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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竟有诸多巧合，上文发表后才想起来，刘芬英和黄安康两人，不但是从同一个车间最先走出来的知青，巧的是他们插队前居然住在同一条路上--宛平南路。本文要讲的两个“员”的故事，这两位知青来自同一个班组，巧的是两人的家都在湖南路，不过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则在南京，路名相同而已。两人不同的是：一位是出身豪门的“富三代”，另一位则是来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她插队在柳巷公社，1971年1月招工到县耐火器材厂，分配在烧成车间干燥组（后改为干燥车间）当工人。她身高一米七几，微胖，从背影看像个男子汉，是那种“身大力不亏”类型的，她叫徐安媞。工友们都知道她家出身是“大资本家”，可是干起活来，她却没有一点娇小姐的样子。她平时言语不多，一直埋头苦干，从不藏奸躲滑。尽管在那个时时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人自危，但由于她的表现好，并没有人歧视她。她已在农村锻炼了两年，什么脏、累的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能受。她的人缘极好，本班组女工又多，大家在一块儿干活，休息时一起聊天，相处融洽如同姐妹。1975年，原出纳员调离本厂，要选任一名新的出纳员，大家都认为徐安媞同志最合适。不仅是因为她工作表现好，还因为她家有钱，她不会挪用公款，不会出差错一一错了也能赔得起。基于此，厂领导任命徐安媞同志为出纳员。出纳员每天要跑银行，来回七、八里路，都是步行，风雨无阻。此后的若干年，在出纳员这个岗位上，徐安媞同志一直很认真负责，尽责尽力，从未出过差错。每天接触本厂职工、外地客户，她态度和蔼可亲，手中有现金就按章支付，暂缺现金就耐心解释，她的工作态度，使客户、职工都很满意。每逢评先进，她也基本上都是榜上有名的。我和安媞女士是行政部门的同事，相处甚好，1979年的某日，我和本厂工程师徐知行同志出差去南京，恰巧徐安媞休假回家，和我们同行，她邀请我们去她家玩玩，我们欣然接受，去了她家。这是位于南京市湖南路的一处幽静的庭院别墅。一栋三层小洋楼矗立院中，进入客厅，只见那沙发、家具是相当的豪华，地面上有地毯，天花板上有吊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令人眼界大开。透过后阳台的落地窗，可以看见邻院内的奇花异草，盆景假山一一原来那是省委书记许家屯的住处。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镇，有一个中国水泥厂。1969年建成通车的，我国自力更生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所用的高标号水泥就来自于中国水泥厂。这个厂的创始人就是徐安媞的爷爷，一位民族资本家，因此我们称安媞为“富三代”。安媞的父亲是该厂的工程师，负责技术。父子俩分别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主委，还分别是江苏省政协常委和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们没见到安媞的爷爷，倒是见到她父亲了，只见他穿着朴素，话语不多，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同行的徐工与他这位工程师谈得很投机。安媞出身豪门，人所共知，于是就有不少“好心人”想牵线搭桥做“红娘”，但都被安媞婉言谢绝了。后来才知道她的姑母终身未嫁，轮到这一辈，她也是学姑母终生抱定独身主义。80年代初，徐安媞调到南京工作，离开了我们。前不久通过上海知青了解，得知如今安媞女士已步入古稀之年，仍是孑然一身，生活在南京。写此短文，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自插队起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两年后招工进厂，不久当了检验员，后又被抽去搞路线教育宣传队，成为“路宣”队员，数年后回厂，改任业务员，调回上海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这就是李崇烈同志漫长的人生之路，成功之路。纵观崇烈同志走过的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个渐进砥砺的过程。70年代，由于我们单位情况复杂，两任书记犯错误，组织发展工作也相对滞后，只发展了极个别的本地人，上海知青竟无一人入党，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李崇烈同志回上海工作后，由于自身的努力和表现，加之上海益民食品厂党组织重视发展工作，使其能在中年时跨进党组织大门，也还是令人欣慰的，同时也证明了崇烈同志个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李崇烈家住上海湖南路，上海五原中学67届初中毕业，1969年2月下放嘉山县鲁山公社。1971年1月招工到县耐火器材厂，他身材颀长偏瘦，剪个板寸头，看起来很单薄，被分配到干燥组工作，不久后当了半成品检验员。这检验员必须要有文化，能识图纸会计算，因为那万千变化、形状各异的产品，全凭图纸说话。崇烈同志为此自学了初三的数学，以适应工作需要。后来他又担任了成品检验员，隶属于厂部技术部门。这检验工作非常重要，60年代进厂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共有五人，其中就有四人当了检验员，70年代调走一人，崇烈递补上。
在70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我厂曾有两任书记出了问题，被免职、调出，领导班子随之变动。单说1975年，厂党支部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刘长荣同志，正在高王公社搞路线教育宣传队，上级决定刘回厂主持工作。因那“路宣”队工作还没结束，于是就派李崇烈同志去高王公社当了“路宣”队员。第二年结束又转移到苏巷公社，而后又到太平公社，最后回来又抽到县直机关搞专项调查，三年多才回厂，先在生产科，后又调到供销科当了业务员。供销科业务员中有两位上海知青。1984年我任厂长后，与上海两家耐火材料厂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他们接到小批量的小产品不值得开钢模的都转给我厂生产。还有我厂从上海请来几位老师傅进行传帮带和技术把关，这样一来二去上海的事务很多，我们也算是人性化管理，上海的事务尽量派上海人去办，一方面照顾他与家人团聚，同时也可为厂里节省一些住宿费用。当然，他们也是很自觉的，任务完成了就立即返厂。李崇烈的爱人亦是下放本县的上海知青，80年代初调回上海。崇烈夫妻分居两地，因而我们安排他跑上海也是人之常情。但总归不能算事儿，几经辗转，1986年上海终于有单位接收他，李崇烈同志调进了上海益民食品集团某厂。由于李崇烈干过几年业务员，到上海益民食品厂以后仍从事供销业务，因工作努力，当上了供销科长。由于工作上有成绩，政治上要求进步，崇烈同志被组织上列为发展培养对象。90年代初上海发来公函，对其政审，其时我已从耐火厂书记位置上调至县二轻局不久，耐火厂新任书记是外单位调来，不了解情况，就将函调信转至二轻局，要我这位“老领导”写证明。我以党性为重，以工作大局为重，实事求是的把李崇烈同志在耐火厂工作期间的表现，如实予以证明。后来李崇烈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可能是耐火厂14名上海知青中入党的第一人。上海益民厂重视党组织建设，活动正常，制度健全，李崇烈入党属于正常，可喜可贺，我的知青朋友终于有了共产党员了。李崇烈出生于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其父亲在解放前创办过私立学校，解放后并入公办学校，其父担任副校长，崇烈的哥哥、姐姐亦秉承父志，均从事教育工作，可是崇烈却轮到插队下放，不能继续学业。好在受父兄影响，家庭的熏陶，李家文化氛围浓厚，崇烈自幼喜爱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以致在搞路线教育、专项调查等工作中能胜任。记得崇烈乒乓球打得很好，我厂原有好几名“高手”，有的是国手刁文元的同学和好友，我厂常开展乒乓球活动，李崇烈积极参与，和这些“高手”一一过招，那场面还是十分精彩的。除此而外，崇烈还喜欢长跑、打篮球、踢足球等运动，因此身体素质很好。在上海知青几位好友中，安康、兆才一直笔耕不辍，而崇烈虽喜欢文学，爱读书，但却少见他的作品。从他对每篇文章的点评来看，他又是非常懂文学的，他学识渊博，目光犀利，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点评充满哲理，富有内涵，绝非等闲之辈，只是兴趣广泛，各有爱好而已。
退休后的生活丰富多彩，崇烈君爱旅游，走遍了祖国各地，遍访名山大川，数年前还去过欧洲。平时与老知青朋友聚会，崇烈君是主要策划者，他们每年都要相约几次，游览上海近郊古镇、公园，每次聚会的地点、路线、如何乘车以及就餐等一应事务，总是有崇烈君精心策划安排，打有准备之仗。崇烈君还兼顾摄影，因此，每一次都是玩的愉快、吃得舒服、小酒喝的痛快。各人发挥特长，兆才君则每次必写一篇游记文章，他们的做法在知青中引起了共鸣，甚至有人要参加他们的“群”，有的学习他们的做法，成群结伴地去游玩。
经过微信上一段时间的交流和互动，我和二轻局同事汪泓邀请他们上海知青重游第二故乡，于2016年秋相聚明光。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上海知青黄安康夫妇以及曹兆才、李崇烈一行重返第二故乡，与二轻系统老友相聚，畅叙友情，他们除了拜访老友，还游览了明光新景区八岭湖、三界外、抹山寺、九道湾公园等处。盛赞第二故乡变化巨大、风景优美，畅饮老明光，尽在不言中。
李崇烈虽然只上到初中就赶上插队，可他不忘家风家教，对其爱子的教育培养，有独到的见解和教育方法。崇烈的爱人竺中民女士，是名校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可能与他俩遗传基因有关，加之孩子自身的努力，如今其爱子已是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在孩子上小学中学阶段，成绩中上等，他们听其自然，不搞“揠苗助长”，基本上靠孩子的自觉性。当孩子感觉学习有困难时，及时给予帮助，关键是让孩子认识到是为他自己而学习，学习的方向亦由他自己规划。进入高中阶段，能自觉提升自己，高考进了上海一所“211”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进一大型国企，曾被派出国工作。后被作为集团公司的青年储备干部。为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适应管理工作的需要，他又报考了上海交大的“MBA”硕士研究生，如期毕业后，现就职于一家上市公司，负责市场和战略管理方面的工作。知青的后代真的就是这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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