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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章‖黄宾虹的墨法:“纪念碑”还是“挡风墙”?

 稷下问学 2021-10-13

 “五笔七墨”是黄宾虹对笔墨的著名概括。其中,“七墨”指渍墨、宿墨、焦墨、破墨、泼墨、浓墨、淡墨,将墨法明确区分为七种类型,既是对宋人郭熙笔墨论的承续,更是他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黑密厚重”正是晚期黄宾虹之积墨风格的重要特点。

    本来的“白宾虹”,何以转向黑密厚重的“黑宾虹”呢?

    辛亥革命前后,黄宾虹深受“变法”思想影响,试图将其落实到绘画创作中。如何落实?他不是破古人之法而另立新法,也不是借鉴西法以改造中法,而是试图复兴并推进古人的传统,即在“笔墨”这一固有传统的内核深处继续打造,努力前行,于是出现了“白宾虹”向“黑宾虹”的转变,形成了黑、密、厚、重的画风,以及“浑厚华滋”的笔墨特点。由于这一转变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在近现代画史上颇具代表性,代表了此间画坛竭力捍卫传统的思潮,所以值得特别注意和深入分析。

    当然,黄宾虹由“白”向“黑”转变的原因很多,例如,他出身制墨家庭,自己也有制墨实践,对于墨法特别敏感,深谙其中三昧;另外,中年之后,黄宾虹乐游山水、注重写真,经历了“师古人”向“师造化”的转变,宿墨的大胆使用就是他“师造化”的例证。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社会变革与画语变革的必然联系,意识到“西学东渐”必使中国画面临式微,于是,为了摆脱这种危机他故意为之,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后者当然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因。

    我们知道,相对西画而言,“笔墨”乃中国画最基本的艺术语言;特别是“墨”,可谓中西艺术之最重要区别。“字在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P.80)这是因为,“笔”是基于知性的线条,“墨”乃基于感觉的颜色;如果说“线条”主要是塑形的语言,那么,“颜色”则主要是感觉的语言;如果说前者是包括西画在内、所有图像再现之必须,那么,中国画之“笔”的特殊性就在于与“墨”融为一体,即融笔于墨中。“墨”作为广义的颜色(墨分六色),是图像表现所常用的语言,无论中西;包括19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开始兴起的印象派,他们在线条和颜色之间更倚重后者,说明包括“墨”在内的所有颜色,都是侧重主观感觉的绘画语言。

    由此反观黄宾虹所进行的变革,即在传统艺术面临西画威胁而可能走向式微的情势下,显然是有意识地去发掘、去开拓中国艺术自身的固有特点,以便国画继续保持、发扬、光大,即试图通过强化自己的固有传统,挣脱当时所面临的西画挑战与危机。为此,他既不嫁接西学,也不借鉴西学或参照西学,而是一味在传统内部找出路。于是,在笔墨之间,他更倚重“墨”,更寄望于墨色语言。就墨本身而,他非常强调“水”和“墨”的交媾,非常乐于宿墨的自然“晕”及其天趣,从而一改文人画的简约及其意义表达的明确性,转而热衷于繁复、混沌的世界图景。由于宿墨的痕迹外渍不受人为控制,类似灼烧甲骨而生的灸纹那样自然天成,从而使书画的笔墨指向了汉字萌生的商周传统,可谓倾心崇古、归心似箭,孜孜矻矻、终有大成。这就是黄宾虹墨法的代表性:代表了这一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中国画家别样的心态和创作,可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此而言,黄宾虹的墨法,在中国文化艺术现代转型时期,具有捍卫国画传统的“纪念碑”意义。

    但是,面对西学东渐、传统衰微、国艺受敌之大势,黄宾虹一味面向历史、一味倾心于激活历史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甚至是更好、更明智的选择。例如深受西学影响的林风眠及其门生,包括李可染、赵无极、吴冠中、王朝闻等,所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兼容并包、西学中用之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更受欢迎、更切实际的道路。实践证明,林风眠之路才是中国美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正路。就此而言,黄宾虹的努力就不只是建造了传统笔墨的“纪念碑”,同时也构筑了抵御西学东渐的“挡风墙”,“捍卫国粹”之谓也。

    事实上,黄宾虹并非没有机会接触西学,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学助理教授露西·德里斯珂的交往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每每遇到这样的机会,他只是非常乐意倾听西方学者对中国绘画的赞美和接纳;至于中国画所面临的时代危机,以及如何借鉴西画以更新自我等,却不见他有多少兴趣。他的全部兴趣在中国画本身,即如何在传统内部实现变革以因应时局。这样的心态当然很难产生借鉴西画之念想;如何发掘自身优势以与西画对峙才是他的理想和全部。

    现在就让我们将黄宾虹与“林风眠派”做一简要对比:

    这是黄宾虹的《青城山中坐雨图》(苔藓用宿墨):一个黑乎乎、模糊糊,不清晰、不明朗的世界。

    这是黄宾虹的《和声平顶七言联》:将本源于绘画的宿墨运用到了书法上,“书画同源”进一步演变成了“书画同法”。
 

    这是林风眠的《荷塘过雁图》:同样是水墨作品,但却是一个光影婆娑、前后透明的世界,远方(未来)具有确定性,可以预见、可以把握。

 

     这是吴冠中的《江南水乡》:同样是水墨作品,但基于焦点透视,使用色块语言,描绘的是明朗而恬静的世界,意义明确、具体。“笔墨等于零”(也是他的一本书名)是其引发最多争议的观点,说明他对“笔墨”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并且践行之、探索之。

 

    这是赵无极的《荷花系列》之一:同样是水墨作品,但是先锋艺术。他的盛期作品多是此类抽象的世界。何以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们都服从于一种传统,我却服从于两种传统。”具体说来,他用西方的表现形式激活了中国艺术传统,拿来西方的抽象语言阐释东方意象,或者说是中国艺术精神通过西方艺术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叠印出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别样的世界。

    事实说明,“笔墨”作为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不仅可以画出宋院体那样真切、细微的世界,也可以像士人画那样明确抒情、言志;既可以产生“宾虹白”,也可以变法“宾虹黑”;或如林风眠一派,走中西融通之路,甚或在世界画坛“先锋”一把。

    由此看来,“中国画的前途”并非是一个有意义的真命题,“绘画的前途”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真命题。

【本文为会议论文,由黄山学院文学院主办的“黄宾虹美学思想与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将于近日召开,预先在此发表意在提前征询意见】
注释:

“五笔”指平、圆、留、重和变。《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卢辅圣,曹锦炎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3
页。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见张坚:《笔墨:德里斯珂与黄宾虹——20世纪初美国大学对中国书画理论的接纳》,《美术研究》2019年第5期。德里斯珂与日本学者户田合著的《书有风格》(Chinese Calligraphy,1935)是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书法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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