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究竟是什么？

在现代汉语里，“礼”指的是文明礼貌，比如与人沟通时使用敬语、注意自身形象、遵守公共秩序，等等。总之都是些日常层面、形式层面上的事情。

但在儒学兴起的那个时代，“礼”里意思比这要深得多。

东周以来，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一些有志之士便开始探寻，形成这种乱世局面的原因、解决这种局面的办法，为此而创建了各家学说。

其中儒家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失去了秩序，没有了秩序人们便开始胡来，所以要恢复秩序，天下才能安宁。而那些规范人们行为的秩序法则，在今天叫做道德和法律，在当时则被称为“礼”。

现代道德和法律的核心是权利理论：人人生而拥有一些基本的权利，比如对自己身体、财产的掌控。而道德和法律，就是要保护这些权利——你不能侵害我的权利，我也不能侵害你的权利。

但这种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秩序体系，只适合于个人主义盛行的商业文明，并不适合于集体主义盛行的农耕文明。

在农耕社会中，个人的生活圈一辈子被土地钉在一处，生产生活总需要与周边固定的那几个人打交道，而与远方的其他人建立协作却并不现实，因此天长日久，个人就不得不融入周边这个固定的小集体，慢慢接受其集体主义的文化了。

在这种社会里，要想建立秩序，更现实的思路是：以自然形成的家庭、国家这些集体为本位，探寻什么样的集体组织方式更和谐；而非以个人为本位，探寻个人与个人之间该构建什么样的关系。

于是，儒家的“礼”有方向了——在家庭这个小集体里，大家都听家长的话，家不就和谐了吗？在国家这个大集体里，大家都听国君的话，国不就和谐了吗？

所以，齐景公问孔子：社会要如何治理，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直译就是“做君主的就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就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就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就要有儿子的样子。”

意译就是：“君臣、父子这样的关系，应该谨守尊卑秩序，各安其位，不能僭越！”

大方向定了后，儒家又在上面讲的父子、君臣关系的基础上，继续补充、完善，制定出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样的十条法则。

“子孝”的孝，“弟悌”的悌，“妇听”的听，“幼顺”的顺，“臣忠”的忠，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听话。也就是说：儿女要听父母的话；弟弟要听哥哥的话；妻子要听丈夫的话；晚辈要听长辈的话；臣民要听君主的话。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和谐了。

那既然儿女、弟弟、妻子、晚辈、臣民，要听父母、哥哥、丈夫、长辈、君主的话，那后者利用这种地位，欺压前者怎么办？你既然什么都要听我的，那我干嘛不借机狠狠地驱使、压榨你，为我服务？

这时儒家说了：父母虽然理论上可以欺压儿子，但你要“慈”嘛，别欺压嘛；君主理论上可以欺压臣民，但你要“仁”嘛，别欺压嘛；丈夫理论上可以欺压妻子，但你要“义”嘛，别欺压嘛……

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期待刀俎“请对我好一点”的幻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后世儒家的这一套“礼”真正实行了之后，儿女、弟弟、妻子、晚辈、臣民，果然就被父母、哥哥、丈夫、长辈、君主，欺压得够呛，形成了鲁迅所抨击的“人吃人的封建礼教”。

儒家的“礼”被孔孟这些先贤提出来时，恰逢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之时，所以施行“礼”的主要目的本就是恢复秩序，至于会不会有其他什么后果，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后世，儒家苦心追求的社会秩序，果然也带来了副作用——造就社会桎梏，阻碍社会的平等、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昌明。

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思考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吸取儒家的教训，思考：如何打造社会秩序，可以在避免动乱的同时，还能不伤及到社会公平、思想开放等其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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