亲给配一副眼镜，母亲说：戴上了就取不下来了，最好不戴。 独桌独凳。独桌呈15度斜面，桌面可以往上揭开，下面可以放书包。坐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陈老师讲课时我的内心感到很平静，因为陈老师的目光基本没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陈老师布置课堂作业后总是在讲台上备课、批改作业，从不会来干扰我。 使我紧张的是史老师。史老师喜欢布置课堂作业。同学们做课堂作业的时候，她就悠闲地抽烟。从五年级开始，课堂作业她最多只改几份作为范本，然后把范本和那些没有改的作业，全交给两根杠的学习委员女同学，叫那个女同学照着范本打勾勾叉叉。她布置的课堂作业只打勾勾叉叉。 那个女同学深受史老师信任，同学们心里肯定羨慕嫉妒不知有没有恨。反正我没有恨，只有一点点羨慕。羨慕的心境，此生仅仅在小学五六年级产生过。一是羨慕过那些两根杠三根杠的中队委大队委，二就是羡慕那个学习委员深得老师信任可以帮老师批改作业。 实际上，史老师在课堂上改的那几份作业都是她挑选出来的，主要是班上成绩好的几位同学，可能我也在其中。因为有一次我发现，临下课时那个学习委员还没有改完作业，史老师叫她改完后把作业本发给大家；下课后史老师刚走，她就抱着一大摞作业本走向讲台，第一个念出我的名字，然后把放在最上面的作业本递给了我。我拿到作业本后，同学们才争先恐后地去拿回自己的作业本。 很不幸坐上这“特一排”，就第一次挨了史老师的“磕磕”！ 那天，史老师布置完课堂作业后，就把讲台上那根独凳拖来坐在我身边。此时我已经做了两道题。她点燃一根烟，然后就盯着我做作业，很悠闲地吐着烟雾。我的心突然空前紧张，突突突地跳个不停，大脑一片空白。史老师见我久久没有下笔，勃然大怒：“这道题都要考虑这么久吗？”与她的声音同时发出的是我头上两个重重的“磕磕”。两个“磕磕”顿时把我的头脑空白和怦怦心跳敲得无影无踪，我流着眼泪，心里顿时平静下来，手上的笔也开始在纸上移动。 从此，我的课堂作业基本上都是在史老师盯着的目光下完成的。 冬天到了。1960年代的冬天感觉比现在冷多了。我读小学时，每个冬天手脚耳朵都要长冻疮。读三年级时，母亲给我买了一双绒手套。那个手套，除了大拇指是分开的，其他四个指头是合并在一起的。平时戴还可以，做作业时就不方便了。读六年级时，那个手套小了，戴不进去了。 有一天，史老师上课布置完作业后照例坐在我旁边。她叫我把手伸出来，我乖乖地把长满冻疮厚肿的手伸在她面前。史老师从她大衣口袋里掏出两团雪白的棉花和四块手掌大小的青布，青布散发出崭新的味道。史老师把棉花平铺在一块青布上，再把另一块青布盖在棉花上，然后拿起来覆盖在我的手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几根橡皮筋，用了两根橡皮筋固定住这棉花包布。然后第二只手也如法炮制。我的双手就被温暖包住了。我连一声“谢谢老师”都没说，就急急忙忙埋头做作业。 春天到了。1965年的春天是美好的。那年春天又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 从小龙坎到沙坪坝的人行道上挖了好多个小坑，小坑里装有生石灰，坑上面有个木盖子逗了个长把把。这是为了人们吐痰的卫生。沙坪坝三角碑那栋六层高的弯弯大楼已经落成，到解放碑的二路电车也通车了。村子里的居委会忙着给每家每户贴“清洁”或“最清洁”或“不清洁”的标志。 重棉三小也掀起如火如荼的爱国卫生运动。课堂上，老师教育我们不要随地吐痰，上街要吐痰就吐到那个石灰盒盒里。在没有石灰盒盒的地方就吐在手绢上，没有手绢就随身带几张废纸，要吐痰就吐在纸上，然后把纸折叠起来放在衣服口袋里，回家后扔进垃圾堆。 值得一提的是，重棉三小的环境卫生本来都很好，这次老师又重点强调了教室内的清洁卫生。六年级每个班都增设了值日生，每个班都设了卫生角。卫生角有个三角架，三角架上有盆子，盆子里装半盆水，三角架上还挂着几张抹桌的毛巾。 我知道陈老师和史老师家里都很整洁干净。但没想到史老师对教室的清洁卫生要求那么高：除教室的地每天必须打扫干净外，课桌必须天天抹，卡卡角角都要抹到。更苛刻的是，窗户也要每天抹，用抹布抹干净后还要用纸擦亮。她每天早上都要检查，她说：“你们不要打我的马虎眼，清不清洁我用白手绢来检查。课桌、凳子那些卡卡角角我都要检查，有污迹就罚重做，一直罚到合格为止。” 那时是以小队为单位做清洁，男女同学混编。放学后，做清洁的同学要去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打回自来水，浇在教室里的三合灰地面上，以减少扫地扬尘。轮到我队做清洁时，我是小队长，打水的累活我自觉认了；几个同学扫的扫地、抹的抹桌、擦的擦玻璃窗户。玻璃窗用抹布擦干净了都会留下擦迹，同学们用废旧的作业本纸再次揩擦，直到光洁无痕为止。第二天我很早就来到教室，带领同学们把桌子和窗户再抹一遍。 实际上，整个春季六年级只组织了一次卫生大检查。那是六年级各班的老师组成的队伍在各班教室内外检查。老师们来到我们六年级一班，里里外外张望了一下，只有二班的戴老师用白纸在几张课桌里面揩擦了几下，当然白纸上没有留下痕迹。 （四） 六年级很快临近期末，就要毕业考试了，毕业考试后紧接着就要升学考试。我的心里充满了阴霾。我知道，进入中学后同学们就四散分别了。我不想离开同学六年的小伙伴们。我心里幻想着，要是小伙伴们也在一起读中学多好啊！ 毕业考试前的一个月，六年级的数学课程基本讲完，史老师在课堂上加重了数学题的复习。课堂上更多的时间是做作业。史老师开始用很难很复杂的四则运算综合应用题来测试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史老师每次在布置完课堂作业后，还要多加两道参考题。这两道参考题，史老师在课堂上点了八九个同学的名字，要求必须做；其他同学可做可不做。临近毕业考试的前十来天，她要求必须做参考题的只剩下五六个同学了，我还在其中。自从她布置那些难题，我没有一次做错过。一根杠两根杠三根杠的同学，全班加起来有12人。剩下的五六个同学中，只有我是一根杠。同享此殊荣的有大队委宋小林（宋眼镜），有中队长龚建超（胡儿），还有中队学习委员刘素英、体育委员刘明清（湾湾）、文娱委员陈秋云。 那次史老师照例布置了课堂作业。后面传来了嗤嗤的笑声，我听见有胡儿和湾湾的小声说话，嗤嗤的笑声是宋眼镜发出来的。我转过头去，看见胡儿正经端坐，脸无表情；湾湾刚好把头抬起，望着史老师；宋眼镜咧着大嘴，眼镜片里的笑容在眼珠子上闪光。 “你们几个笑！看后笑是何人？我给你们说，清华大学的门是为杨选志开起的！”史老师大声地朝那几个班干部说道。 下课后，他们几个笑着走到我身边，宋眼镜说：“吔！史老师都说，清华大学的门是为你开起的哟！” 读不读大学我压根儿没想过，更莫说清华大学了。那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同学们能在一起读中学多好啊！ 毕业考试不久就迎来了升学考试。老师说可填四个升学志愿。四个志愿其实就是四个档次，从好学校开始填起。我填的是：八中，十五中，光明中学，土湾民办中学。第二天，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的第一志愿重新填，一中、三中随便选！”我考虑了一下，就把八中改成了一中。 升学考试是在一中的高中部教室进行的。先考语文，后考数学。语文的作文是记人记事随便选一个，我选的记事。作文完成后，自我感觉写得很好。数学不难，比我平时做的作业简单多了，只是最后一道应用题有点麻人，我考虑了好一会儿才下笔。数学考试题做完后，我检查了两遍，然后交卷走出了考场。 走出考场一看，草坪和篮球场上还没有几个人，史老师站在篮球场上向我招手。我走了过去，史老师把已经做好了的正确答案拿给我看。我接过那两张纸，全部仔细看完答案就说了四个字：“全部正确。”旁边有个女同学“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时，同学们陆续走出了考场。 那届重纺三小六年级共五个班，考进重庆一中和重庆三中共有10人。我所在的六年级一班就有4人。这个在三年级开学时被校长认定的“最乱班”，在陈毓秀老师和史曙曦老师用心血灌溉和辛勤培育下，毕业时取得了优秀成绩！ 作者近照及简介： 杨显志，生于1952年。重庆一中初68级学子，1969年3月到万县插队落户。1971年5月进重庆锅炉厂工作。1984-1988年参加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获汉语言文学专业证书。1990年在锅炉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1998年离厂受聘《重庆与世界》《华西都市报》《重庆商报》文字记者。现为中华知青作家学会会员，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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