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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惯出来的毛病 张亚凌 谈不上对错，只觉得自己的很多想法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在别人看来一准都是毛病。一直小小心心地推辞着人多的活动，热闹的宴会，不想让别人觉得另类怪异，也避免别人尴尬自己难受。 这些毛病，都是母亲惯出来的。 40多年前，偏远的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点肉，平日里有可能吃上肉的，就是村里人家办丧事过喜事。 邻家的平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席专业户”，哪怕别的巷子谁家过事，还不管丧事喜事，都会跑去想法设法混进主家讨到肉夹馍吃。那时的大人们也都很宽容，邻家婶子从来没有因此训斥过自家孩子，还笑着打趣，“要面子伤里子，没皮没脸吃个饱”。 也有孩子脸皮薄而吃心重，便哭着闹着让在事里帮忙的爹妈带自己进到主家混好吃的。当然更多的孩子想吃又顾及脸面，似乎与父母说好了，逗留在主家门口，望眼欲穿，单单等着大人装作很随意地送出来一把吃食或夹个馍。 说小孩不嘴馋都是瞎话。我只是努力掩饰罢了。 每每母亲在乡亲邻里的红白事里帮忙，我就会很落寞地坐在自家门口。看着小伙伴们满脸欢喜地从主家大门里跑进跑出，或招摇般举着肉夹馍蹦着跳着回家去，我脸上一定膨胀着羡慕。我一直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孩子。瞧见有的还充当起了搬运工，多次偷偷地把吃食往自己家里搬运，就很气愤：我都不敢……你真是不管不顾地过分哟！ 其实我一直在悄悄地抿嘴，心里那个想呀，就像烧开的一锅水，得使劲按住，才能不溅出来，可憋在心里烫得自家疼。 “凌子，你妈也在里面，跟婶子进去？”跟母亲往来多的婶子叫我，我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看着她，坐着不动。婶子以为我害羞，过来拉我，我就撅着屁股往后拽，终究不会随她去的。我知道，自己真要去了，不是找吃而是找打。 母亲教育我们是不分场合的，扬手就是巴掌，抬腿就是一脚。用母亲的话说，做错事时想没想场合，挨打还要面子？ 人家的东西不能吃。打有记忆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不打折扣地遵守。只有父亲母亲带进门的，才可以动。母亲在谁家的红白事里，都不会带一根线头回来的。一直如此。我是知道的。明知等不到什么，可为什么会固执地坐在门口？大约是小孩子无法抵御的吃心作祟吧。 幸好母亲没有因此骂我丢人现眼，幸好我也只是想想罢了。母亲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多年后我成了母亲，不论谁的饭局，从不带那个小男孩吃饭。 或许，那些跟着父母蹭饭吃的孩子真的不会失去什么，从来不跟着父母吃饭的孩子倒失去了增长眼界的机会。世界不是非对即错，得失，进退，甚至荣与耻，都是相对的。又或许我与我的母亲，都属于较极端的人吧。 童年有点小顽皮，你看着它已经远去了，其实它在离开时搞了一些小动作，边走边到处抛撒东西，长大后的你，一回头，都是念想，郁郁葱葱，不管不顾地长着。在你回首时，那个小顽皮一定躲在某个角落里瞅着你偷笑呢。 这不，一回首，我又瞧见了一笼猪草，忽而记起跟小伙伴割猪草的事。 小时候我比较呆笨，比我大的孩子利索，比我小的孩子精灵，她们的笼里多藏有秘密。玉米熟了掰生产队几个玉米棒子，棉花绽开了摘些棉花，红薯熟了挖几窝红薯，柿子红了勾几枝柿子下来……好像地里有啥就对啥动歪念头。 其实我也想那样啊，可心跟胆不配套。心想得那么饱满，饱满得像鼓鼓涨涨都要炸裂的大红气球，可胆呢，只是一颗风干的小葡萄。只好死死地按住扑通扑通因不甘而狂跳的心，憎恨着关键时刻就躲得不见了的胆，貌似本本分分地割猪草。 只是，每次大家伙拎着笼回去，我都邪恶地期盼着生产队里那守护农田的人能翻翻笼，逮住一个，不，最好全逮住！可遗憾的是，那些看守的人多像田里的稻草人，以至于曾跟我一样胆小的“瘦猴”也开始偷东西了。 唉，长期做好事不一定被人学习，长期做坏事的侥幸倒可能诱导人效仿。 当然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她死爱面子，要证明她养的娃不一样，绝不允许我们偷拿生产队的东西。伤她的颜面，比打她更难受。 心动，不行动。我的原则。 记得有次跟着来我家做客的表姐割猪草。她很利索地窜进玉米地里掰了几个玉米棒子。当玉米棒子放进笼里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与她保持了距离，似乎一靠近笼我就成了贼。回去时表姐让我与她换着拎笼，毕竟瓷瓷实实的一大笼，毕竟表姐只比我大半岁。我直言“里面有玉米棒子，我不当贼”，说“扔了玉米棒，我才拎”。表姐一生气，不理我了，自己连拖带拉进了门。我一直双手垂下，低着头，走在后面。 母亲没有训斥我，也没有批评表姐。好像一切都没发生。只是那玉米棒子第二天表姐走时母亲让她带了回去。 不沾，更怕沾上自己，是毛病吧。 多少年了，但凡我生厌的事不喜欢的人，绝对保持距离，甚或鄙而远之。活到五十岁，我的世界一如儿时母亲给我的，黑白分明，简单纯净，没有迂回与变通，不接受“情非得已”，不认可“无奈之举”，耻于跟从终南捷径上来的人同列。有人告诫我，水至清则无鱼。记得程子说过，年轻时就没有几个贴心朋友，现在更不需要了。 活得自在点，活得像个好人。 如果你恰巧碰上我，又不能理解我的言行，请原谅，我有毛病，童年母亲娇惯出来的，根深蒂固改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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