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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接待老家哥哥的电话，说姑父去世了，我立即给表哥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表哥简略介绍了姑父在世的最后时光。姑父在乡间路上摔了一跤，然后昏迷，送到医院住下后，不久就过世了。 我对表哥说想回老家送姑父最后一程，表哥在电话那头说，广东现在有疫情，还是不要回来了。 挂了电话以后，我很长时间沉浸在悲伤中，长辈亲人中又故去了一人，而且是非常疼爱我们兄弟的姑父。 我的姑父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身上几乎具备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所有优点。 小时候，我特别盼望姑父来我们家做客，也喜欢去他们家做客。我们两家人隔着一座大山，那时候人们都舍不得花钱坐车，两家人往来的话要步行5个小时。虽然走路很累，我依然特别盼望见着姑父。姑父看到我们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会给我们讲一些古老的笑话，而且，每次他来，那个很会读书，知道东西比我们多的表哥也会过来。 我还记得他给我讲的两个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农村卖肉的故事。一个农村屠夫不认得字，有一次，一个打着雨伞的陌生人到他那里买了两斤肉。这个人没带钱，问能不能记账，屠夫说：“我不识字，你自己挂账吧”。于是这个陌生人使坏，在账本上写下了“大人打大伞，买肉两斤”就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个陌生人，看到了屠夫的账本后，也起了坏心思，他买了肉之后，在屠夫的账本写下“我也两斤”，然后也走了。 到了月底，屠夫开始清账，请一个邻居给他念账本。邻居拿起账本，念道：“大人打大伞，买肉两斤，我也两斤。”屠夫一听，抓住邻居说，原来你也欠了两斤肉钱，难怪对不上账。 两人争执不下，闹到县官那里。县官拿起账本，摇头晃脑念道：“大人打大伞，买肉两斤，我也两斤。”屠夫一听，赶紧说，“大人那两斤肉，我就不要了，这位邻居的肉钱无论如何要给我。” 姑父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偏心丈母娘的事情。一个丈母娘很偏心，不喜欢小女婿。有一次，丈母娘在灶膛的火灰里煨了一块糍粑，准备留给大女婿吃，却又被小女婿发现了。 于是，小女婿走到灶膛前，对正在烧火的丈母娘说，“妈妈，我给您讲一下我们村分果园的一件事。”小女婿拿着火钳，跟丈母娘说村里有两家人分果园起纠纷，把界碑移来移去，一边用火钳在埋着糍粑的火灰上开始比划，并不时的往下戳一下，说“某人把界碑又移到了这里。”在不知不觉间，小女婿把丈母娘偷埋在灰下的糍粑戳了个稀巴烂。 我还记得，姑父给我们讲笑着两个故事的时候，正是有一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在一起烤火。当时，听着这两个故事，我们不禁哈哈大笑。现在，回想起姑父讲故事时一本正经却又笑眯眯的神情，我不知不觉中鼻子很酸，眼泪仿佛要夺眶而出。 姑父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出去做过工，只是老老实实的种地谋生。但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姑父一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在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姑父家做客，他家门前一颗桑树，我特别馋那桑树上桑葚。每次，我去姑父家，姑父和姑母总是会在仙槎桥集市上买肉，让我们吃点好的。 那年高考放榜，我考上大学后，跑去报喜的第一家就是姑父家。只是，跑到他家门口时，被他隔壁家的一条大狗咬了一口，姑父赶紧带我去医院打狂犬疫苗。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细节我仍然历历在目。 姑父和姑母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在我祖母的最后时光，就是姑母住在我们家全天照料着我奶奶，一住就是几十天。 而且，姑父很注重一双儿女的教育，我的表哥先是做教师，后来改行做记者，现在是老家邵阳报社的高层领导；而表姐则比我早一年考上大学，也在城里工作。 应该说，姑父一家本来应该就此彻底告别农村了，但是他和我姑妈却不愿意去城里住，他们觉得还是乡下住的舒服。即便是乡下，姑父还是不愿彻底闲下来，总是想找点农活做一做，这是农民的天性使然吧。 大前年冬天，我回了湖南邵阳老家。正月初四，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给姑父一家拜年。到了姑父家，姑母出来迎接，我问姑母，姑父哪去了？姑母说，出去放牛了，我马上叫他回来。 姑母站在门前大喊了几声，过一会儿，姑父牵着两头黄牛，慢悠悠地出现在我们视线里。在夕阳映照下，一个人，两头牛在地上拉出了长长的剪影，仿佛是一副田园牧归图，恬静而淡然。 走近后，姑父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姑父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酒味，喝点小酒，一直是姑父的爱好。我想，姑父不愿意去城里住，可能他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态更为惬意。 在日渐安静沉寂的乡野，看着牛羊静静吃草，晒着冬日暖阳，不时喝一口小酒，这可能是一个勤劳了一辈子的老农最好的归宿。 然而，这却是我和姑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些年，我在外面工作，与家乡越来越渐行渐远。每每家里来电话，我先都是悚然一惊，人到中年了吧，收倒亲人离世的消息渐渐多了，以至于每次接电话前，我都要稳定一下情绪。 这一次，收到姑父离世的消息，倍感悲伤。我昨晚一夜难入睡，今早即起写下此文。 愿姑父安息，愿天堂另有一片宁静的田园。 谢谢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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