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穿衣形象录

1912年10月3日，民国颁布《服制》

图为某电影的剧照（图文无关）

原载：《南都娱乐周刊》2014年第30期

作者：yogi

男子的着装需要严肃认真

1912年10月3日，民国初立之时，即颁布了《服制》。其中男子礼服规定有8条之多（学生公务员等不算在内的平民服制），其中详细说明款式、面料、颜色、鞋帽搭配。大礼服为两种——即平脚的弗洛克外套（Frock coat）、双排扣、大翻领、长襟至膝。另一款大礼服为晨礼服（Morning coat），也就是襟身从前身有一条向后划的弧线，双排扣。常礼服则除了较大礼服短外，为单排扣。也就是留学归来的民国知识分子们身上看到的那种西装款式，事实证明，随后常礼服的款式继续与时代前进，大礼服则渐渐与一些生活场景一并消失。

在这个民国《服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着装被列入法令）中，对女子礼服的规定显得有些潦草，只有3条，除了要求礼服加绣饰、丧礼胸系黑纱结和劝导式的“有本国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说明。与其说《服制》是对女子礼服忽略，不如说女子参予政治活动的机会主要是参加“丧礼”。

既然女子的政治生活几乎没有，对于女子的着装自然是放任自由的，因就那时的女子社会地位来说，无论她穿得怎样失心疯，对公共利益都远没有侵犯能力。而对于男子，尤其是礼服的仔细——实际上，《服制》的作用一直以来，是为建立秩序而起作用的，从这一点上说，男子的着装更需要严肃认真对待，它不仅悬系个人的事业、公共形象，而且关乎个人的尊严。反过来说，不谈论政治环境，就不可能理解着装。不管怎样，西化成为主流，以为时髦，中式的褂袍被保留在常礼服的次位选择。

民国的《服制》也遵循着由上至下流的时尚规律，但并非开创西服在中国的兴起，当时一些开明的人士，哪怕是普通老百姓，于1909年就穿起了爱德华式的休闲西装以为时髦。只不过是《服制》为当时的中国男人追求新兴时尚提供了一个官方的担保，担保抛弃中式瓜皮帽和褂袍实属正当性，又担保这种着装样式所代表的意义：新时代兴起而旧王朝时代宣告终结。

这个主要以中国男人的身体为场所的着装剧变，一下子改变中国男人的面貌。这番新面貌的政治背景既然是以西方民主政体、宪法为追求蓝本进行的革命，在着装秩序上的模仿则无可厚非。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场先行对男人思想展开的解放，从着装外征直接切入现代模式，以让穿爱德华式男子礼服的中国男人适应并加入到新的法则。

穿长袍马褂和西服的并排政治处境

一个穿着燕尾服西装的中国男子，与一个穿着褂袍的中国男子，两个形象就像各居地球的两头，他们之间的隔阂就是这么深。连带着吃着生牛扒的和中式家常菜的生活方式、握手的和作揖的社交仪式的分裂，在民国初期，分开了新与旧两类中国男人。但同在一个政治领域中，这种分歧不但不会互不相融，反而形成了那一时代独特的时尚样貌：穿长袍马褂的和穿西服的并排在旧照片中，给现在的我们展示着新旧交替时的互不协调而又俨然一体的政治处境。要说这两种中国男人在旧照片里并行不悖实在违心，因之所着所穿都被赋予了政治标签。而且这种纠结冲撞，过了百年之后，身着崭新的怀旧西装的周立波，大嘴一咧却道出了百年前赶时髦的轻佻小开们的自得：“喝咖啡的，不与吃大蒜的为伍。”

“喝咖啡的”，即着西装的时髦中国男人，不管是单纯为了时髦自表，又或是急于投靠新形式以证自身政治立场。着装最后不能成为政治或者文化本身的根源就正在于此，它与政治一样易于流逝，却比政治更容易放大浅薄，使之庸俗化，庸俗唯一的功用是解散任何一种款式的政治立场。到了1930年，光上海就有四百多家西服裁缝店，现代机器比如缝纫机的进口，乃让西装也可以满足中高低消费的需要。由于越来越多市井之徒对西装的迷信，那些“满口英语，中文说不通的人必西装，外国骗得洋博士者，必西装；……再一类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必西装……，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最为受这种现象刺激的正是许多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尤其像林语堂、张竞生、鲁迅、胡适等等，本来在国外是为了入乡随俗穿起西装，回国后，换上中式褂袍，却不想看到的是国人一味地崇洋媚外的泛滥之潮。

又由于这时中国男装变革突变得太厉害，大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服毕竟是别人的衣服，它总不像是那么合理、合体，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在这里拉锯，到底哪一种形象气质，才真正是属于中国男人的？随之，一股反“西化”的大潮兴起。先是从上海商会的“新国货运动”开始，在知识评论界开始一大波一大波地对“西化”分子口诛笔伐，不分男女。继而像鲁迅这样的革命先锋，换上了中式长衫。

新《服制》出台，新式青年必穿中山服

1929年，民国政府又颁了新的服制，这款新《服制》除了把矫正早前过于西化的款式比重外，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男装刷新时尚的信息，其中平顶礼帽代替了早就不再合适宜的高筒礼帽和长燕尾服——这时候的西服款式，也是爱德华式——温莎公爵引领的时尚。休闲西装，即短款的外套给现代男装定了调。从这一方面来说，英皇室成员摆脱了无益的贵族式的高级奢华宴会，也摆脱了旧式的生活方式，不断地给新扩展的社交场所构思新款，奇装异服者们穿起了牛津口袋裤，剑桥灯笼裤……当然，这些颠覆西式传统的过激打扮，不会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新服制的礼服搭配方案有两个：褂式：平顶帽搭配褂式对襟平领的褂服，穿黑鞋，不管裤子。袍式：斜襟右掩长袍，搭配软毡帽（Trilby），鞋款不拘，质料用毛、丝、革都行，要黑色。但到了这个时候，西服化于中国男人来说已经普遍寻常，再加上混搭盛行，各取所需。受着租界文化的影响，中国男人拿着手杖，头戴平顶帽，身着条纹西装，打着宽领结，不时通过平光眼镜瞅一眼擦肩而过的，穿着旧式马夹和团花丝绸长袍的老先生们。这些对于新《服制》出现的中山装来说，都不算是新意了。

中山装的设计师是孙中山，款式既有英式猎装的影子（前期为7扣，后背有褶皱），又有日本学生服的元素借鉴，据说是孙中山拿了一件日本留学时的旧学生装，让裁缝改的。可是在时装界，没有哪个设计师能用他这样宏大的事业来为自己的作品命名。7粒扣改成5粒扣，三袋改成四袋，中山装成为这次颁布的《服制》中公务员的制服。

中山服可以说是世界辨认现代中国男人的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男人在西方的作品中是留小辫而样貌诡异的形象，端说不上来比现在中国女人自己嫌弃的“形象气质差”还更可怕。中山装作为改制的必穿服，原因和“设计师”的初愿是一样的：不像西服里里外三层繁杂，又不似中式褂袍那样没有形状难以打理。可以说，中山服是在中国男人于中西式纠结不下中横空出世的最佳平衡作品。不仅是公务员穿着，新式青年必着中山服，乃是一种对西装庸俗化的反抗，也是在政治立场上进一步的声明。

干部典型着装，“服制”成果斐然

中山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对中国的标认。蒋介石与※※※的一张合照上，两个同穿中山服。这个历史形象被用在《建国伟业》电影中，电影特别用两位领导人的“撞衫”为和平谈判做了背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款中山服，在军便服的轻微改动之后，成为一个世界认识中国的新方式，它再次出现在世界政治中，是以“MAO SUIT”命名的。历史至此，中国男人再不是穿着“别人的服装”的形象了。

在新中国成立大典上，斜襟右掩的长袍、简便西装和MAO SUIT同台登场，此后的国庆大典，均是国家领导人一中一西的服装搭配出现。但是，毛氏中山装却是我们注视中建国伟业的主要男人形象。

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长衫也好、西装也罢，统统从中国男人的衣橱里消失无踪，穿着毛氏中山装的中国男人们进入了新时代。就在重洋彼岸，耶夫·圣罗兰推出他著名的吸烟装，意味深长地迎向女权运动，却不知在中国大陆板块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姑娘们也都穿上了清一色的军装。中国男人们凡能够在历史舞台亮过相的，无论是群众还是个别的人物，成为了各种版本的毛氏中山装的拥趸。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高潮，工人的套裤也在欧美流行，各个国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解读共产主义，各知识分子的争论此起彼伏，中国则在实践中。毛氏套装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一种被外媒称为“大跃进装”的款式，又成为他们通过中国男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标签。“大跃进装”比毛氏中山装或军便服要简洁，厚棉面料，四外袋改成三内袋，立领，在上口袋依然要别一支自来水笔——这是干部的典型着装，代表着思想觉悟。

但是真正让毛氏中山装流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却是△△△。1978年南巡之后，草绿色的军便服统治了我们对80年代的时尚印象。彼时，也正是皮尔·卡丹第一次到中国来开时装发布会，他是试图将当代西装还给中国男人的设计师，不可谓不慧眼独到。以崔健为代表的对军便服痴迷的男人和先富起来的皮尔·卡丹“下海”成功男人，又开始了另一番角力：一种代表坚持理想主义，一种奋不顾身扑入经济改革新时代。在这个未颁布过《服制》，但是“服制”成果斐然的新中国，至此，军便服与西装分别包装的中国男人形象，进入的是价值分化的时代。

皮尔·卡丹带来的是那种宽肩的、新剪裁方式的西装款式，从爱德华风格西装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男式西装更为简化了，三件套连西装、领带和衬衫。后来美式风格还进一步把双排扣干预成了单排扣。这种简化意味着，西装再也不伴随西式礼节，礼帽、手杖、手套及大礼服、常礼服和休闲装的严格壁垒也在整个世界大战和工人运动中消失。一直以来的误会是以为中国在世界时尚史上有断层，实际上，在时间的流逝中，历史着装不过是从不同方向汇流入一个深洼。

30多年的政治时尚，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间是足够长了。中国男人准备好怎么打扮自己了吗？这要取决于他们不能忘记的是哪一段历史记忆。或者很多人是在“革命的补丁”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追求俭朴，以俭朴为荣，又为了“争先俭朴”，上世纪50年代曾经流行过“打补丁”的时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短缺经济”的时候，精明的上海人又发明过假领子和假衬衣。

皮尔·卡丹虽有先见之明——他第一次到访中国，目之所及，全都是蓝灰白，他脑子里大概马上意识到这里的人需要新衣服。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彼时，他们更需要钱。随着雨果·波士、登喜路、阿玛尼、杰尼亚等以男装闻名的欧美古老品牌接踵而来，中国男人不是眼角余风没有瞅见，而是正在埋头致富。这个过程根本来不及消化什么品位、什么质感、什么风格，消除过去的阴影，最快速的办法就是展望新的未来蓝图，囫囵地他们吞下各种名牌，花了多少年啊，他们才终于舍得把袖子上的标签剪掉才出门。尽管从时尚的角度、从对欧美潮流的认识去鄙视这种“老土”行为，要知道，那毫无作用的标签标示的可能是一个男人整个生存价值即财富实力，可能还是一个男人能够把握住的全部生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