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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袒露之间——图像资料中的北朝着装形象探析 施尔乐 （北京服装学院 研究生院）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我国中古时期的重要过渡阶段，北朝对隋唐文化各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其影响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与胡人习俗，而后两种因素都是自外族传入。南北朝至隋唐形成的若干不同于汉晋文化传统的特异性色彩也主要是这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衣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时代特色最直观的重要载体，袒装也因与儒家传统遮蔽身体观相悖的着装表现，成为服装、历史、考古等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关注点多集中于其盛行的唐代，归因为鲜卑旧俗、佛教传入、政治人物作用说等，对其影响具体表现的讨论尚显不足。袒装的流行演变与各历史阶段的时代风尚紧密相联，接下来本文就将主要依托于图像资料进行溯源，对北朝着装形象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身体观念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 鲜卑文化中的袒裸习俗 北朝统治者多为鲜卑族人，自东汉中期以来，北方草原上的各游牧少数民族，逐草而居、衣皮食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本就大同小异，伴随着蒙古草原统治者的易位，中原汉封建王朝影响力日削，北方草原文化再度兴起，尤以鲜卑族的兴起为代表，空前的民族大迁徙，更促使草原上的民族融合具有鲜明的鲜卑化倾向。实际上，后来所称的鲜卑文化即是以鲜卑为主体的北方诸族文化的融合体。 袒裸本就是拓跋氏部落的习俗之一。有学者就曾提出北朝乃至隋唐妇女袒装的流行与鲜卑的袒裸风俗有关。我们在《北史·魏本纪》中发现了 “甲子，诏罢袒裸” 这样的记载，同样《魏书·高祖孝文帝》中也记载了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下诏禁止百姓赤身裸体，从制度上限定胡人传统中不耻于赤身露体的穿衣风俗。足见袒裸乃胡人旧俗。不仅鲜卑平民百姓，皇帝也时或袒裸。《北齐书·王昕传》中载：“武帝或时袒露，与近臣戏狎，每见昕，即正冠而敛容焉。”北齐高氏一族虽居住于汉地，但早已鲜卑化，文宣帝高洋就乃鲜卑化的汉人，亦时常袒裸，屡见于史书。文宣帝高洋的放荡的行为虽是受其精神疾病的影响，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终归还是由于其固有的鲜卑旧俗造成的。吕思勉也认为文宣虽云有疾，非染于鲜卑之俗，亦当不至如是其甚耳。 正是由于鲜卑文化中有此习俗，袒裸经验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积淀构建了内在的心理基础，人们会通过多种方式寻找“集体无意识”的投射。当然也更易接受同类经验，如北朝后期至唐前期在社会上就曾盛行一种北周时期从中亚和西域等地传来的名为“泼寒胡戏”的群众性歌舞娱乐游戏。中书令张说曾向玄宗进谏描述其为：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可见，受到外来因素的触发，北朝时胡人袒裸习俗投射于民间的娱乐活动中并流行至隋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再加之北朝统治者大多为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隋唐统治者也大多具有鲜卑血统，袒裸的习俗也成为了北朝乃至隋唐袒露着装形象得以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动因。 二. 传统儒家礼教中遮蔽的身体观及着装表现 不同于鲜卑的袒裸习俗，华夏民族“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儒家观念中，身体是不能裸露于衣外的，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对衣裳的解释为：“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汉代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中亦曰：“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可见，古人认为服饰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遮挡身体部位，隐藏自然的身体，所谓“短毋见肤，长毋被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公然示人，儒家思想中身体是不能作为审美对象出场的，更不可彰显身体的性别特征，这从汉代出土的几乎无性别区分的赤裸的男女俑的身体形象中也可见一斑，尤其“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们所见的汉代墓葬壁画、出土佣及汉魏时期流行的烈女题材故事画等图像资料中的女性形象脖颈部都是被层层衣领堆叠包裹的。 古代内衣称为“亵衣”，男子所穿亵衣被称为“泽”，汉代则称“汗衣”或“鄙袒”、“羞袒”。 古人认为赤膊不雅观，所以用六尺之布裁成小衣以遮覆胸背，可见内衣的遮羞之用。传统儒家礼教中，不仅身体部位，内衣也不能轻易示人。《礼记·檀弓下》所记：“季康子之母死，陈亵衣。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彻之。” 即便穿着无领之衣，在古人看来都是一种莫大的羞辱，《白虎通》曾曰：“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处而画之，犯宫者杂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晋书·刑法志》亦云：“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於市，与众弃之。”可见，衣服之用，有赏有罚。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倘若犯了死罪，古人通过改变具有社会身份标识作用的服饰这种象征性的刑罚，对社会的身体进行惩罚，以替代肉刑对自然身体伤害。 《礼记·内则》又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礼记·曲礼》云：“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可见古人不仅重视服饰形制的遮蔽性，还重视穿着时的完整性，表“敬事”的场合，方可袒露，若非 “敬事”，即便在劳动时也要戴冠，穿着亦不可袒露。丧礼中的袒左即为古代哀悼死者的一种方式，袒出上衣之左袖，再插入前襟之右，露出裼衣。此外，在表惩罚时也可以袒，袒露这一着装表现在春秋时即有投降之意，是整个投降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军包围郑国，国家败亡，“郑伯肉袒，牵羊以逆” 表示自己需要接受惩罚。这里的袒应为右袒，礼事场合表达惩罚之意。 可见，不论是袒露内衣的“袒”，还是袒肉的“袒”，都是在上述特定礼仪场合才会出现，一般情况下身体出场时的袒露是不能为儒家思想所认同的。由于文化背景、观念和习俗上的差异，袒露亦或是遮蔽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故笔者选择以儒家遮蔽的身体观及着装表现为参照，将与其相悖的袒露形象都纳入袒装的讨论范畴。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化身体的袒露并不等同于未经教化的自然身体的袒裸，袒裸更侧重于身体行为，而袒露则更侧重于着装表现。 三. 北朝着装形象的表现 服装领域的相关学者常按照领口所呈现的形状对古代服饰进行划分，多将“袒领”与圆领、方领等相提并论，将袒装也默认为袒领类的服饰形制或类别，但对袒领究竟为何形制，多语焉不详，虽也有学者对唐代袒装的领式进行了细分，但依然不甚明了。 领型对于袒露与否的判断虽重要，但着装形象是由服饰结构，尤其是领襟结构，穿着层次及搭配方式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即便是同一形制类别，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影响，穿搭方式的变化也可使之呈现为遮蔽或袒露两种截然相反的着装形象，更何况两者之间又包括了不同的袒露形式及程度。以往学者多关注服饰的形制与结构，而脱离身体谈服饰，身体对衣着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脱离身体的关于衣着的谈论都是隔靴搔痒。袒装也并非是哪一种或几种服饰形制的类别总称，而是一种袒露的着装形态，其本身就包含了人衣的互动关系。 李志生认为北魏司马金龙墓、北齐范粹墓、北周拓跋虎墓、叱罗协墓等出土女俑的着装形象为领口呈现V字型的袒胸女俑，并由此推论唐初妇女的袒胸装实则承自北朝。若仅从服装形制的角度看，两者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从身体视角看，唐代女性的袒胸装则是一种趋于袒露的极致着装表现，其表现形式、袒露程度及演变过程还需要溯源并细化讨论。接下来，笔者就将对北朝的着装形象予以具体分析： （一）. 直领对襟式 《释名·释衣服》载：“领，颈也，以雍颈也。亦言总领，衣体为端首也。”“领”是服装中起到总领作用的重要部分。直领和交领皆为华夏民族传统领部结构，中国古代服饰的领襟结构多为一体，即与衣身相连的位于领部和襟部区域的服装结构，对襟则是指该直领服饰形制的穿着方式。较早见于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人形雕像玉人的着装形象中，之后又见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竹笥里的䋺衣冥器实物资料（图1）。相较于穿着形态更为遮蔽的交领直裾或曲裾式，直领对襟式在汉代图像资料中并不经见，仅有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着直领对襟半袖襦的雕衣俑形象（图2），且从领口的多层穿衣即可看出其雍颈的遮蔽形态。  图1 战国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䋺衣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 , 1985，彩版7。） 图2 西汉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雕衣俑 （张玲教授提供） 图3 西汉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彩绘跽坐侍女俑 （笔者摄于《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 北朝服饰形制多承汉晋之制，相较于交领，直领对襟式在此时广为流行。与前代不同，领口呈现倒梯形或深V字型，袒露出大面积内衣或圆领袍衫，不再雍颈，腰部束宽带以固定领襟位置。如北魏巩县石窟帝后礼佛图中的帝后（图4），洛阳时期出土的世俗石椁线刻孝子故事画题材中郭巨（图6、7）的着装形象。此外，在山东临淄曹望僖造像碑座（图8）、洛阳永宁寺址及敦煌莫高窟288窟壁画东壁（图9）的供养人像中都有所表现。东西魏依然流行，如东魏茹茹公主墓中出土文官俑、西魏莫高窟285窟北壁的贵妇形象（图10）等。北齐、北周沿袭之，如北齐磁县湾漳壁画墓中的仪仗人物形象、北周428窟中心柱中的贵妇形象（图11）等。 该类袒装主要流行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流行区域广，时间长，男女通用，为各阶层人士所好尚。相较于男性领口处袒露的内衣，女性仅露出里层的圆领袍衫，袒露程度相对较小。此外，较之常服，礼服则多露出曲领中单，更为遮蔽。如西魏莫高窟285窟南壁的国王与大臣（图12）。可见，即便是袒露，也体现了儒家礼教中等级观念及性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渗透及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但与世俗礼仪生活空间中趋于遮蔽的礼服着装形象不同，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中出现了直接袒露内衣的帝后礼服形象（图5）。儒家礼教中女子内衣外露示人是不被允许的，皇后袒露较甚的穿搭形象更是未有所见。儒家思想在北魏孝文帝时期虽然成为了正统思想，但宣武帝后佛教盛行，孝明帝时全国寺院就有三万余所，元诩时胡太后在洛阳修永宁寺，又在龙门造石窟，历时二十四年。北魏后期皇室贵族崇佛盛况空前，礼佛图中可见，皇帝皇后等皇室成员也参与到布施礼佛的行列中，足见当时将礼佛活动视同谒庙助祭、先蚕助织一般，极为盛大神圣，穿着世俗服饰中最为隆重的礼服出席不足为奇。礼佛图中所表现的众多供养人按照等级身份进行礼佛仪式的过程，虽反映出了儒家礼仪的秩序感，但所有人的身体行为及表现还是在佛教礼仪空间中完成的，而佛教服饰却以袒露为礼，在这一特殊的佛教信仰空间中，礼服的穿搭方式受其影响，被赋予了神圣性维度，趋于袒露亦不足为奇。  图4 北魏巩县1号石窟帝后礼佛图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9，图39；图41。） 图5 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 （来源：https://www.metmuseum. org/art/collection/search/42707） 图6 北魏洛阳石椁线刻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第7页，图9。） 图7 北魏洛阳石椁线刻 （同上，第80页，图88。） 图8 北魏山东临淄曹望僖造像（碑）座画像供养人 （王树村：《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9石刻线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3页，图3。） 图9 北魏莫高窟288窟东壁供养人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5，第42页，图30。） 图10 西魏莫高窟285窟北壁供养人 （同上，第43页，图32。） 图11 北周莫高窟428窟中心柱供养人 （同上，第45页，图36。） 图12 西魏莫高窟285窟南壁国王与大臣 （同上，第19页，图3。）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北朝至隋唐，由于受到民族心理、佛教及气温升高等因素的影响，世俗服饰逐渐走向袒露。而佛衣在本土化进程中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趋于遮蔽，如该直领对襟的形制就对当时的佛造像服饰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最早的佛教服饰只有右袒式和通肩式两种，并无对襟式，北朝后来出现的“褒衣博带”式即为仿效对襟式的着装形象，杨鸿先生认为该类佛衣是佛教造像进一步民族化的表现，云冈第6窟佛像的褒衣博带式的宽博大衣也正是仿效了北魏改制后的帝王服饰。同样，世俗服饰中此类领口呈深V字型的穿着形态也对同时期汉地的佛造像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陕西北朝时期的佛道造像碑中的造像服饰。 （二）. 直领合襟式 主要流行于北魏平城时期的直领合襟式，可看做对襟与交襟式的中间形态，即将两襟相对并加以固定，领口呈现V字型的穿着方式。至少在六朝的孙吴时期，该式就已出现，仅有出土的青瓷侍俑着装形象（图13）中可见，两襟相合的边缘处还有明显固定内扣装置的工艺痕迹的表现，第一个合扣点在脖围处，较为靠上，使得领口呈小V字型，袒露较少。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长乐王夫人龛中鲜卑系女性胡服供养人的着装形象（图14）中我们还能够发现此种穿着方式在北方的遗存。 但之后北方十六国墓出土的乐舞纸画中着鲜卑装的伴奏人物形象中可见它的演进形式，即两襟相搭且垂直重合，交点下移，领口的袒露程度稍有增加，能见其内穿的圆领袍衫，且两襟用带饰系扎固定。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平城时期鲜卑服盛行，继续沿袭此式，如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男女俑、固原漆棺墓棺板漆画中着鲜卑装的郭巨夫妇（图15）、敦煌莫高窟出土绣佛断片鲜卑王族供养人（图16）等着装形象。直到北魏中后期谭副造释迦牟尼像背面的鲜卑供养人像（图17）中依然可见袒露圆领袍衫的此类着装形象。此外，在没有明确纪年的北魏图像资料，如敦煌莫高窟275窟及云冈石窟中众多鲜卑供养人形象中也常见。 同样是直领式，鲜卑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多选择了与六朝汉式衣冠交襟式所不同的着装方式，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可视之为一种为与汉民族相区别的民族性在服饰穿着方式中的坚持和表达。但鲜卑贵族的服饰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汉魏衣冠的影响，衣身趋于宽博，如山西大同北魏智家堡墓出土的石椁壁画、云波里路、南郊仝家湾及沙岭壁画墓中的男女墓主人形象（图18）。领口处还是显示出雍颈的层层穿衣的遮蔽形态，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但笔者以为其受儒家遮蔽身体观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时汉化改革并未有效推进，也未深入到服饰领域，况且其依然头戴鲜卑帽。孙机先生也曾提到鲜卑帽在脑后垂披幅的原因之一就是北地苦寒 。可见，气候条件是其着装形象趋于遮蔽的主要因素。云波里路北魏墓葬壁画中也可见墓主人为了御寒，还外披有一件鲜卑直领合襟式的窄袖衣（图19）。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载过：“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可见气候恶劣是其南迁的主要原因。大同地区古时候气候地冻天寒，六月应为暑热天气，却常会飘下雪花，是为苦寒之地。有学者认为北魏平城迁都洛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从北魏平城到洛阳时期着装形象从遮蔽趋于袒露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印证。所以鲜卑服多采用具有防风御寒功能，硬挺厚重的材质，或多层穿衣，不适用于交襟式的穿着方式。可见，并不能把遮蔽的着装形象简单归因为受到儒家遮蔽身体观念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气候条件、民族习俗与心理等综合因素的作用。  图13 六朝孙吴墓青瓷侍俑 （王志高：《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图33。） 图14 北魏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长乐王夫人龛鲜卑系胡服供养人 （同注释32，第86页，图5。） 图15 北魏固原雷祖庙墓描金彩绘漆木棺郭巨故事画像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图版。） 图16 北魏敦煌莫高窟绣佛断片鲜卑王族供养人像 （同图8，第45页，图35。） 图17 北魏谭副造释迦牟尼像背面鲜卑供养人 （笔者摄于国家博物馆《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 图18 北魏大同沙岭壁画墓男女墓主人像 （高峰：《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图40。） 图19 北魏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壁画墓墓主人像 （刘俊喜：《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第18页，图10。） （三）. 直立领交襟式 该式多见于十六国及六朝的图像资料中，如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男女乐伎、阿斯塔那Ast.vi.4号墓、西善桥东晋墓、砂石山六朝墓等出土女俑的着装形象都为两襟交点较高，领口呈浅V字型的直领交襟式，此外，东晋南朝时，常州戚家村墓出土侍女着装形象及传世绘画《洛神赋》中的女性着装形象皆为两襟交于胸围线上下，领口呈深V字型的肉袒状。相较于女性，男性中，除曹植内着曲领中单较为遮蔽，其余侍者服饰的两襟交点几乎低至腰线，袒露较甚。之后的南朝士人，如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像中的王戎和荣启期领口也为肉袒。 直立领交襟式也多见于北朝男性着装形象中，但在此基础上，北魏女性服饰又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色，并贯穿流行于整个北朝，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着装形象之一。为以示区别，笔者将其称为直立领交襟式，特指两襟相交领口呈现竖立状的着装形态及将直领穿成交领状的着装方式。诸如北魏洛阳时期出土的石椁线刻（图20），杨机墓（图21），东魏赵胡仁墓、茹茹公主墓（图22），北齐忻州九原岗墓（图23）、元良墓、张肃墓、磁县湾漳大墓（图24）、徐显秀墓（图25），北周康业墓（图26）、史君墓（图27）等图像资料中的女性着装形象。可见此式在北朝墓葬礼仪空间出土的俑、壁画、石椁线刻等各类图像资料中均有所出，上至贵族下至侍从，流行范围广，影响大。  图20 北魏洛阳石椁线刻孝子故事画郭巨夫人 （同图5，第7页，图9） 图21 北魏杨机墓侍女俑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年第11期，第59页，图14。） 图22 东魏茹茹公主墓侍女俑 （朱全升：《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图版4。） 图23 东魏至北齐早期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侍女（张庆捷：《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第72页，图54） 图24 北齐磁县湾漳大墓侍女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图版44:2。） 图25 北齐徐显秀墓葬壁画女墓主 （常一民：《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第21页，图29。） 图26 北周康业墓石椁线刻贵族女性 （寇小石：《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27页，图25。） 图27 北周史君墓石椁线刻贵族女性 （笔者摄于西安博物院） 图28 北齐山西朔州水泉梁壁画墓军政长官 （山西博物馆：《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墓葬壁画修复报告》，科学出版社 , 2014，第6页，图2.3。） 图29 北齐（口）道贵墓 男墓主 （韩明祥：《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6页，图9。） 图30、31 茹茹公主墓仪仗人物形象 （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01河北》，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图28。） 传统华夏族的交领结构多见于礼服，具有典型的礼仪因素及民族标识性特征，从汉代出土的交领袍及俑像中也可见，其领缘较宽，穿着时雍脖并出现竖立状。不同于六朝，在身体表现上，北朝该类袒装更趋于复古，女性服饰创造性地将直领穿成交领的形态，追求汉式衣冠的宽博端庄之美，还进行了诸如将领襟边缘加宽、裙子加长等服饰形制方面的改变和调整。笔者以为这或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极力证明自己政权合法性的心理动因在女性服饰上的象征性表现。但某种程度上，对形式感的过分追求，会失去对于实用功能的关照，从该时期出土的大量手提长裙的侍女俑的着装形象中就可见一斑。类似的例子还有在礼服制度方面，北周重构了冕服制度，衣二十四章、冕二十四旒的设置也是有史以来最为隆重崇高的，以至于后人拿其当怪物，目为“迂怪”。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模仿的过程中女性服饰也加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其对领襟边缘宽博效果的追求，虽使得两襟相交后与身体前胸的贴合度不够，但又反向影响了穿着方式的改变，创造性地将前胸鼓出的余量转移至领缘，故其服饰在穿着时领襟部位不能有效与肩部贴合，领口边缘呈竖立状，双肩趋于袒露。此外，宽缘材质硬挺，采用贴领技术，也便于磨损后进行更换。贴领的下半部分不与衣身缝合，可塞于裙腰内，视觉形态上作为领襟结构的组成部分，既能模仿交领形态，又在功能上使得脖颈处的领襟结构不会受到胸部以下衣身结构的牵扯，领襟形态更为固定。实际穿着时也有将其置于外的情况，作为一种飘带状的装饰，可视之为衍生出的一种女性着装的时尚性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肩部袒露的着装形象多为贵族女性，其上衣较短，裙子多束于外，腰线上移，在北朝末年逐渐发展提高至乳上。这类袒装也继续强化了女性常服“殊衣裳”的二部制结构，上短襦下长裙的着装形态最终也得以盛行于隋唐，二部制最迟在隋代也进入了皇后袆衣的大礼服系统。当然也有部分肩部袒露不明显的侍女着装形象，其衣身长度则越过臀围线，衣襟与底摆呈现45度左右的锐角，此时，裙子多穿于内，腰部束宽带以固定领襟。可见，身体的袒露程度与穿着方式、服饰形制、穿搭方式及类别之间的联动关系。 除上述穿着方式的改变、服饰形制的调整，在搭配方式上也出现了多层穿衣的复古趋势，北魏女性还内穿有一层直领交襟式的襦衫，虽领口袒露，但未露出内衣，且此类着装形象能够出现在类似郭巨这种儒家传统孝子故事画题材的表达中，也说明在时人的观念里并不认为女性袒露脖颈及肩部的形象有何不妥。此外，图像资料中也有内着圆领袍衫的着装形象，如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内着圆领袍衫的女墓主人形象，但从右边男主人身披裘皮即可知其生活地域的气候寒冷，其趋于遮蔽的着装形象主要还是由于气候寒冷所致。 （四）. 交领式 交领形态的实物资料，较早的如战国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交领小菱形纹锦面棉袍。此后，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又出土了交领的直裾与曲裾袍，前者较为常见，后者多为贵族男女所好尚，从同时期的俑像中也可见，不论男女，领口处都显露出多层穿衣的竖立遮蔽形态（图3）。 北朝时，交领结构大多为直立领交襟式所替代，在图像资料中较为少见，但在男女着装形象中仍有保留且有所区别。如北魏宁懋石室世俗石刻，北齐太原第一热电厂墓、崔芬墓、敦煌莫高窟隋295窟的壁画中都有所见，且一直流传至唐初，又见诸于蔡须达墓、李寿墓等出土的女性形象资料，领口肩部趋于袒露，且领襟结构在转折处处理得较为圆润，天圆地方，男性是天，女性是地的性别区分观念也在男女着装形象中得以体现。虽然着装形态上极力复古，但随着二部制结构的盛行，此时女性着装形象中交领结构及内涵早已悄然改变，周汉以降妇女“连衣裳”的寓意妇德专一的“深衣制”传统逐渐被摒弃。儒学式微，服装形制被赋予的伦理内涵淡化，时尚性个性化的因素增加。 相较而言，男性着装形象则呈现出衣襟方正，衣身宽博的端正威严之态，领部结构呈竖立状且在颈侧的转折结构形成明显的折角，即古人所说的“如矩”。《礼记·深衣》曾云：“曲袷如矩以应方”，“袷”，交领也。《礼记·曲礼下》曰：“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天子至尊，臣视之，目不过此。可见，此种领式作为帝王服饰礼仪制度的一部分，更具古意。其衣领相交叠之上即为目光所不能及之处，成为了天子身体神圣性表现在着装形象上的重要分界点。且该领襟形态还被赋予了人品方正、正直等伦理教化的精神意义。汉以前，交领因其 “如矩”的穿着形态也被称为直领，《释名·释衣服》中载：“直领，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清代王先谦注：“颈下施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皆是指此种穿着效果。可见于北齐山西朔州水泉梁壁画墓一镇守朔州的军政长官（图28）、山东济南市马家庄墓的男性墓主（图29）、山东省益都北齐石室线刻画像墓商谈图里的男主人等男性着装形象中。该着装方式在北齐为上层主流社会所接受，并一直流传至隋，如张盛墓出土的白瓷文官俑、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葬壁画中的武士形象等。相较于女性肩部的袒露，男性则领口收口较窄，遮蔽性较强，内穿圆领袍衫。可见，相较于同阶层的女性，上层男性受到儒家思想中礼制因素的制约更强，穿搭方式较为遮蔽。 （五）. 右袒式 在已披露的北朝墓葬出土资料中，亦发现部分特殊的男性右袒着装形象，前代未有所见，多袒露出里层衣物。根据相关学者统计，山西省发现的数量最多，且多发现于东魏、北齐的统治区域内，而西魏、北周境内则少有发现。不仅内衣，袒露里层衣物本身即是对传统儒家礼制的反叛，东魏茹茹公主墓葬中不仅发现了大量右袒里层衣物的侍卫骑俑、击鼓俑和伎乐俑，墓葬壁画中还出现了肉袒露肩的男性仪仗侍卫形象（图30、31），袒露程度之大为已披露的北朝墓葬礼仪空间出土资料中仅见，其必然不仅是出于便事利身的需要，而是受到了某种袒露观念的影响，并为统治阶层所默认。 墓主茹茹公主是柔然族人。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柔然汗国灭亡前，已经亦染佛化。《高僧传》卷八《法瑗传》中就记录了南齐沙门法瑗之兄法爱，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柔然）国师，俸以三千户。柔然统治者也多敬仰佛教，《魏书·蠕蠕传》载，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九月，丑奴（柔然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永熙四年（534），北魏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魏。东魏权臣高欢东迁孝静帝于邺都，洛阳僧尼大多随行。于是，邺都便成为佛教重镇，新寺竞相建立，东魏时期佛教事业蓬勃发展，虽然东魏末期高澄崇道，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至东魏末年，其境内“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可见东魏末期佛教发展之盛，不可阻挡。此后北齐崇佛就更加显著，所有君主几乎都崇佛。此外，东魏墓葬所处时代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高欢虽为汉人，但高氏家族世居北镇，深染鲜卑习俗，是高度鲜卑化的政权。至北齐，鲜卑化的风气极盛。上面已述，鲜卑固有袒裸习俗，本就更加具备接受佛教中袒露观念与着装形象的心理基础。 宋道诚《释氏要览》引《舍利弗问经》中也云：“于何时披袒（披即通覆两肩，袒即偏露右臂）。佛言：随供食时，应偏袒，以便作事故。作福田（坐禅、诵经、人聚落、树下坐）时，应覆两肩现福田相故。” 可见，西土以袒露为礼，袒肩式佛衣多用于礼佛、供养、忏悔、面见长老、论证佛法等场合，以示慎重、尊威之意。 与墓葬图像中袒露的着装形式相同，佛教仪制中也是袒右而不袒左的，且右袒式也为印度传统的佛像着衣样式之一。随着佛教的传入，袒露出身体的肩臂部位有违于汉地民族习俗和礼制规定，右袒式佛衣在汉地难觅踪迹，但其袒露的观念还是对世俗服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至于在东魏北齐佛教盛行地区墓葬中表现仪仗的礼仪空间都出现了借鉴佛造像及沙门弟子佛衣袒露右肩这一外在穿着方式的人物形象。如果说鲜卑旧俗是其袒露的内在心理动因，那么佛教中的右袒形象则为其提供了袒露的外在表达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右袒式佛衣与墓葬出土右袒式服饰不同，佛教律典中规定的佛及沙门服饰平铺开来大多为一块成方形的布，通过披挂缠绕方式造型，并不是世俗服饰中有衣袖、领子结构的成衣，所以墓葬图像中所表现的世俗服饰只是借鉴了佛衣的穿着方式，将直领对襟式袍衫或圆领窄袖袍右边的袖子掩于腰部袒露右肩及手臂，两者在衣着形制上有着本质不同。同时也说明世俗服饰的形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不易轻易被改变。 但即便是在佛教如此兴盛的东魏北齐，此种穿着方式的俑像和壁画人物形象的占比也不是很大，显然是受到了汉地习俗的制约，除东魏茹茹公主墓，大多数墓葬礼仪空间中的此类形象的袒露也并非肉袒，已经对其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多袒露出圆领袍衫式的里层衣物。而不直接肉袒也符合北朝时期北地苦寒的自然条件状况。可见该右袒式为佛教对世俗服饰产生冲击之后多方因素叠加，互相妥协平衡的产物。 四. 结 语 北朝着装形象富于变化，其多样性不仅来源于服装品类和形制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反应速度更加敏锐迅速的穿搭方式的改变。相较于汉代服饰遮蔽的着装形态，北朝服饰的文化内涵已发生了变化，逐渐从遮蔽走向袒露，客观条件上，气候的变化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汉魏衣冠树立起的威仪之态已逐渐被撼动，但相较于隋唐的袒露，北朝无疑又趋于遮蔽，作为汉唐间的过渡阶段，北朝着装形象在遮蔽与袒露之间不停找寻着平衡点，出现了特异性和多元融合特点，并体现在不同的着装形象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着装形象的袒露程度不同，可分为袒露圆领袍衫、袒露内衣和肉袒，其中肉袒式袒露较甚，且女性着装中的肉袒风尚也一直延续至隋唐，袒胸装以其大胆、新颖的身体表达为后人所惊叹。 虽然孝文帝进行了汉化改革，但北齐、北周依然胡化严重，其对遮蔽与袒露的界限较为模糊，礼法观念淡漠，加之北地胡人原本的生存环境就恶劣，着装的实用性被放在了首位，草原民族窄袖、长靴、裤褶类的民族服饰，相较于汉民族轻薄的宽袍大袖，无不具有良好的御寒效果。童书业也曾说北土寒，南土暖，故南人袒臂；北俗袒臂疑受佛教影响，非古制也。笔者以为然，上述茹茹公主墓中的肉袒形象更是受到佛教影响程度较深所致。但北朝着装形象中即便是肉袒，大多袒露程度不大，且在北朝末年又走向遮蔽，并未真正流行，其时并不具备肉袒大面积流行的气候条件。此外，也与北朝时期北魏、北周先后两次的灭佛之举有直接关系，使得肉袒这一袒露表现形式不论是在世俗服饰中还是佛造像服饰中都表现的极为不稳定，最终此种特异性的时代风尚在北朝未能大放异彩。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袒露，都是对儒家礼教遮蔽身体观的反叛，如果说鲜卑袒裸的习俗是其民族内在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动因的话，那么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其袒露的服饰形制恰好为其提供了表达自身民族性的可借用的最直接的外在形式，这两者成为袒装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北朝女性的身体表达已在不知不觉中从遮蔽走向袒露，北朝也成为了上承汉晋遮蔽之形，下启隋唐袒露之风的重要过渡阶段。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1年夏之卷（总第十八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沈林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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