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沈约《宋书》：言辞典雅，颇具别裁，抑亦范氏之亚匹也（上）

沈约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南史·武商纪上》中称：“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可见，沈约是著名的文学团体“竟陵八友”之一，同时他还是永明体的创始人，《梁书·本传》中称：“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而《南齐书·陆厥传》中亦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颐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对于沈约的文学成就，柳定生于《沈约与<宋书>》一文中总结道：“约于文学，亦多造诣，所撰《四声谱》，发明四声八病之说。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未寤，而己独得其妙旨。于是遂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齐梁文学之盛，宫商音韵之辨，多出于约之提倡也。唐宋至今，千有余年之诗文，皆奉其遗型，则约于文学史上之地位，盖亦可睹其重要矣。”

在史学方面，柳定生在此文中给出的评语是：“吴兴沈约，允推吾浙史学始祖。约才兼文笔，身撰四史，蜚声文坛，照耀史苑。”沈约撰过四部史书，然流传于后世者仅有《宋书》。关于《宋书》的价值，其成为了中国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然后世对此书褒贬不一，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肯定《宋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评价道：“其着《宋书》，虽不敢希踪班、马，而文辞典雅，颇具别裁，抑亦范氏之亚匹也。”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评价亦较公允：“《宋书》志的内容上溯到魏晋。沈约志序称'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辑本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亦记魏文帝时大疫，明帝时地震，孙权时大风，盖宋时原有上溯之传统。对于这样的体例，历来评价不一。今天看来，《宋书》的志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是有益的。”

沈约注《竹书纪年》清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刻本，书牌

对于《宋书》在写作技巧上的优点，后世多夸赞其叙事善用带叙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有一条谈的就是《宋书》带叙法的妙处：“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为什么这种写法受到赵翼的夸赞呢？其在专著中解释道：“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体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

现代史学大家周一良在《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中，概括性地点出了那个时期史书的特色所在，而关于沈约的《宋书》，周一良以举例的方式点出了该书的优点：

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晔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武帝纪》的“史臣曰”，以简要文字描述了汉末到刘宋间政治历史的梗概，抓住了各时期要害。说“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解释了曹操何以慑于舆论，不敢及身篡夺政权。关于司马氏取代曹氏，沈约认为，“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说明曹魏政权尚未到矛盾尖锐濒于崩溃局面，是司马氏巧取豪夺得了政权。关于东晋，沈约写道“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这样的估计，要言不烦，恰中肯綮，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确切诠解。

对于《宋书》一书的批评，后世学者大约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者是本书在叙事上为宋讳，有很多的曲笔，这些曲笔以至于掩盖了历史的真面目；二者则是该书成书速度太快，《宋书》有一百卷之多，而沈约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此书，其成书速度之快也为后世所诟病。

沈约注《竹书纪年》清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刻本，卷首

关于曲笔问题，邱敏在其所着《六朝史学》一书中举出了《宋书·顺帝纪》中的例子：“壬辰，帝逊位于东邸。既而迁居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阳宫，时年十三。谥曰顺帝。”

对于这段话，邱敏评价说：“观此记载，全不见逼废篡夺之迹。”而该书接着举出了唐李延史在《南史·王敬则传》中的一段话：“敬则将舆入迎帝，启譬令出，引令升车。顺帝不肯即上，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答曰：'出居别宫尔，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顺帝泣而弹指：'惟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宫内尽哭，声彻于外。”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沈约在《宋书》中完全抹去了逼废篡夺的痕迹，对于他的这种写法，邱敏给予了如下客观分析：“沈约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政治上的欲望从未减退，撰史曲笔迴护正是《梁书》本传所说'自负高才，昧于荣利’的反映，必然为正直的史家所不齿。当然，前人也曾指出，沈约《宋书》叙宋齐之间事'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例如，《后废帝纪》载刘昱无道，《宋书》直书萧道成与王敬则等密谋废立，乘夜弑昱。沈约敢于直书此事，因有当时朝廷内外要求废昏立明的舆论支持，且又表彰萧道成顺天应人。这种情况说明，一般史家敢不敢于直书，往往仰于专制帝王之鼻息。”

由此可见，如果专捡史书中的某一个侧面来下断语，显然有失偏颇，人往往都有多面在，沈约所撰史书也并非处处回护。故邱敏在书中又引用了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的一段话：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遗。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沈约撰《宋书》一百卷 明万历二十六年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

沈约身处乱世，有很多事情他当然无法秉笔直书，否则的话，他不但难以让自己的著述完整地流传后世，甚至他的性命也难保。故一位史学家能够在保全自己和秉笔直书之间得到最恰当的调和，已然是难得之事。

关于《宋书》撰写速度之快的问题，相关研究文章大多引用沈约在《宋书·自序》中的所言：“（永明）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曰：……本纪列传，终写已毕，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谨条目录，诣省拜表奉书以闻。”

永明五年春，沈约接到皇帝的指令开始撰写《宋书》，而六年二月他就完稿，而后给皇帝上了奏表，然奏表中公称《宋书》只是完成了《纪》和《列传》部分，这两者合在一起为七十卷，后面还有《志》将要陆续呈上。这句话可以理解来《志》还未曾完成，然《隋书·经籍志》中载：“《宋书》一百卷，梁尚书仆射沈约撰。”

可见在隋代时《宋书》已经是一百卷，由此可推论《志》书三十卷在那时还未完成。关于《志》书三十卷的完成时间，史书中未见记载。中华书局在1974出版了点校本的《宋书》，王仲荦在出版说明中推论道：“ 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O二年）以后了。”

沈约撰《沈隐侯集》明娄东张氏刻本

王仲荦是用书中的避讳字来推论《宋书·志》的完成时间，这个观点为许多学者所引用。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例如2008年9月《宁波大学学报》刊有宋闻兵所撰《沈约<宋书>定稿时间考辨》一文，该文认为《宋书》的八志并未严格地避建武、天监国讳，宋闻兵推测说，后世所见《宋书》中出现的避讳字有一些乃是《宋书》在传抄过程中后人所改写，因为《宋书》成书的时代还未发明版刻印刷，在写本时代传抄人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改字乃是常有之事。但无论八志完成于何时，该志的价值大多受到了后世的夸赞。例如杜维运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夸赞说：“《宋书》的八志，是精辟之作。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何承天的元嘉历全文，以及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准的著作。《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饶歌诸乐章，保存了很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于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所述颇为详尽，且在每州郡名下，皆载户口数字，以呈现南方人口的地理分布。写州郡志如此，甚符理想。凡此，都是值得称道处。其突破限断，追述前代，以见沿革变迁，尤显其特色。”

其实对于《宋书》的八志后世也并非一面倒地夸赞，八志中的《符瑞志》乃是后世诟病最多的篇章，比如杜维运在其专著中称：“《符瑞志》《五行志》中荒诞之说充斥，则有'疣赘’之感。”而早在宋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就诟病《符瑞志》说：“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刘知几认为史书中没有必要记载这些不紧要之事，郑瑗在《井观琐言》中则更认为《符瑞志》乃是荒诞不经之作：“沈约《宋书》……独《符瑞志》数卷，乃其所创立者，皆采诸谶纬杂书荒唐矫诬之说，盖前史所羞为者，约反自谓可补前史之阙，不亦陋乎？”

沈约雕像前的大书

然而如果站在沈约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待，他撰写《符瑞志》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局面。王闿运认为沈约在史书中首创《符瑞志》必有其深意在，只是后人未能理他的深意：“沈约作《符瑞志》，文章深曲，有良史之风，而今人多訾之。凡古人始创一事，必有意义，如《史记·封禅书》、班《古今人表》、范《皇后纪》、宋《符瑞志》、唐《世系表》、赵宋《道学传》，皆深眇之旨也。”（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一卷）故胡晓明在《论<宋书·符瑞志>的体例源流、取材及编撰思想》一文中首先讲述了《符瑞志》对于朝代非正常更迭提供了必要的佐证：“两汉之际的新莽虽然是一个短命的过渡政权，但是由王莽发明的用'禅让’方式篡夺政权的心法却被传承下来，且历时弥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朝代更换，几乎都是以所谓的'禅让’方式来实现的。'禅让’需要通过一种表面上看似极其谦让、平和的程序和仪式来逐步实施，而在此过程中，代表着天命有归的符瑞正是迫使旧的统治者拱手让出政权，新的统治者堂而皇之地接受政权时最能摆上台面的说辞。”

然而在沈约之前虽然也有的史书提及到祥瑞之事，但没有作为专志来书写，而《宋书·符瑞志》达三卷之多，故其所记相关内容不仅是刘宋一代。胡晓明在文中称：“从体例上来说，《符瑞志》实是一部系统记载上起三皇五帝，下迄南朝刘宋历代符瑞之事的通史。”而对于该志的价值，胡晓明称沈约本人相当满意：“其史学成就以《宋书》为代表，而其中的《符瑞志》又是他自认为能补前史之缺的得意之作。”故该文引用了沈约在《符瑞志》序言中的所言：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事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殊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缺。

晾晒的芝麻

暂且不论八志的完成时间，然书中的前半部分达七十卷之多，他能在一年内予以完成，也是后世质疑之处。故相关的文献大多会称他能完成如此之快，主要是抄录了前人的成果，而这种说法也大多会以沈约在《宋书·自序》中的所言为依据：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恁之、盂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

可见《宋书》在刘宋的当代就已经开始修撰，而主纂人乃是宋文帝朝中著作郎何承天，其所撰主要是武帝一朝人事，而该书志的部分仅写完了《天文》《律历》，此后山谦之和苏宝生继续撰写，然两人撰写时间很短。孝武帝大明六年，著作郎徐爰又根据何承天和苏宝生的旧稿继续撰写，而后完成《国史》一书。此书收录范围上起东晋义熙元年，下至大明之末，而其中的《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传，则是出自孝武帝刘骏之手。这一切都成为了沈约撰写《宋书》的原始史料。

附近的球场

《隋书·经籍志》中著录徐爰撰有《宋书》六十五卷，而该书已经失传。《宋书·恩幸传》中谈到徐爰时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非爰议不行。”

可见徐爰是刘宋朝中重要的文臣，其所撰史书应当有很多的重要史料在。除此之外，那个时段还有其他的一些史书，这些书都成为了沈约撰写《宋书》的参考资料，这也是后世认为沈约完成《宋书》时间如此之快的原因所在。然而也有人对这种认定持不同看法，比如李翰、石维娜所撰《沈约前后刘宋史着及<宋书>撰成考述》一文中称：“从二十多岁立意撰述并完成晋史，到水明五年（487）四十多岁时受命撰述宋史，沈约对晋至宋、齐史料，浸淫三十余年，复以一年集中撰述，拿出成果，并非没有可能；看考虑其私下之预备，则实际撰述时间或并不只有一年。故清人仅从《宋书》撰成时间短暂来判断其大半非沈约所著，未考虑此前撰述准备及知识积累，说服力并不足。”

正在建设的公园

可见，沈约在撰写《宋书》之前有着长期的资料储备，更何况沈约家中藏书丰富，他在那个时代藏书已达两万卷，称为那个时代都城中藏书最多之人，故他在整个的南朝能与任昉、王僧儒并称为三大藏书家。这些丰富的藏书给其撰写《宋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而李翰、石维娜文中提到的清人怀疑《宋书》主要是抄自前人著作，其所指乃是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所言：“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