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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唐泊虎（tangbohu-001） 2018年10月底，笔者母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肝脏存在肿瘤。11月初确诊为结肠癌，而且已经是发生肝、肺多处转移的晚期。医生判断无法手术，只能化疗，生存期预估约为18个月左右。 第一次化疗，母亲就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反应，经在日本定居的表弟介绍，于2018年12月前往日本化疗。化疗效果良好，肿瘤明显缩小，且副作用很轻微。 2019年3月，日本医生确定肺部不是肠癌转移，母亲仍有手术机会，之后完成了肠道和肝部肿瘤微创手术。 6个月后，母亲肝部肿瘤复发，再次赴日手术，虽然复发病灶位置距离血管很近，但仍然成功剥离了所有肿瘤。 2020年12月，第二次手术后14个月，母亲肝部肿瘤第二次复发，于2021年2月底在日本进行了第三次手术，至今状态良好。 至此，母亲已经打破了国内医生“18个月”的生死判决。而且，即便再复发，日本医生说也还可以手术，直到彻底治愈不复发。 一路走来，非常地不容易，也打破了笔者固有的对国内外医疗的一些看法。下面是陪母亲抗癌全程经历，大约1万字，既是对一家人艰辛抗癌的记录，也希望能够给其他病友一些参考和借鉴。 01 病起 从小到大，妈妈始终都是我眼中“超人”一样的存在。她很能干，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让全家人特别信赖。仿佛不管什么事，只要她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所以即便她已经70多岁了，这种印象也一直深深扎根在所有家人的心中。 2018年10月22日，爸爸的一通电话，将我从平凡又幸福的生活中拽了出来。他说，妈妈去体检的时候，肝上查出了东西，很可能是癌，让我赶紧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于是跟家里快速交代了一下后，就开车往医院赶了。 路上，我怎么想也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妈妈身体一直很好，而且特别爱游泳，每天都要游，上千米也不累不喘，不但很少生病，连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人常见病也都没有，怎么可能突然就得了癌？ 马不停蹄到了医院，我在肝炎科见到了妈妈。她看起并没有太过惊恐，但也许是她习惯了做个强者，把恐惧埋在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说不好。不过爸爸看起来真的很紧张。 我一到就跟他们说，肯定没事，你们看妈妈精神很好，饭也吃的不少，感冒都很少，怎么可能有什么事？一定是搞错了！ 这些话不光是宽慰老人，其实也是安慰我自己。但说完这些，我突然想起不久前，妈妈提起自己体重不知道为啥，一直在掉，已经持续几个月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去约的体检。 我又想起我的姥姥，她正是因癌症去世的，还有妈妈得乙肝已经十来年了……这个时候，我根本不愿去想的那个“癌”字，在脑中变得有点清晰了。 02 确诊 2018年11月1日，妈妈住院开始刚刚过了1礼拜，她就确诊了：通过MRI（核磁共振）、PET-CT、无痛胃肠镜、血液检测等一系列检查，医生判定是结肠癌，而且转移到了肝、肺，已经是晚期。 听到这个结果，我一下子就没了力气。坐着半天起不来。我没法接受这个事实，稍微恢复一点体力后，就又去问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医生说，不会错，赶紧治疗吧。 全家人都很悲伤，甚至崩溃，但妈妈却依旧保持住了自己的坚强。事实上，从体检查出问题后，医生就让妈妈叫家属来，不打算和她说。但妈妈说，我岁数已经这么大了，有什么好怕的？我什么都能面对，您只管说实话就好。所以医生也就告诉她了。 而现在确诊了，妈妈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像个勇敢的战士。我现在想想，可能天底下没几个人能做到她这样。 前几天问起妈妈为什么当时那么勇敢，她说：“我已经70多了，一直也过得挺好，你们也都挺好，所以没什么遗憾了。” 03 无法手术 住院后第二周，妈妈转到了癌症科，因为检查结果显示有肺转移，无法手术，所以准备开始化疗。 当时有人告诉我说，如果结肠癌只有肝转移，还有一定的可能手术根治。所以我就去和化疗科的医生探讨，会不会肺上的不是转移，还有手术机会？但化疗科医生说，根据CT结果显示，八九不离十是转移。所以，只能化疗。 查了很多信息后，我知道化疗并不能让肿瘤全都消失，且随着时间推移，病人的身体会因为化疗药物的毒性越来越差，直到再也扛不住化疗，就全完了。但明知如此，我们也没其他的选择。 我问医生，化疗大概能延长多久的寿命，医生说，那要看你母亲能扛得住多少个化疗，总体看估计也就18个月左右。 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家人们都在拼尽全力，想为妈妈做点什么。在英国定居的哥哥一直在四处奔走，找英国的癌症专家，问治疗建议，还提议把妈妈接去英国治疗。在日本生活的表弟，也让妈妈去日本治疗，因为据他了解，日本在肠癌治疗方面很不错。 国内既然预后判断不乐观，那国外如果能治得好一些，我们就去。 最终，我们选择了日本，一来离得近，比较方便，生活习惯也接近；二来经过问朋友、查信息，我们发现日本在肠癌治疗上确实评价挺好的。 表弟还亲自跑了趟东京，找了当地一位叫上野雅资的日本肠癌专家做了代诊。上野医生建议我们使用奥沙利铂（化疗）、卡培他滨（化疗）加上贝伐单抗（靶向）的治疗方案。之后，我们就一边通过中介办理去日本的手续，一边为了保险起见，打算先在当地化疗1次，压一压肿瘤，避免耽误病情。 除此之外，上野医生还表示，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来看，肺部的病灶，可能只是陈旧性结节，未必是转移。因为肠附近的淋巴还没有被癌症侵犯，不太可能直接转到肺部。另外影像检查是无法判定肺病灶性质的，可以考虑用支气管镜取肺部的一些病灶组织，做病理活检。 听到这个消息，妈妈很是振奋，她一直就觉得肺上不该是转移，因为她不咳嗽、也没有胸闷气短，肺怎么也感觉不像有癌症。而且在以前，她体检就曾查出过肺结节。 而如果没有肺转移，意味着妈妈还有手术机会！ 我兴奋地找到医生，询问这种可能性。但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对医生之前的诊断质疑，医生有些不高兴，说你们不是要去日本看吗，到时候找日本专家判断吧。我一想也是，就没有再去找其他医生问。 接下来，就是第一次化疗了。 04 第一次化疗 妈妈开始化疗前，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心理准备了。 妈妈同病房的另外两个肠癌病友说，化疗主要副作用就是没胃口，不能吃东西，没什么其他的问题。医生也告诉我们，化疗后可能会出现手发麻、怕凉的副作用，做完后妈妈要戴好手套。 只是吃不下东西，手麻怕冷，听起来妈妈应该是可以扛下来的。 2018年11月14日，护士挂上了抗癌药、葡萄糖，还有很多止吐、保肝等等的中药，就开始化疗了。 化疗一共持续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打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可没过多久，妈妈就说心脏特别难受，明显就站不住了，一下子感觉要不行了。马上给她吃了速效救心丸，总算缓过来了。 但第二天中午，妈妈又晕倒了一次。这把我们吓坏了，因为如果每次化疗都对心脏伤害这么大，妈妈肯定没法撑下去。 所以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妈妈都再也没去医院化疗过。 05 再次化疗 第一次化疗后不久，我们就通过一家叫盛诺一家的机构，来到了日本。 之前表弟见的上野雅资医生，是东京的癌研有明医院肠癌外科专家，擅长手术。而这次我们去的是神奈川的湘南镰仓综合医院，目标是一位叫下山来的医生，据说他在控制化疗副作用上很厉害。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试试在他手底下化疗，妈妈会不会不那么难受。所以找他很对口。 2018年12月4日，我们见到了下山来医生。下山医生表示，经过检查，可以看到妈妈的肝脏转移大概有5处，看不见的小转移点可能还有很多。而肺上怀疑的几处转移灶，尚不能确定是癌症。 当我们问起是否需要用支气管镜取肺部病灶活检，来判断肺部是否是癌转移，下山医生表示没有必要。一来，是无论肺部是否是转移灶，都不会影响到当前的治疗方针，还是要化疗；二来，支气管镜会带来一定的身体痛苦，而且没有必要，因为化疗一段时间后，通过对肺病灶的评估，也完全可以帮助判断其良恶性。 下山医生给出的化疗方案，依然是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并使用贝伐单抗，和国内一样，只是剂量上有一些差别。当天，妈妈就接受了化疗。这一次化疗中，除了一个止吐药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辅助药物，总时长1个小时左右。 这次化疗后，妈妈除了胃口稍微变差了一点，并没有其他副作用。 不仅如此，护士的服务也很细心，因为妈妈的血管很细，不太好找，护士都会特别小心。打完针以后还会摸摸她，安慰她。化疗输液的时候，护士会给妈妈觉得疼痛的地方热敷，缓解疼痛。总之就是很贴心了。 既然化疗方案是一样的，为什么反应差别那么大？是不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辅助药（很可能）？或者日本的化疗药物更好（国内我们用的也是进口药）？剂量差异（日本剂量有调整）？又或者是治疗环境更舒适（单间病房）、护士服务更贴心，让她心理上放松了所以副作用就减少了？…… 我不得而知，但重点是妈妈化疗不难受，就很好。 妈妈每次治疗的间隔是21天，每周从中国到日本的往返班次有两班，打完化疗就有几天空闲时间。所以每次去日本，我都会带她去不太远的地方转转，放松一下心情，之后回国，该打药时再去日本。  外表安静、内心坚强的妈妈 我想，如果妈妈能一直用化疗维持，也没什么副作用，那也挺好的，毕竟是癌症晚期了。 06 转机 妈妈很喜欢下山医生，一方面是化疗不难受，她觉得医生很牛。另一方面，是她觉得这个医生很有爱心。 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是，日本医生会跟病人直接讲清楚病情，但同时也特别会安慰人，他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清楚疾病、治疗的原理，有时还会画图讲，特别有耐心。 为了让妈妈对化疗有信心，下山医生特意把所有可能用到的药物都一个一个列举出来，进行讲解，对比疗效、副作用，以便让妈妈确信，现在的方案效果最好，以及未来耐药了，依然还有这么多药可以用。这让她充满了信心。 每次复查影像时，下山医生也会拿着片子认真指给我们看，说具体哪里的病灶缩小了，治疗效果很好。这个时候，他脸上会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让人不由得相信，他是真的和我们一条心。 这些看似和疗效本身没啥直接关联的细节，对于面临癌症，特别绝望、无助，却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我们来说，会让人特别感动。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赖感，就在这些细节上逐渐建立起来了，家里每个人都相信他会尽心竭力帮助我们。 随着时间推移，妈妈的病情逐渐好转，而转机也突然出现了。 第一个转机，是在做完了两次化疗后，医生表示，可以排除肺部是转移灶的嫌疑了（因为化疗无变化）。 妈妈对此十分淡定，她说，我早说过，肺上的根本不是癌，上野医生也这么说过！当天，我们全家人脸上都是笑盈盈的，简直太开心了！ 第二个转机，是做完了四次化疗后，我们又去找了上野医生会诊，看了片子后，他告诉我们不用继续化疗了，可以直接手术！ 本来因为化疗效果非常好，妈妈还想着，光靠化疗把肿瘤都消灭掉，不开刀或许更好。医生笑着说肯定不行，一定要手术，这样才有机会根治。 很巧，上野医生所在的癌研有明医院也是盛诺一家的签约医院，所以很快，妈妈就转院到了癌研，准备手术。 07 手术 癌研是亚洲知名的癌症专科医院，以外科手术闻名（尤其是内窥镜微创手术），我之前在网上也查到过相关的很多信息。不过妈妈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我心里肯定会有些忐忑。 2019年3月18日，妈妈在癌研开始住院，计划一周后手术。之所以要等一周，主要是因为在术前检查中，医生发现妈妈存在心脏问题（QT波延长）和下肢静脉血栓问题。 其中心脏问题不大，主要是长期服用乙肝药物导致的。但静脉血栓风险很大，因为在术中可能导致肺栓塞，而这可能危及生命。因此一周的时间，就是给妈妈调理心脏以及处理静脉血栓的。 日本医生最终采用了下静脉滤网的方式，保障手术安全（溶栓治疗尝试过，但效果不佳）。具体来说，就是在妈妈的脖子右侧静脉处开一个几毫米的小口子，沿着静脉，将滤网送到胸腹部之间，这样就能防止术中肺栓塞了。 2019年3月26日，妈妈接受了手术。实施手术的医生有2名，分别是上野医生，和另一位小野医生。上野医生是肠癌专家，负责肠道肿瘤切除；小野医生是肝脏肿瘤专家，负责切除肝脏的转移瘤。 两位专家合作的手术一共用时6个多小时，非常成功，基本没怎么出血，术后第二天，妈妈就能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地走动了。 日本医院很重视术后病人的运动，不让在床上一直躺着，而会让病人尽量走动，据说这样有助于恢复。 术后三天，妈妈摘了尿管，大概五六天的时候，摘了引流管。我记得妈妈在国内和同病房病友聊天的时候，一位老先生手术后，因为总是化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引流管带了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妈妈的这次手术做的特别成功。 术后的2天内，护士会拿着热毛巾给妈妈擦身体，而且为了方便妈妈，她们还会跪在地上服务。这个让妈妈很感动，我们也从来没见过。 术后第四天，妈妈的手术伤口基本都长好了，护士就扶着妈妈去浴室，帮她冲澡（淋浴，打针的地方会贴好防水）。 另外术后妈妈也不怎么疼。虽然有止疼泵，不过妈妈基本也没怎么用，每天还会有护士询问妈妈的疼痛等级（1-10级），我看妈妈选的级别也都不高。 2019年4月11日，我们出院了，住在东京租的公寓里。因为复发风险高，所以我们又在癌研进行了3次化疗，方案还是奥沙利铂加卡培他滨，这次没有用贝伐单抗。 做完3次化疗，因为希望治的更彻底，我们还提出要不要再多做几次。小野医生说，加上国内那次，一共已经做了8次了，再做就超过极限了，对末梢神经恢复会产生影响。于是我们就作罢了。 08 第二次手术 化疗之后，我们很快就回国了，此后定期到日本做随访。 关于治疗效果，上野医生信心很大，他说已经完全切干净肠道肿瘤，以后基本没问题了（近三年确实没复发）。小野医生则表示，这次手术发现并切除了13处肝转移灶，但肝脏还很可能存在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肿瘤，因此复发概率大约在50%。 不过，因为肝脏可以再生，只要保持定期随访，及时发现复发病灶，妈妈是可以做多次手术的，复发风险也会随着治疗次数越来越低。据小野医生介绍，一般妈妈这类情况需要通过3-4次手术才能清理干净，某些病人甚至需要5次。 回国后，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大概两个月后就又开始每天游泳、散步了。每天早上9点左右，妈妈下泳池，游一个小时回家（动作会比生病前稍微慢一点），每天一千米如旧。 她的饮食也很正常，作息也很规律，6点起床9点睡觉，从不失眠，状态好到很难看出是得过癌症做过手术、化疗的人。 化疗的后遗症多少还是有点，主要是手指和脚尖麻，不过后来慢慢都恢复了。 美中不足的是，如小野医生判断的一样，妈妈的肝部在大概6个月后出现了复发。 2019年10月23日，在癌研复查时，小野医生告诉我们，妈妈肝脏有两处复发肿瘤，需要再次手术。另外根据复发间隔，医生判断再次化疗、靶向治疗可能没什么效果，所以本次手术后不需要再化疗了。 我们也见了上野医生，他对本次手术也很有信心，表示这次手术会比上次容易得多，因此不必太过担心。 2019年10月30日，我们确定了手术的日期为11月15日。经过风险评估，本次妈妈术前也不需要做针对下肢静脉血栓的滤网了。11月13日，妈妈入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确定了妈妈心脏、肝、肾功能都没问题，手术确定于两天后进行。 这次手术由小野医生一人主刀，切除了妈妈肝脏上两枚转移病灶，1个约为3厘米，1个约为2厘米。 按说上次切除的病灶要多很多，而且是结肠、肝脏两处，一共花了6小时。所以按道理这一次手术会快很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第二次手术，小野医生一人就做了6个小时！ 原来，这次的肝转移灶有一个位置不好，离血管特别近，需要医生一点一点仔细剥离肿瘤。一般这种手术一次都未必能做完，但小野医生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手术。他出来汇报手术结果时，看起来真的特别累。 虽然手术难做，但妈妈的术后状态明显比上一次好很多，毕竟切掉的肿瘤少了许多，对身体损伤也会更小。大概住院20多天，妈妈就出院了，没有发烧，也不需要吃药，精神状态很棒。 小野医生告诉我们，这次肝脏的两处转移灶，在第一次手术时其实就已经存在，但当时就像看不到的小婴儿。现在它们长大了，才能被检查出来。说不定肝脏里现在还有类似的小婴儿，当它们再长大时，还是会复发，因此，我们仍然要定期随访，发现问题，及时手术。 09 第三次手术 2020年12月11日，妈妈在国内复查时，发现肝脏再次出现转移灶，依然还是2个。这一次，看起来2个肿瘤个头都不大。 因为处于疫情期间，这次在办理手续上会麻烦一些，还在医疗签证可以申请特批。但是到日本之后需要隔离14天，前往医院看病的时间就得延后了。但不管怎样，我和妈妈还是成功去了日本。 2021年2月24日，我们再次见到了小野医生。他表示，比起上次，本次病灶位置要好很多，处于肝脏表面，手术难度是历次中最小的。 本次手术的难点主要在于，他需要将上次手术切口切开，进入到两处病灶处进行切除，而之前手术留下的黏连需要剥离。 2021年2月26日，正式手术。从中午12点多开始，到下午14点25结束，总用时4小时左右。切除的病灶确实比之前的小，都刚好1厘米左右。术中出血量不足100ml，也没用上输血。 术后大约一小时左右，妈妈就回到了病房。护士照例询问疼痛等级，妈妈说约为5级，术后伤口处有一些渗血，经过处理也很快好了。 术后第二天，妈妈下床活动，出现了一些恶心、虚弱的感觉。小野医生来看望妈妈，并告诉她这很正常，随后两三天会慢慢好转。 术后第三天，治疗团队中的风见医生来检查刀口，告知伤口很干净，恢复的也很好。检查显示炎症数值（C反应蛋白）逐渐降低，无需担心。这天妈妈精神和体力都明显好了很多，走了4000多步。 术后第四天，小野医生再次看望妈妈，并告知检测结果显示，指标越来越好，顺利的话，本周即可出院。 2021年3月2日，治疗团队中的根本医生查房时，检查了妈妈的刀口，没有渗血，长得很好，并告知可以拆除纱布。次日，妈妈的疼痛降到了0级，检查的数值也都很好。于是在3月6日妈妈就出院了。 3月17日复诊时，小野医生很开心，因为经过病理检查，本次切除的肝脏肿瘤恶性程度比此前要低一些，这意味着未来复发风险也会降低。在接下来两年内，她每3个月进行一次增强CT随访即可。 那么如果再复发，能否再做手术？ 小野医生说，一般3-4次手术后，很难再使用腹腔镜等微创方法手术了，但即便不能微创，仍可开腹手术治疗。另外，虽然射频消融治疗对身体损伤也相对较小，但可能会导致转移病灶的扩大，不适用于转移灶的治疗。能手术还是要手术的。 10 感谢信 从2018年妈妈确诊晚期肠癌，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妈妈不但打破了医生当初“18个月”的生死判决，还可以每天游泳一千米、散步四五千米，生活质量很好，我们全家对此都很满意，觉得无比幸福，无比骄傲。 想一想，我姥姥也是因癌去世的，不过她患癌后仍然活到了90岁。所以照这么看，妈妈也肯定没问题！ 要说我们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感激的。因为在刚确诊晚期癌症那会，妈妈已经早早地将后事安排妥当了，显然她这事办的有点太早了。 为了表达我们全家的感激之情，哥哥特意给日本医院写了封感谢信（第一次手术后），希望能让这些曾经尽心尽力帮助妈妈的医护人员，感受到我们的感恩之心。信中写道：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贵院给予我母亲的巨大帮助，你们让她重新获得了新的希望，去战胜癌症，有勇气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 “在2018年10月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妈妈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我们全家也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就像真正的天使，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救命之恩，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一起祈祷、祝福，愿那些尽心尽力帮助过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得到世间所有的美好。 而我们一家，会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好好地陪伴妈妈抗癌，好好地生活。 11 感悟 这三年陪同妈妈治疗的经历，让我从一个对癌症一无所知的“小白”，变成了已经懂了一些基本癌症和治疗相关原理的“老兵”了。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我自己一点点浅薄的感悟，能让其他那些刚刚遭遇癌症的家庭，得到一些经验，少走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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