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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修志,隔代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大清王朝也远离我们110年了，《清史》终于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与千呼万唤中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但人们还没来得及一睹《清史》芳容，就先被爆出两个大瑕疵：一是《清史》长达3500万字！二是《清史》用现代文编纂！而且有人坚信第二个瑕疵导致了第一个瑕疵。于是乎，为什么不用文言文的诘问声越来越大。诘问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文言文是正统；二，编纂者文言文水平不行。本文就两点质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文言文是不是正统语言？ 有论者声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那就是文言正统正在逐渐被抛弃。” 理由是古代书面语多用文言，像修史书这样体现国家威仪的大事件，怎么可以用白话来书写？并举例从“三坟五典”开始，真正的道统就是必须使用文言。讽刺现代文的《清史》“在二十四史面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统的史书吗？”  我不知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是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什么职业？但可以断定： 1.其人并不甚清楚史书的作用 “三坟五典”是传说中的史书，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曰：
他的老祖宗孔子恐怕都无缘看全吧，难道2000多年后的老先生们领略其风采了？ 再近一点的，夏、商、周时的史书唐代人读起来也很不顺溜，如韩愈《进学解》中所言：
难道当代的老先生的文言文造诣比韩愈还厉害？ 史书的作用是什么呢？ 司马迁谈到自己著《史记》的目的是：
李世民曾说过：
由此可见，史书不是为了束之高阁收藏起来，或者排排场场摆到书橱里充门面，而是在于应用：通过阅读史书，人们可以知道朝代兴衰、历史人物成败的经验与教训，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 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已距今百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民众对繁体字认读与学习的困难，国家进行了两次汉字简化。学校教育一直把现代汉语、规范汉字（简化字）当作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标准用语与书写规范。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汉语（文言文）占有很大的比重，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用文言文作写作、说话，而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阅读理解文言文的能力，能够读通弄懂古文典籍，包括历史书籍。  为了解决更多的人阅读古文典籍的困难，几乎每一种典籍都有不同版本的译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 当代人编纂的《清史》，如果用文言文编写，为了方便当今或未来的读者，也要把它翻译成现代文。这样做岂不是“背着碌碡倒上山——费力不讨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书面语是现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条规定：
 普通话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普通话的书面语就是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现代文。 在应用上《通用语言文字法》对书籍出版的“正统”语言文字做了规定：
所以，“文言文是正统”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现代人编纂的给现代人看的历史书，必然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书面语——现代文。 二、用现代文编纂《清史》与编纂者文言文水平行与不行没有必然联系 反对《清史》用现代文者认为，之所以用现代文是因为编纂者文言文水平不行。据说，主编戴逸在《清史编撰体裁体例讨论集》中称，《清史》之所以弃用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是因为现在历史专家们的水平太差，没有能力以文言文的体裁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戴逸先生1926年生，已经95岁。194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后来执教北大历史系，终生以古籍为伴，像他这样的老学究应该很多。他们如果想用文言文编纂《清史》的话，用三年五载培养研究生突破文言文写作的障碍应该也不是问题。那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现代文呢？本人觉得他们心中装着一条古训：“文章合为时而著'。 白居易的诗名虽然不及李白与杜甫，但他的“诗论”却字字珠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道出了诗歌的本质，必须有真情实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文章应该为时代而著述，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意义更加深远，表达了优秀文人所具备的历史使命感。 《清史》的编纂者用现代文取代文言文，可能并没有明确表达为时代服务的理念，但为了方便当代读者阅读的意识是存在的。在客观上，现代文比文言文会更容易被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所接受，因此也就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发挥历史著作的应有价值。 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吐槽《清史》3500万字之巨，本人也有同感。 据统计，二十四史共计3213卷，大约4000万字，与此相比，《清史》确实有些“沉”了。但要把它归罪于用了现代文，这就缺乏对现代汉语的文化自信了。 文章应该追求准确、简洁、生动，史传亦是如此。造成《清史》庞大的原因，如果出现在语言上，恐怕是在“简洁”上稍欠推敲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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