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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唐朝新罗联盟的建立与百济的灭亡 649年，唐高宗李治登基，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各国都遣使祝贺。公元647年 ，新罗善德女王金德曼去世，因无子嗣，于是堂妹金胜曼，继承王位，称真德女王，成为新罗国的第二十八代君主。真德女王即位第二年改元太和，派遣金春秋到唐朝请攻百济（见上文），三年正月始号令全国服中国衣裳，四年亲自织锦作五言《太平颂》遣使献给唐高宗，并开始行中国永徽年号。在真德女王，金春秋等人的努力下，唐朝——新罗联盟逐渐形成，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被推举为新任新罗国王。继续推行与唐朝的结盟政策。新罗成为唐朝在朝鲜半岛的重要据点及盟友，使得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局势大为改善。由于与新罗的盟约，唐朝改变了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先灭百济，再南北夹击高句丽，如大将刘仁轨曰：“欲吞灭高句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从后面的实践来看，这一战略是成功的。
韩剧中的真德女王 另一方面，在太宗时代，642 年百济义慈王违唐谕侵新罗西部40 余城，8 月，复遣军一万，攻陷新罗大耶城，占伽耶故地。是月，金春秋请援于高句丽，为盖苏文所拒绝。翌年冬，百济义慈王与高句丽和亲，百济—高句丽联盟形成。从652年-660年，百济不再遣使入唐，而是不断派遣使者赴日本求援，加上百济与日本的盟友，朝鲜半岛的局势形成了唐朝——新罗与百济——高句丽——日本两大联盟之间的对决。在这些国家中，新罗北有高句丽，西有百济，南有日本，处于四面受敌状况。战略局势极为不利。而新一轮的大战也是从新罗开始，百济见唐屡次出兵高句丽而不克，因置高宗玺书于不顾，655 年，再度联合高句丽、靺鞨出兵攻新罗，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无以应对二者的联合攻击，遂即遣使告急于唐。 在唐朝的调停无效后，唐高宗决定对高句丽与百济用兵。显庆三年（658）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用契丹兵迎击，击败高句丽军，斩首二千五百级； 显庆四年（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击破高句丽将领温沙门。唐军对高句丽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牵制了高句丽的主力，使其无法支援百济。 660 年（显庆五年）3 月，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帅左骁威将军刘泊英等水路大军 10 万浮海直指百济，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兵以应唐军。6 月 18 日，唐军由成山渡海，顺流东下。21 日，新罗太子金法敏领舰船 100 艘迎唐军于百济西界的德物岛，随后，新罗武烈王命将军金庾信率军 5 万东进，以应唐军。在战前，唐朝为防止情报泄露，扣押即将归国的日本遣唐使，并诏曰“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 八月，苏定方率唐水陆大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成）启航，横渡黄海，百济大臣佐平义直，主张“速战”，曰：“唐兵远涉溟海，不习水者，在船必困。当其初下陆，士气未平，急击之，可以得志。（新）罗人恃大国之援，故有轻我之心。若见唐人失利，则必疑惧而不敢锐进。故知先与唐人决战可也”。百济大臣达率常永等则主张“慎战”：认为“唐军远来，意欲速战，其锋不可挡也。罗人前屡败于我军，今望我兵势，不得不恐。今日之计，宜塞唐人之路，以待其师老。先使偏师击罗军，折其锐气，然后伺其便而合战，则可得以全军而保国矣”百济王最终采纳“速战”思想，决定正面迎击唐军，唐军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拒守，摆出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态势，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百济军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战死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之后，唐军遂“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夹引，直趋其都城。”“未至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唐军又大破之，杀万余人，追奔，入其郭。”新罗军队亦进展顺利，攻破百济东部的天然屏障炭岘，12 日，唐罗军合围百济王都泗沘城，13 日夜，百济王义慈逃往北境熊津城。泗沘城内，“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义慈子隆的儿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遂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比不全矣’遂帅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18 日，走投无路的义慈王也率领熊津军民投降。百济灭亡。此时，距离唐朝出兵只有一个月。
五 白村江之战 对百济的处置，《旧唐书》载：“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师，上责而宥之。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然而，由于唐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斩首行动，直驱百济都城，事实上。唐朝直接占领的地区仅限泗沘、熊津的周边城镇，其他城镇则“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因此，唐朝对百济故地的控制力极为微弱，因此，当唐军主力北上进攻高句丽时，百济立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9 月 3 日，苏定方携百济义慈王及其王族、臣僚九十余人，百姓 12000 人返唐，留郎将刘仁愿率一万军队驻守泗沘城，新罗王子金仁泰帅新罗兵 7000人协防。苏定方回国之前，唐朝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领百济事务。但“文度济海而卒”，次年3 月，唐高宗“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支援刘仁愿，百济残余势力见状，纷纷反叛，百济王室成员鬼室福信在僧人道琛的帮助下，据周留城反叛，并向日本求援，准备迎回在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百济叛军围攻唐军驻守的泗沘城，熊津城，被唐军击退，唐罗联军遂趁此大胜之际，合攻高句丽。4 月，唐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合兵35 万水陆并进以伐高句丽。同时，诏令新罗王金春秋将新罗之众以为援军。高句丽遂求救于日本，7 月，苏定方破高句丽于浿江，屡战皆捷，围平壤城。受到唐军主力的鼓舞，驻百济的唐军部队也发起反攻，公元 662 年 2 月，唐军鉴于久围平壤不下，遂班师而还。5 月，扶余丰在日本将军阿倍比罗夫的护送下，还抵百济，福信等迎丰璋至周留城，即百济王位。听闻丰璋回国，百济“其西部、北部並翻城应之。”不久，福信杀道琛，并其部众，专擅朝权，扶余丰成为傀儡。两人矛盾日深。
鬼室福信
阿倍比罗夫 与此同时，百济向日本求援，663年3 月，日本遣前将军上毛野稚子、中将军巨势神前译语、后将军阿倍比罗夫率 27000 人渡海以援百济，这时，百济内部还在自相残杀，是月，扶余丰杀鬼室福信，除其党羽，自理军政，遣使高句丽和倭国，再请援军。百济君臣的矛盾使得留守百济的唐军得到机会。唐将孙仁师率军7000支援百济唐军，在孙仁师，刘仁规，刘仁愿的率领下，唐军发起进攻，大败百济军队，直驱周留城，以孙仁师、刘仁愿携新罗王金法敏（金春秋之子，661-681在位，金春秋已于661年病死）帅陆军以进，刘仁轨帅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会合陆军，夹击周留。8 月初，听闻日本水师将至百济，百济王丰璋遂率军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13 日，刘仁愿所部陆军进逼周留城。周留外围诸城，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惟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百济據险死守，唐军屡攻不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同日，刘仁轨所率唐罗水师亦使抵白江口。唐军战船一百七十艘，列阵於白村江口，封锁周留城的入海之路。27日，日本水军亦抵达白村江口 。著名的白村江海战爆发了。
尽管唐军兵力处于劣势（17000vs32000）,但此战，唐军仍然取得大胜。白村江海战的过程，《旧唐书》的记载较为简略，【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贱众大渍】而日本史料《日本书纪》的记载则较为详细生动，“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船橹不得回旋。”唐军乘机采用火攻，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将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失去日本支持，走投无路的百济王扶余丰与数十人脱身逃亡高句丽。白江海战后不久，9 月 7 日，百济周留留守军亦开城投降。百济至此彻底灭亡。 六 高句丽的灭亡 在百济灭亡后，高句丽处于腹背受敌状况，灭亡几乎指日可待。恰在此时，公元 666 年（唐高宗乾封元年）5 月，盖苏文去世，其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男生与其弟男建、男产不和，为其二弟所逐。男生遂北走国内城，遣使赴唐求援，唐军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出兵高句丽。 六 唐 新罗联盟的瓦解 在百济，高句丽灭亡后，围绕两国旧土的归属，唐与新罗的矛盾与日俱增，在高句丽灭亡之前，661年，唐朝即设立所谓“鸡林州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在664年，百济王世子扶余隆又被唐高宗任命为熊津都督府都督，管理百济故地和遗民。扶余隆因为百济、新罗是世仇，害怕受到新罗国的侵略，未敢赴任，不久病死洛阳，然而，这一举动使得百济与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唐朝统治体系下重新平起平坐，使得新罗非常不满，不仅如此，唐朝要求两都督重新结盟，和平共处，在唐朝的压力下，665年，在刘仁愿主持下，两都督勉强“结盟”，盟誓曰：“故立前百济太子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恭承诏命，永为籓服。仍遣使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谕，具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纶言，不敢失坠，既盟之后，共保岁寒。若有弃信不恆，二三其德，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昌，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故作金书铁契，藏之宗庙，子孙万代，无或敢犯。神之听之，是飨是福。”，显然，唐朝将百济旧土视为自己所统辖的疆域而无意将其交予新罗，这一举动更加激怒新罗，使得唐朝——新罗的联盟逐渐走向崩溃。 影视作品中的金法敏 高句丽的灭亡，是，唐朝——新罗联盟灭亡的转折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攻击高句丽之时，李勣就责备新罗未按军期赶到，高句丽灭亡后金仁问（金法敏之弟）等新罗有功人员入唐受赏时，李勣又称新罗无功。此外，新罗趁机占领了过去曾属新罗的高句丽卑列城（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也被唐朝勒令退出。而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更让新罗惴惴不安，新罗内部盛传唐朝修造船只，借口讨伐日本，其实要灭新罗。不久，唐朝——吐蕃的全面战争爆发，唐朝不得不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兵力和安东都督薛仁贵调往西线。许多高句丽的遗民发起叛乱，新罗与高句丽叛军暗中勾结，牵制唐朝注意力，与此同时，不满已久的新罗乘机向熊津都督府的百济旧地发起进攻，唐朝——新罗的战争爆发了。
影视作品中的薛仁贵 670年 7 月，新罗遣军攻百济故地，由于准备不足，兵力对比悬殊，新罗军队大胜，取 63 城。翌年 7 月，新罗攻占泗沘，唐军被逐出百济，新罗完全吞并了百济故地。随着唐王朝高句丽平叛的结束，唐军遂移师南下，大举进攻新罗，674年，唐朝扶植金法敏的弟弟，仕于唐朝的金仁问为新罗君主，并派刘仁轨领兵攻打新罗。在对吐蕃战败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将薛仁贵被唐高宗任命为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百济的熊津都督府，连败新罗，次年，新罗王遂遣使告罪朝贡，唐罗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金仁问后病死唐朝。 由于此时吐蕃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因此，唐朝无力与新罗展开大规模战争。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故城，后又移至新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后，唐朝又在平壤设置安东都督府维持其对高句丽故地的统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回平壤让其担任唐安东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朝鲜王。681年高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四川。高藏被唐朝俘虏回长安后与武则天的侄女所生的儿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685年，新罗“始备九州”，乘机将国土扩张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676 年战争结束后，两国关系仍严重恶化，直到 698 年渤海国的崛起开始改变东亚的地缘格局。699 年，新罗孝昭王开始向唐朝遣使，这是新罗 676 年以来第一次派遣唐使，可谓 “破冰”之旅。新罗趁机开始向唐朝输诚，目的显然在于改善与唐外交状态、重建朝贡关系。唐玄宗时期，将大同江以南的领土让给新罗，此后，唐与新罗基本以大同江为界。两国也基本保持和平。 唐罗战争后新罗的领域 在此后，由于渤海国的威胁，新罗与唐朝几乎恢复了友好关系，有唐一代，新罗再次恢复了与唐朝的宗藩关系，有唐一代，新罗派遣使臣竟有近百次之多。几乎年年都来，新罗对唐朝朝贡之频繁，无疑说明其对与唐朝关系的重视和唐朝对新罗事大之礼的逐渐认可。新罗对唐外交再次进入了严格奉行事大主义的时期。新罗对唐朝的事大主义还表现在“宿卫”上。所谓宿卫，又称纳质宿卫，实际上是将新罗的王子等高级贵族成员送往唐都长安，担任皇帝的名义侍卫，实为人质，新罗到 9世纪后期仍然持续不断派遣宿卫，在唐与渤海的战争，安史之乱，李师道的叛乱中，新罗都曾出兵援助唐朝。两国关系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尾声 唐朝的朝鲜半岛战略得失 日本的战败，百济，高句丽的灭亡，标志着对唐王朝在东亚秩序的挑战者的拔除，唐王朝成为实至名归的天下共主，成为东亚世界名副其实的主宰者，东亚世界确立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百济、高句丽的灭亡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在唐王朝可以容忍的条件下，逐渐蚕食百济、高句丽故地，一步步完成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的统一，朝鲜半岛首次获得了国家的统一。统一后的新罗，对唐王朝谨守藩礼，大力引进唐王朝的先进政治制度，典籍文章，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日本则从战败中吸取教训，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唐朝修好，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制度，文化。使得日本开始走向“律令国家”
遣唐使 然而，唐朝对于朝鲜半岛的过分介入，使得唐朝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利益，套用现代的观点，战略上，cost（成本） and benefit（收益） 不仅可以使用于商业领域，也适用于军事行动，只有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项战略行动才是有利的，反之，则是不利的，是不应该进行的，唐朝对朝鲜半岛的干预，显然是收益小于成本，反而是新罗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太宗时代，许多大臣出于需要，即反对太宗皇帝对高句丽的远征，如，《资治通鉴》记载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殓。’上不从。唐太宗的妃子徐惠上书唐太宗，认为征伐高句丽是“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房玄龄也认为““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其种类，恐穷兽则博”，对高句丽的战争“所存者小，所损者大”基于高句丽并无能力也不可能威胁唐朝的核心利益，这些奏疏无一不是从“cost and benefit”的角度出发，认为对高句丽的战争得不偿失，非常不划算，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基于成本收益的实用型“外交主义”政策，也几乎为历代中原王朝所实践。 在唐高宗时期，由于与新罗的联盟和高句丽的内乱，使得彻底灭亡百济，高句丽成为可能，然而，灭亡高句丽，百济之后怎么办，唐朝其实并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战略，在高宗决定对高句丽发动战争后，蔚州刺史李君球即上疏“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转戍。臣谓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此后，唐朝虽然取得了对百济，高句丽的胜利，灭亡两国，但是由于吐蕃的崛起，唐朝——新罗战争的爆发，使得唐朝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不得不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在高宗因金法敏的背叛而愤怒，决定对新罗发动全面战争时。张文瓘劝谏高宗“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武后亦劝谏高宗，高宗终于放弃对新罗的全面战争，与新罗讲和，高宗本人后来也吐露了对朝鲜半岛功伐的后悔之情。（“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新唐书·吐蕃传》）。不得不说，实用型导向的外交战略，是初唐对朝鲜半岛攻略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三国史记》 《日本书纪》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加）王贞平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与宗藩关系的维护》党鹏举 《新罗“事大外交”的思想与实践》 冯立君 《白村江战役与东亚格局的演变》杜金唐 关联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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