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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百姓的生活不可谓是战战兢兢水深火热，在上要应付朝廷的苛捐杂税，在下要应对天灾人祸，尤其地痞流氓山贼流寇。这些打家劫舍丝毫不会顾及已经水深火热的百姓疾苦，所以历朝历代对土匪的清剿从未停止，这些土匪之中也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号，春秋之时的盗跖，唐朝时期的响马，宋朝的“绿林好汉”，明清之际的“胡子”。
除了一部分天性泯灭的人在乱世之中趁火打劫以外，更多地还是生活所迫，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治安状况与百姓的艰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土匪背后的根源依旧发人深省。民间有句俗话说地是“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响马历来恶名远播，蹚将却少有人知，但二者都是落草为寇的山贼。
一、山东响马顾名思义，“响马”自然与马有关，他们在落草为寇之前大多都是养马之人，所以落草之后便利用这天然的优势。古代的交通工具大多离不开动物，外出活动或赶路都离不开马和驴，对中土百姓而言马匹更是来之不易，而山东地处北方又与胡人接壤，马匹因此容易获取，大部分百姓都是依靠饲养马匹以及贩马为生。
这“响马”的叫法并非空穴来风，明朝时期，朝廷规定御用马匹都由专门地区的百姓进行饲养，而被选中的地区便因此出现了许多养马大户，他们像其他地区岁岁交粮一样每年上交朝廷指定数量的马匹。然而古代战争频发，尤其是边境战争中胡人骑兵来去如风，为了能与之抗衡，朝廷需要的马匹也随时攀升。然而马匹与粮食一样，生产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当百姓无力上交更多马匹的时候，便要用巨额罚款以作赔偿，两者都交不上的便有牢狱之灾。
常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足见明朝马政逼良为盗的情形由来已久。百姓因之破产，为了求生只得铤而走险，较为有名的是正德五年的河北起义，刘六、刘七、杨虎等人在直隶霸州文安县一呼百应，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流民、响马汇聚数千人，与朝廷周旋三年之久，被官府直接称呼为“响马盗”。除河北以外，明朝马匹民牧的政策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同样引发了多起起义，响马一词传遍大江南北。
之所以称为“响马”，一是因为这些马匹大多在脖子上系有铃铛，听闻铃铛便知马匪将至；二是他们常用响箭示警或呼唤同伴故而称之。山东马匪在山东的农民起义中常常充当中坚力量，在当地虽称响马，但时有敬意。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著名的门神秦叔宝以及妇孺皆知的瓦岗寨众好汉也都是响马出身。
二、河南蹚将响马之所以家喻户晓，与他在农民起义中的规模与作用密不可分，相较之下河南的“蹚将”就少有人知了，但他们在晚清之际的河南却是最为活跃的一股土匪组织。之所以称之为“蹚将”，这与他们原本所从事的工作有关。根据近代学者考证，蹚将最初被河南百姓称之为“老汤”，他们大多都是数量庞大且有组织的流动打工队伍，成员大多都是青中年农民，农闲的时候便从事修理、养护梯田和沟渠等农田灌溉的工程，故而称之为“蹚匠”。但随着工作量的减少以至于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了杆匪，二者转变在当时非常普遍，所以鲁山当地的方言中“蹚将”也就成了土匪的统称，传到豫西南一带便因“蹚”与“汤”同音而成了“老汤”。
结语总的来说，无论是“响马”还是“蹚将”，都是天下大乱时趁火打劫的土匪，只要危害了百姓都注定要被灭亡。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土匪却截然不同，成了“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典型，他们被朝廷欺压逼得走投无路，以至于揭竿而起。这样的历史规律从未停止，如果在衣食无忧的太平盛世谁又愿意舍生忘死铤而走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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