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匈奴丝绸纹样中的东西方要素探析

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从来都不知道害怕是什么东西。听简瑞、刘秉震等人说，世界上有种很可怕的东西叫做“鬼”，这种叫做“鬼”的生物经常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于是，我决定捉一个鬼，等假期过了带到学校里吓一吓全班同学。

本研究选择山普拉古墓群、阿尔泰山区和匈奴古墓出土的丝织品，探析古代西域和匈奴丝绸纹样中的东西方文化和造型要素，通过研究这些纹样造型上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现象，来认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1 西域和匈奴丝绸纹样中的楚汉因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一件奇怪事情:“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2］。”说的是一个叫乌氏倮的泾水贩竖，向犬戎兜售丝绸缯彩而发财，秦始皇封其为君侯，令与列侯一起朝见。泾水在今六盘山地区固原、平凉一带。这一记载证明，秦朝乃至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北诸戎的丝绸贸易十分频繁。当时，丝绸工艺最为发达的是在中国南方的楚国。既如此，在当时远离中原的周边地带就应当能够找到丝绸文化交流对艺术带来的影响。后来，人们在新疆、阿尔泰、外蒙古和中亚都找到了这种艺术交流的物证，通过其中一些纹样的融合现象，印证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而且，在更早的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希腊文献中，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等人都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具有共识。

考古学家们在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Sampula Cemtery)出土了一些丝织带和带刺绣的布匹，其中的纹样明显具有楚、汉艺术的风格。其中一件战国或西汉时期的“绿地狩猎纹缂丝织带”(图1)，上织图案化的骑士和带翼动物，动物的臀部、颈部、鬃毛、尾尖、腿足及空白部位等，都以类似战国楚文化、两汉特征的卷云纹特点进行了装饰处理［3］。同类的还有东汉或南北朝时期的“鹿纹缂丝织带”，以类似的野兽风格织出了大角鹿造型，其各个部位装饰了卷云纹变体;一件战国或西汉时期的“骆驼、圣树纹缂丝绦残裙”，某些骆驼头部造型演化成了类似鸟嘴格里芬的特点，骆驼脚也作了图案化装饰处理，圣树具有卷云纹和西域心纹相结合的特色;还有织有格里芬纹样的“动物纹缀织绦裙”(公元前2世纪)，其野兽造型的各个部位也具有卷云纹特色。

图1 绿地狩猎纹缂丝织带
Fig.1 Silk tapestry webbing with green-background hunting patterns

阿尔泰山脉北麓巴泽雷克古墓 (Пазырык курган)5号墓出土了一件装饰有华丽丝线刺绣的毛毡壁毯(图2)，现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件作品上的凤凰和斯芬克司纹样的造型与山普拉的纹样造型完全一致，运用了楚国卷云纹的特有处理手法。巴泽雷克古墓位于黑海-南西伯利亚、中亚、新疆和蒙古高原之间，受到来自匈奴、中原、斯基泰和波斯的多方影响，这一作品正是东西方文化完美融合的体现。

图2 阿尔泰刺绣品上的凤凰和斯芬克司纹样
Fig.2 Phoenix and Sphinx patterns on Altai embroidery

汉语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是古代中亚民族，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Saka)，希腊人称之为撒卡依人(Sacae)。哈萨克南部伊塞克古墓(Ишакский курган)是塞种文化的重要代表，以出土黄金铠甲和黄金尖顶王冠著称，文物中有大量黄金制作的类似草原牌饰的独立纹样，用于装饰尖帽或衣服，其中有一种鸟喙纹、鸟爪纹(图3)，还有其他植物主题的装饰纹样。仔细比较发现，塞种的鸟喙纹、鸟爪纹与楚、汉卷云纹的细部完全一致，有些甚至是对玉璧上的谷纹的模仿。塞种用黄金制作这些纹样的原因有二:其一，他们毗邻古波斯帝国，可以接触很多古波斯-希腊工匠，黄金器物也便于草原民族携带;其二，与波斯祆教和草原崇奉鹰、鸟的习俗有关，也和他们接触了楚纹样有关，他们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塞种介于波斯、中亚和中国之间，制作这些具有综合特色的饰牌，从地理位置和传播角度来看合乎逻辑。

图3 伊塞克古墓出土的喙形、爪形黄金牌饰
Fig.3 The beak and claw shaped gold plaque unearthed from Issyk-Kul tombs

新疆车尔臣河流域的且末县扎滚鲁克(Zagunluk)3号墓地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棕地嵌织动物纹褐”(图4)［4］，现馆藏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除了边饰上的动物纹以外，中间的纹样是呈交叉8字形的三角纹样，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中常见的对角交叉8字纹基本一致(图5)［5］，这与山普拉古墓的情形是类似的。

图4 棕地嵌织动物纹褐
Fig.4 The embedded woven animal patterns with a brown background

图5 楚墓丝织品8字纹样
Fig.5 Eight-word patterns on Chu Tomb silk fabrics

楚汉风格的卷云纹在匈奴古墓出土的刺绣品中也比比皆是，证明匈奴文化的主体属于中国文化，但受到“西风东渐”影响。外蒙古诺音-乌拉(Нойн-ула)匈奴贵族6号古墓出土一件公元前后1世纪左右的卷云纹丝织品(图6)，汉风明显，或可能就是汉朝产品的输出;诺音-乌拉12号古墓出土了一件同时期的丝绸片断“鞋底形云纹状刺绣”，丝绸片断上绣有似云、似火或似龙头状的漂浮云纹，也具有中原特色。

On this special day, I’d like to talk to youa special way.

图6 卷云纹丝织品
Fig.6 Silk fabrics with cirrus cloud patterns

卷云纹就是战国时期楚国和汉朝时流行的卷云纹(图7)，卷云纹有诸多不规则旋转的卷云状，还有心形纹样(也有人称穗状卷云纹)。其中还有向三、四个方向旋转而出的卷云纹样，一些细部与尖锐的鸟喙、鸟爪十分相似，或与凤凰翅膀造型相似。谷纹是一种玉石饰件上的古老纹样，由中心点向外旋转而成。所谓鸟喙鸟爪纹是西方学者对中亚塞种黄金饰牌上的一种类似鸟喙鸟爪装饰纹样的称呼，但研究表明，塞种的鸟喙纹、鸟爪纹就是中国卷云纹、谷纹的变化样式。

遍观当时中亚、伊朗直至希腊出土的文物，其动物造型绝大部分属于写实风格，唯独在中亚、帕米尔沿天山、阿尔泰山至外蒙古，也就是中国和中亚交界的纵向地带，所出土的动物造型具备如此奇怪、神秘的非写实装饰特色。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写实性风格和楚汉装饰性风格两类不同理想的艺术样式完美融合的结果，是中亚上古民族艺术智慧的体现。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这种样式的造型影响了楚文化，而是楚文化更大地影响了西域和草原。因为，这种曲线性的以凤凰、卷云或茱萸纹等居多的平面纹样，在楚国呈系统性且高度成熟，在西域和草原则不是主体，而是重要的装饰手段，他们更主要的是动物崇拜。中亚有崇拜鸟的习俗，因此把中国的凤凰拿来与鹰比对，当然西域和草原的格里芬、大角鹿等怪兽也影响了楚国，但只是点缀。

针对实验室环境条件，不担要遵循相应的技术规范和要求，还要与工作人员的健康需求相适应。实验室必须要提高对实验室设施、采光、通风等方面的高度重视，最大程度地与监测工作需求相符合，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行性。而且还要注重实验室的内部管理，确保实验室环境的高度清洁性和整齐性。

图7 楚丝织品中卷云纹样复原图
Fig.7 The restored figure of Chu silk fabrics with cirrus cloud patterns

今天，通过田野考古和古文献释读，人们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认识逐渐深化，人们认识到，既然是文化交流，就应该是彼此互动式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同时应当在艺术品或器物上留下痕迹［1］。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喇和卓古墓、克孜尔石窟、巴楚县脱库孜萨来伊古城、和田丹丹乌里克和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在青海省都兰县吐谷浑古墓，还有在阿尔泰山北麓俄罗斯的巴泽雷克古墓、蒙古国诺音-乌拉古墓、中亚粟特和南俄罗斯高加索山区等，均出土了中国丝织品或与之相关的文物。而在新疆各地、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中亚等地区出土了大量与中国文化艺术相关的其他文物。同时，这些地方的文化又受到了来自波斯、印度、中亚希腊化、黑海斯基泰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经过丝绸之路异质文明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各民族工艺纹样发展出各种式样。追溯不同纹样的交流、发展和融合，将使人们从纹样变化中了解多元文化要素和艺术造型的相互影响。人们一般比较重视外来艺术和纹样对中国艺术和纹样的影响，但在上古时代，中国纹样对西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2.1 小鼠、大鼠和兔的主动脉反流模型 模型优点是无需开胸手术，易于复制，能够诱导心力衰竭。缺点是只适用于小型哺乳类动物，与人类临床上逐渐发生的二尖瓣反流的症状表现存在差异[20-22]。

由此，笔者认为，新疆、阿尔泰等地出土的非写实的动物纹处理手法与楚国、汉朝流行的卷云纹具有渊源关系，而塞种的鸟喙鸟爪纹与楚国的卷云纹、中国玉石文化中的谷纹同样具有渊源关系，但塞种等民族是崇拜狼图腾，崇拜猛兽、格里芬和鹰的民族，因此西域民族按照他们自己的理想对纹样进行了改造。

食管癌是一种发病率极高的恶性肿瘤疾病，其病理分型多为鳞状细胞癌，若能早期诊断，即可尽早给予手术治疗[1]。放疗是一种有着较大副作用的治疗手段，因为它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害正常组织，并发症发生率高，需加强护理干预。此次试验旨在分享食管癌放射治疗患者的护理体会，结果如下。

2 西域和匈奴丝织品上的动物或神兽纹样

在西域(古代新疆)、阿尔泰到蒙古高原一带，来自东方的凤凰、龙的造型，来自西方的格里芬、斯芬克司，以及来自草原的双马神，它们在亚洲的中部，从贝加尔湖、萨彦岭-阿尔泰山、七河地区至阿姆河这一纵线上相遇，产生了很多新的造型，这些兼具东西方特色的“怪兽”是各种文化要素的汇合。

2)使用自主开发的结构有限元分析ATLAS软件针对压力容器模型进行了螺栓预紧力分析，并与同样模型的ABAQUS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由以上分析可知，ATLAS软件可以快速有效的进行螺栓预紧力分析，其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新疆山普拉古墓出土一件战国或西汉时期的“鸟首蛇身动物纹毛布刺绣”(图8)［6］，以锁针法绣出了一个神奇的盘卷龙状怪兽，在空白处和边缘进行了模仿卷云纹的装饰处理。这个龙状怪兽的头部是一个有诸多触须的鸡头或鹰头，怪兽颈部是某种抽象纹的分形重复处理，这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上加长脖子的凤凰十分相似(图9)［5］，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具有文化关联。若把山普拉龙状怪兽与外蒙古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墓出土的一件丝织品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一龙状怪兽接近诺音-乌拉丝织品上的凤凰(图10)，但加上了龙和格里芬的因素。或许在塞种民族看来，凤凰的头部和他们喜爱的雄鹰相似，而草原格里芬的头部也是雄鹰造型，所以，塞种的龙状怪兽就成了三种神兽的融合。

图8 鸟首蛇身动物纹毛布刺绣
Fig.8 Coarse cotton cloth embroidery with a bird-headed and snake-bodied animal patterns

图9 楚墓丝织品凤衔龙尾纹样复原图(局部)
Fig.9 The restored figure of Chu Tomb silk fabrics with phoenix-headed and dragon-tailed patterns(part)

图10 绣有凤凰、野兽、玉佩形和卷云等纹样的丝织品
Fig.10 Silk fabrics with phoenix，wild animal，jade pendant shape and cirrus cloud patterns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一对战国或西汉时期的“双鸟连体木雕”，两连接的尾部下面有洞，可能是木杖上的装饰雕刻，具有草原双马神的图式结构，只是转换成了双鸟造型，但鸟尾与凤凰类似，是塞种化了的凤凰纹样，显示了塞种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

与山普拉古墓龙状怪兽相似的例子还有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那件先秦丝绸绣品(图2)，其制作方法是在毛毡制品上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线脚刺绣凤凰和斯芬克司(Sphinx)怪兽。凤凰和斯芬克司的装饰处理手法与山普拉古墓的纹样造型几乎一样，运用了楚、汉卷云纹的装饰手法。凤凰造型除了头部似鹰，身体、翼、爪和尾部与楚国的凤凰造型没有多少差别，楚国的凤凰或飞鸟木雕身上插有类似的鹿角，如馆藏于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的战国中期的一件木雕漆器(图11);而巴泽雷克凤凰是头上插了鹿角，头上插鹿角不仅是草原的特色，也是楚国镇墓兽的重要特征。旁边的斯芬克司的翅膀造型与凤凰翅膀相似，尾巴则照搬凤凰，苗条腰身上的那些斑点，使它像豹或鹿，而不像狮子，而鹿角人头又酷似中国镇墓兽。

图11 站在虎座上的飞鸟
Fig.11 An aerial bird on a tiger base

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一件格里芬的木雕(图12)，现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造型是一个张嘴吞噬大角鹿的鹰头，身子是否缺失不得而知。巴泽雷克古墓的格里芬与凤凰的装饰性是接近的，脖子却是写实的狮子鬃毛，而同属于巴泽雷克墓群的图尔克塔古墓(Туэктакурган)出土了一件完全是中国风格的凤凰。

图12 类鹰(格里芬)木雕
Fig.12 A woodcarving with an eagle-shaped pattern(Griffin)

由此可知，塞种、南西伯利亚-阿尔泰等游牧民族既接受凤凰造型，也接受格里芬、斯芬克司造型，他们的凤凰和格里芬就变得结合了两边的特征，具有东西方艺术交融的特征。

蒙古高原出土的匈奴艺术品不仅有大量中国艺术形象，也含有来自西域的艺术造型。诺音-乌拉匈奴贵族24号古墓出土的“龙云纹刺绣的丝绸缎面”(图13)，绣有一个回头吐舌的中华巨龙，边饰是塞种也使用的山纹。有学者对这件作品大加赞赏，说龙的辫索走向很合理，给人以紧凑饱满的整体感［7］。而6号古墓发现了著名的绣有格里芬、驯鹿和牦牛大战纹样的丝绒毡毯(图14)，现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造型十分古朴，高度图案化，袭击驯鹿的格里芬的双翼与尾巴都是一样的翼形造型，与牦牛格斗的格里芬的鬃毛与尾巴都描绘得像装饰绳一样。特别是牦牛的形象低着头，吐着长长的舌头，作殊死抵抗的状态，除了做奔跑状的弯曲蹄子，牦牛的身体两旁各生出两个类似尾巴的东西，显得很奇特，格里芬和牦牛身上的空白地方填补了类似卷云纹的纹样，与巴泽雷克、山普拉的手法接近。还有一件如图11所示的丝织品，上面绣有凤凰、野兽、玉佩造型和卷云纹等纹样。这些形象显然融汇了草原野兽风格和中国卷云纹样等不同特色，当然也不排除匈奴丝织品中有直接产自中原的制品。匈奴在借鉴其他文化同时，也有自己的草原理想，鄂尔多斯高原出土的雄鹰王冠、虎噬鹿(或羊)牌饰和双马神扣带等诸多器物展现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理想，虽然虎噬鹿(或羊)造型具有格里芬的影子，但他们借助于猛兽袭击野兽这一西亚图式时，主要目的是展现东北虎的威猛姿态，借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动物崇拜观念。

图13 龙云纹刺绣的丝绸缎面
Fig.13 The silk satin face with dragon-cloud pattern embroidery

图14 格里芬与牦牛格斗纹样的丝绒毡毯
Fig.14 The velvet carpet with Griffin and yak fighting patterns

3 结语

本研究以若干古墓出土的丝织品为例，讨论了上古丝绸之路东西方丝绸纹样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主要区域为从外蒙古高原、萨彦岭-阿尔泰山脉、天山-七河地区、帕米尔和南疆地区，这些区域上古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接触到了来自中国、波斯-印度-希腊化和黑海-西伯利亚等不同方向的诸多文化艺术，他们对这些不同文化属性的艺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特点进行了借鉴、移植和改造等，创造了属于自己特色的艺术和纹样。

在伊塞克古墓、山普拉古墓和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丝织品里，用卷云纹的曲线样式处理动物纹样外形或边缘的装饰手段，体现了塞种-阿尔泰-楚、汉艺术造型的融合。诺音-乌拉古墓、巴泽雷克古墓等出土的丝织品、丝绒毡所见圣兽造型，也体现了西域、草原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但服务于草原民族的理想。另外，各民族圣兽造型体现了各大文化和不同艺术造型的融合，他们将不同类型的理想形象——凤凰、龙、格里芬、雄鹰、格里芬等加以融合，按照各自民族的生活理想，以神兽的艺术形象赞颂了宇宙和自然;从这些精美的丝绸织品、丝绒毡毯、木雕和黄金牌饰上，可以感受到上古民族技艺的精湛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同时，在伊朗、高加索和希腊出土的丝织品，纹样一般多为他们本民族样式，原因是他们把中国输出的丝绸成品拆解开来，按照他们的想法重新织出想要的式样，这在古代文献中叫做将“中国丝”或“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8］，而他们的工艺品和日用品如雕刻、银器、玻璃等多为他们各自的样式。但是，从蒙古高原、新疆、阿尔泰和中亚等地的上古各民族文化特色来看，从丝织品、毛毡品刺绣、黄金牌饰、漆器和青铜器等来看，其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但接受了大量来自楚国或汉朝的样式和纹样，这说明这些区域自古就受到中国文化巨大影响，属于中国文化圈范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魅力，并且传播范围非常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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