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曹操外定武功,雄心勃勃,统一了北方。同时,又内兴文学,广泛搜罗文士,造就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他本人也在戎马倥偬之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形成了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成为建安文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也许是惺惺相惜,抑或是文人相轻，《三国演义》中记载了许多曹操与文人之间的故事，传神演绎了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首当其冲的便是击鼓骂曹的祢衡。祢衡，字正平，才思敏捷，长于辨术，建安初年，他来到许都，当时的名人贤士也大都汇聚于此，他却没几个瞧得上眼，竟说什么：“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不足数也。”孔融对他的人品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屡屡向曹操举荐，曹操思贤若渴，急于见到祢衡,但祢衡却自称有“狂病”，不肯前往，且多有不敬之词。曹操对此怀恨在心，便打算找个机会整整他。祢衡精通音乐，善于击鼓，曹操便在宴会上叫他充当鼓师。祢衡先演奏了一曲“渔阳参挝”,听者莫不慷慨,待到他行近曹操时，堂上官吏喝令他换上鼓师服装，他于是干脆脱了个一丝不挂，来了个“裸体秀”，然后慢腾腾地换上鼓师衣冠，复奏一曲，从容自若离席而去。曹操原欲羞辱祢衡，却反被羞辱一番，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刻将祢衡斩首示众,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此时他显示了极高的手腕，他不想因此落个器量狭小不能容人的恶名，便把祢衡送给了刘表，刘表倒也不笨，不愿承担诛杀名人的骂名，转而把祢衡送给了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是个急性子的大老粗，他可没有曹操他们的花花肚肠，终因祢衡在一次宴会上当众辱骂了他，一怒之下将其处死。曹操这一招不可谓不毒，后人在评论此事时，便下了“曹孟德借刀杀人”的批注，可谓一语道破。但在对待曾为袁绍作《檄豫州文》的陈琳时，曹操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雅量。据说这篇檄文，甚是了得，从曹操的祖父骂起，一直骂到曹操本人,贬斥他是古今第一“贪残虐烈无道之臣”，说他是“豹狼野心、潜苞祸谋”，曹操此时正犯头痛病，听到要紧处也不由厉声大叫，一身冷汗。袁绍战败后，陈琳为曹操所俘获，曹操对檄文一事耿耿于怀，便质问陈琳：“你骂我便也罢了，为何要累及我祖宗三代？”陈琳的回答倒也巧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潜台词是形式所逼，迫不得已。既然其时我投身袁绍门下，那也只能各为其主，尽心竭力，无非是混口饭吃罢了，并非存心与你过不去。陈琳的甘于示弱，实在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智慧，他在向曹操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一介书生，人微言轻，身不由己，你大人大量，犯不着与我计较，其实曹操心里也明白，“百无一用是书生”，更何况一篇应命之作，又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放他一马，反倒可以显示出自己的大度与宽容，于是不咎其罪，军国书檄，多出于其手，也就是说陈琳之后也很识趣，安安心心做他的文学侍从，最后病死。虽非善终，比起祢衡的被借刀杀掉及杨修的死于非命，已属幸运。最后我们说一说杨修之死。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聪明绝顶之人，即便是狂妄至及的祢衡也承认他是个人物，称之为小儿。按理，曹操对其应加以重用才是，何以却一杀了之呢？史学家曾分析杨修死于立储之争，也就是说他卷入了曹丕与曹植争当太子的斗争之中,但现在已有人对此提出置疑，依愚拙见，这置疑不无道理。只要我们细加分析杨修的个人性格，就可发现杨修死在他太过聪明太显山露水。试举两例，有一次，曹操视察新建的相国府，未置可否，只在门上书一“活”字，杨修即令人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嫌门太小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上写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一人一口”吗？如果说这些尚属小聪明，无关痛痒，那么，一旦关系到军国大事，就另当别论了。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进军汉中，刘备据险坚守不出,曹操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以“鸡肋”，杨修听后立即收拾行装。别人忙问其故，杨修答：“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曹操得报，勃然大怒，不久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处斩了杨修。曹操杀杨修的念头由来已久，“鸡肋”不过是一个借口。试想曹操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得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与水平，让属下揣摩不透，而后再恭恭敬敬向自己请示汇报。而你杨修，却偏偏是洞若观火，把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还到处在别人面前卖弄炫耀，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出我的丑吗？留你在身边，那岂不是安了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爆炸了，到那时我可就后悔莫及了，既如此，还不如早作了断，于是，“嚓”，杨修的人头便落了地。写到这里，我们便可发现，曹操对待祢衡、陈琳、杨修三位文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其中固然有他性格反复无常的一面，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与其当时所处的境遇有关。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是一个文人，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纯粹文人，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这是他的立身之本，也直接左右了他对文人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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