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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人的主脉血管，那么地方书写的史志就是毛细血管，而每一个家族的族谱就是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他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  一个地方的历史，大都记录在地方史志里。省有省志，县有县志。而县志是记录一个地方最为基层的历史。大到一个县的大情小事，小到一个村庄、一个人物的前世今生。  今天的关中道上有多少个村庄，没人统计过。但是每一个村庄背后都有它传奇的故事。今天的大部分村庄都是历史上各个时期或迁徙、或移民、或逃荒而组成的。真正世代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直不曾离开的也有，但为数不多。  关中眉县常兴镇白家村是秦国时期名将白起的故里，这里世代生活着白姓人，据说都是白起的后裔。白起是秦国的王室宗族，是秦武公的嗣子公子白的后人。如此算来，白家村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后裔至今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算是地道的老秦人了。这样传承两千年的村庄在关中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礼泉县烽火镇的薄太后村，相传汉文帝之母薄姬曾居住于此而得名，村民大都姓刘，但肯定不是汉室后裔。烽火镇烽火村原名叫白灵宫，白灵宫是魏王豹的行宫。村名由此而来。旁边的下河村的人都姓魏，传说是当年魏王豹养马人的后裔。而薄太后曾是魏王豹的姬妾，薄太后村和白灵宫村相距不到3公里。有时候从一个地方的村名能读到此地的一段精彩历史。  白灵宫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加上连年征战，关中地区千里无鸡鸣，人口锐减。魏晋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五胡入侵，多个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大量涌入关中定居。并被同化为汉人，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关中的很多村庄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比如礼泉县建陵镇叱干镇的南北豆芦村，就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慕容裘部落聚居的地方。北魏时期，鲜卑族的慕容裘投魏，鲜卑语称“归义”为“豆卢”。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后，赐慕容部“豆卢”为姓。随后建村定居村名就叫豆卢村。而叱干镇名“叱干”二字本就是鲜卑古姓，源出鲜卑的叱干部。现仅陕西咸阳彬县的永乐镇叱家村和赵家庄仍有少量叱干复姓。  在关中东部，今天的羌族村寨多如牛毛，例如大荔县的阿吡、阿河，蒲城的罕井等。在渭北一带，凡是姓氏在村名之后的村庄，基本都是羌族村落，比如蔡袋雷、平罗党、王彦常、平罗雷等等。 在西安周围分布了近40个留村，西安各区县几乎都有留村。比如临潼渭北的任留村、长安区的留村、白鹿原上的留村等等。之所有如此的多留村也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段民族融合分不开的。  五胡乱华时期，除西晋外，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燕等少数民族小朝廷在长安建都。羌、氐、鲜卑、郝连等部族占据长安。这些部族进入关中后，组成亦兵亦民的战斗团队，一路上打家劫舍，无人能敌。而当时居住在关中的民众，大部分随郡县官员南迁至川蜀和襄樊一带。而一部分选择留下。  这一时期，北方各族纷纷迁入关中，据《十六国春秋》记载，累计人口也达百万之多。每个新王朝建立后，都会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迁来的居民一般把原来留下没迁走的村落称为留村，而原居民将新来的称为羌村或者氐村等，双方对彼此的一个互称。西安周边的众多留村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留村和少数民族村寨相对应存在，各县有留村的地方大都有少数民族村落的存在，比如长安留村北侧一公里就有戎店村；长安炮里留村附近就有羌族姓氏的村落姚车村、强家村（羌家村）、和家沟等。长安区五星乡灵感寺东南有“留村八堡”，东北有“十堡姜村”。蓝田县白鹿原上的留村，村南有羌族姓氏的村落康和村。周至县的留村和羌村更是紧密相依。如位于广济西3公里的小留村、南留村、北留村等。  渭北当时是羌、氐族集中统治区，留村很少，高陵县也有个别留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许多留村因书写关系被改为刘村，如高陵县榆楚的西刘村古代称“七留村”，长安区的刘秀村清代称为“留秀村”，秦镇南的南刘村，解放前是“南留村”。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名将逐渐被人们淡忘。  今天的羌族人 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又迎来一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个时期，也有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迁入塞内定居，主要分布在渭北一带。比如今礼泉县昭陵镇的讫突村就是突厥人迁入定居的村落，现在改名胡度村。北屯的史家村是唐朝突厥特勤史大奈居此地而得名。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村落是因为封地得名，比如礼泉县阡东镇的魏家村曾是魏征的封地而得名。村民姓魏居多。史德镇是唐朝突厥大将阿史那忠的封地。 在渭北北山南麓，因唐朝十八座皇陵和众多陪葬墓都集中在这一带。这里村庄的名称大都和这些历史遗迹有关，比如礼泉县昭陵镇的魏陵村就在魏征墓的脚下，是魏征守墓人的居住地。富平的南陵村因居唐中宗李显定陵之南而得名。富平曹村镇的大贾村，因村旁有大诗人贾岛墓而得名。泾阳县王桥镇的高家堡原名寨里高，是为唐宣宗守陵的军户。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村庄在渭北一带有很多。枚不胜举。 魏征墓 到了明初，经历了元末的连年征战，中原地区除了山西外，基本都是赤地千里，荒无人烟。明洪武年开始大规模山西移民。关中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比如礼泉县的尧都村，他们就是这个时期从山西临汾移民而来，临汾古称平阳，为古尧之都。为不忘故土，怀念故乡，建村后取名尧都村。还有王官村，也是这一时期从山西虞乡县迁徙而来，虞乡县古称王官城，定居后取名王官村。凡祖辈传说这一时期迁徙关中定居独立发展成村落的，相当一部分取姓氏为村名，比如某家村、某家庄等等。 清同治以前，关中地区回民村落分布密集，连接成片。沿渭河上游，自西向东，呈带状密集分布。关中三府二州共有四百多处回民村落，其中西安府的礼泉县11处，泾阳县19处，咸阳县87处，长安、咸宁两县四乡112处，高陵县23处，临潼43处，蓝田13处，渭南县更是回村密集，不完全统计多达46处，大荔县更达51处，人口多达百万。《平回志》记载：“大荔、渭南之回，世居渭北沙苑”。这里集中着马家、小园子、大园子、老庄子、北丁家、南丁家、伍家、草滩子、东营里、西营里、白马营、海道子、潘邑、车村、禹家、乔店、秦家庄等二十多处回村。还有蓝田县的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嘴头、回回庄、海家坡、马里滩、泄湖镇等回族村落。 清代之前的关中地区，是我国回民人口最多，回民村落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然而经历那场历史浩劫以后，无数的回民和村落消失在关中大地，回迹难觅。 经历了清末关中大饥荒及那次历史浩劫之后，关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在同时期的山东，人们也饱受天灾人祸侵袭，兵祸、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导致山东民众生计维艰。山东民初开始逃荒，山东难民分为数路，成规模的向外移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闯关东”。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声势大，名气小的“闯关中”。 焦云龙 而“闯关中”则和时任陕西官员的山东人焦云龙密不可分。焦云龙山东长山县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历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临潼、安康、富平等地知县，他长期在关中任职，对关中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 光绪八年，焦云龙因丁父忧回乡守孝三年。在丁忧期间，他亲眼目睹家乡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又深感关中渭北各县大量土地荒芜闲置，便上书朝廷，建议将山东灾民批量迁往关中。若如此，既能解决山东灾民的生计出路，又能开发关中广大的闲置土地，朝廷也能增加税收。一举三得。 在焦云龙的运作下，山东民众分批迁徙关中，为了激发难民的迁徙动力，焦云龙还编顺口溜来描绘关中的土地富饶。他告诉难民，关中是“包子山，馍馍岭，哎呦吃香油用手捧”。 这一批移入关中的山东难民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分布在渭北的各个县镇。他们在关中定居后，就成为山东和关中的联络点。此后，每逢山东战乱或者饥荒，山东移民便来到关中寻亲避难。在此定居人数日渐众多，便形成了今天遍布关中的山东村落。从三原到大荔，移民走过的这条路上，建立起一个连一个的山东庄。时至今日，关中地区还有上百个山东庄。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关中“山东庄”的形成有鲜明的地缘特色，多由同一原籍地的人聚集成村。在村庄的命名上和明初的山西移民类似，以原籍县名、村名来命名。比如长山村、莱芜庄、淄川堡、兴旺庄等等，或以姓氏命名，比如谭家堡、王家庄、冯家村、魏家庄子等，还有兴隆村、太平村、安乐村、双义村。仁义村、义和村等。他们独立成村，人口众多，互通婚姻，以及与原籍地保持紧密联系等因素，造就他们至今保持着齐鲁大地地道的生活习俗，沿用纯正山东方言，形成了渭北一道奇特的现象。 还有相当多的村庄是以地理特征来命名的，比如某某沟、某某岭、某家河、某家山等等。这些信息基本都记录在当地的县志或者家族的族谱中，想知道你们村庄的历史，快去翻看你们当地的县志和你们的族谱。你会得到你们村庄的前世今生。 关中大地 在关中的这片土地上，居民随着王朝的兴衰而轮替。村落也随着人们的迁徙而兴废。无论你曾经是哪里人，来到关中道，就是关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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