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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叙事与英雄叙事之间 | 酱猪手·早茶夜读

 早茶夜读 2021-10-08

文  |  酱猪手

普通读者

不瞒各位读邻说,自从4号蒙水哥宽赦到8号交稿,我就又忘记了这件事——不仅抓紧在2021年最后一个长假的最后几天耽溺于吹海风吃皮皮虾,而且直到今天(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竟然在闹钟之前自然醒,并从容不迫地上起班来了。直到这会子被一个繁琐的Excel表格催迫着,忽然想起来——啊,仿佛还有比这个表格更令人头秃的事儿呀!不免忽然代入了《走向共和》开场的李鸿章:正精挑细拣吃着鱼,被告知北洋水师要银子搞设备升级,张香帅要搞军工厂,袁世凯闹消失……桩桩件件倒还罢了,忽闻献给老佛爷的鹦鹉粪便颜色不对了——这还得了?!还不赶紧退出小红(PPT),丢开小绿(Excel),打开小蓝(Word),新建文档,不拘什么,先尽着这一桩料理起来。(以上,已有300字,差可填补一手机屏幕)

若非“九漏鱼”(或者,even九漏鱼),多半都经历过如下知识点的反复洗礼——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加深民族危机;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除了这些“一级考点”,还有一些“二级知识点”列队其间,譬如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1902年《马凯条约》……总之,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史,基本上就写着“苦大仇深”四个字;而我们对近代史的时间线也大致沿着各种“不平等条约”建构。在“史实”(表)“及其影响”(里)的简单而明确的对应中,(总也打不赢的)一场场战争,(愈发丧权辱国的)一部部不平等条约,有如一帧刻度表,不断标识着晚清帝国的“天朝崩溃”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清末民初,几十年时间,走马灯一般的“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的紧密集合,烙印了屈辱与苦难的民族痛点。“弱国无外交”,与另一句“落后就要挨打”,更是同构出某种看似颠簸不破的因果关系——被侮辱与被损害,仿佛宿命般成为某种历史必然。

在这种苦难/屈辱叙事的铺陈之下,“前方高能”的反转式爽文剧情——英雄/英雌叙事的强心针千呼万唤,简直近乎一种生理需要了。(譬如贝加尔湖畔,电子脚铐也拖不住苏武牧羊自信的脚步,被扣押一千多天依然器宇轩昂,最终身着华服专机归来,微笑挥手从容优雅——这当然是于正也抄不好导不了的爽剧,魏璎珞也撑不起的大女主,普信男恨不能争相穿(反)越(串)的霸总传奇。)

在压抑与爽文之间,在国家/民族正义与个体情感之间,大抵有些必要的过渡被有意忽略或无意偷换了。(包括引渡协议在内的)国际条约——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本质上是国家为主体的契约,是一份双边或多边合同;签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近代史是内忧外患的历史,然而内忧与外患的牵扯中有许多并非是绝对的强弱对峙,当然单纯说是“三观不合”也不免阿Q。徐中约在书里克制地感叹了几句:

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容不得天朝上国的存在。天下共主的神话在这里无法成立,特别是当在京外交官于1873 年觐见同治皇帝时并未叩头、中国不得不在1870 年和1876 年分别向法英两国派出道歉使团以防两国兴师问罪这样的时刻。天子不得不走下儒家世界秩序的顶端,向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大小的外国鞠躬。
天朝上国是过去的甜梦,是既往的荣耀,是中国难以为继的奢华,这还有疑问吗?为了在新世界里生存,这个儒家的天朝帝国不得不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漫长、艰难、痛苦的转变过程。进步路上的每一步都是一场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智识上的斗争。

总之这“智识上的斗争”也并非全是溃败与屈辱,枘凿不投与丛林法则的复杂化学反应中,实际上从观念到制度,都有许多建构性的小小成果——尽管不免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终究在岁月中完成了本土化——成为现代文明的肇端。当然,这也不免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其前提是:假定在大框架下,对现代性,对民族国家这一套话语有基本的认可。否则,护照,签证,国籍,引渡,庇护……所有这些都无从谈起。

法律不仅仅是法律,正如外交从来不止是外交。然而如今式微的(多边)国际法也有自己的迭代史,英特纳雄耐尔自有其写满正当性的高光时刻。由此倒可以看出“family of nations”这一短语的解释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nation们的family也不例外。“国际大家庭”虽然也曾以现代文明的弧光照耀大小战争之后的一地鸡毛,却也不可能真正驱散家庭成员间说得出的委屈说不出的龃龉。又何况,nation内部也是人的集合,也有满有汉,可能主战主和;上下左右四个象限装不下种种立场与诉求,苦难叙事与英雄叙事也许于情感动员上是必要的,但注定是不充分的。费正清学派的叙事公式是“冲击—反应”,某种意义上,正仿佛苦难-英雄叙事的外部和声。徐中约此作的好处是切口足够小,命题集中——回到近代外交史的起点,重新审视在国际大家庭“入口”处的进退维谷的清廷,如何被拖入到现代世界的“剧本杀”中——因此可以充分呈现复杂性,而不是一味对叙事公式顺滑贴切地重现。历史叙事的顺滑程度往往与解释的准确程度成负相关。不过,或许解释的准确程度本来就是最不要紧的事,毕竟“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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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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