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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和吴三桂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而且两个人的境遇与作为有些相似。伍子胥是和本国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楚平王有了“杀父之仇”，便投奔了敌国吴国，在吴国的帮助下，杀回本国，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算是报了仇。吴三桂则是和本国刚建立的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之间有了“夺妻之恨”，于是投靠敌国大清，借助满清的力量抢回了爱妾。 但是从官方的历史评价到民间的戏曲演绎，伍子胥和吴三桂的形象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伍子胥基本上一直被当作大英雄看待，吴三桂则是老百姓心中的大坏蛋。这个有趣的对比其实说明了中国人的观念变迁。 伍子胥之时，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以直报怨”式的权利义务对等观，既便是先秦之儒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原本也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观，而且是由上及下的，“父慈”了方能要求“子孝”，“君恩深似海”了,才能要求“臣节重如山”，按孔子的原话，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与他“以直报怨”的主张实际上是逻辑一致的。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表达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对等的权利义务观。可见在先秦时代，这应该是一种主流观念，所以带路党伍子胥也才能被广泛点赞。 而六国灭亡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统治者搞阳儒阴法一套把戏的时候居多，而法家则是一种绝对的统治者本位学说，它主张的对老百姓要“厚赏重罚”，实质上是一种驯兽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臣民只是君主的工具，本身是不应该有任何独立于君主意志之外的个人追求的，所以在法家理论体系中，只存在君主的权力，不存在臣民的权利，臣民就如同马戏团中的野兽，驯兽师对它们好与坏是基于它们的表现，而不代表它们有什么权利。换而言之，臣民对于君主的义务是绝对的，君主对于臣民的义务仅仅是出于功利的需要， 这种自虐式义务观逐渐侵蚀到主流观念里来，到了明清时代，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说法就开始出现在话本当中。 所以，吴三桂如果早出生两千多年，就是伍子胥；伍子胥如果晚出生两千多年，就是吴三桂。 至于晚清时代的革命党人掌握了政权之后，马上提出了“五族共和”，后来的南京政府又处处抬高孙文《建国大纲》的地位，是于无形中把“国家”再次置于人世秩序观念的首位，而志在夺权的一方则搬出了“阶级”这个新的杀手锏，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权力较量，这个属于题外话，就不赘言了。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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