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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然而，两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却各具特色，独树一帜。 《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主要是作为一对奸夫淫妇的形象，来衬托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是为歌颂武松等英雄形象服务的。 到了《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则成了全书描写的主要角色，他们不只是一般的奸夫淫妇，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城市市民那种情欲无限膨胀、跟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自甘腐朽的新的典型特色；武松的形象也现实化了，以致有人责备它“简直是败笔”。 有人颇为感慨地责问：“昔日景阳冈打虎的豪气今何在？”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到《金瓶梅》中已经改变了模样，这是个毋须争辩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应怎样看待这个事实。 尽管《水浒传》是部很伟大的作品，但却不可以任何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作为一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不可改变的模式。因为文学创作的任务，就是要作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作出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不要有什么作风，这才是从古以来唯一的伟大的作风，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荷马、索福克勒斯、拉斐尔和莎士比亚才能说是有独创性的。” 《金瓶梅》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奇书”，它既不是奇在故事情节的紧张曲折、离奇荒诞上，也不是奇在人物形象为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上，而是奇在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奇在他写出了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水浒传》的主旨是在塑造和歌颂水浒英雄形象，而《金瓶梅》的主旨则在揭露和鞭挞黑暗、腐朽、丑恶的社会现实，两者不能用同一个模式来要求，就如同我们不能要求红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金瓶梅》对武松形象的改塑，是否就是“败笔”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金瓶梅》对《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究竟做了哪些改塑？ 应该肯定，《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跟《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有其血脉贯通的一面。如通过景阳冈打虎，写出武松的英雄胆力；怒斥潘金莲的调情，写出武松的人伦品德；告别武大时的叮咛嘱咐，写出武松的手足情深；杀嫂祭兄，写出武松的报仇雪恨。这些方面基本上都是从《水浒传》中吸取来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原文照抄。 但是，《金瓶梅》作者对《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毕竟作了精心的改塑，其具体表现： 对武松的介绍，一是醉酒惹嫌，一是好汉可爱。《水浒传》中的武松，常常“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每一个道他好。众人尽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金瓶梅》则删去了上述描写，而迳直写“招揽天下英雄豪杰，仗义疏财”的柴进，“因见武松是一条好汉，收揽在庄上。”这种对武松形象的改塑，难道不是使他增辉而是有什么逊色么？ 对武松打虎的心理描写，一是写他误入虎山，怕“须吃他耻笑”，“难以转去”，一是写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水浒传》作者写武松事先不知道景阳冈有虎，只因醉酒不听劝阻，先是怀疑酒家“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认为“这是酒家诡诈。”待看到山神庙门上贴的官府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此时又“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 《水浒传》作者是写武松在这种怕人“耻笑”的思想支配下，才被迫冒险上山打虎的；在“有诗为证”中，又说他是“醉来打杀山中虎”，强调醉酒的作用。 《金瓶梅》作者则写武松一到山东界上就听说景阳冈有虎伤人：
在山神庙亲眼看到印信榜文后，《金瓶梅》中的武松也不是象《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寻思怕人“耻笑”，“难以转去”，而是毫不犹豫地：“喝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冈去，看有甚大虫’?”对于武松形象的这种改塑，难道不是豪气倍增而是使之减色么？ 对武松打虎的经过，一是仅由作者和武松自身加以描述，一是由两位猎人亲自目睹，从旁作证。《永浒传》中的两个猎人是在武松打虎之后，才从武松口中听说他打虎的，当时他们听了还不大相信，说：“怕没这话”。连清代的批评家张竹坡也指出：“况打虎时，是何等时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记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后亦不能向人如何细说也。" 这就是说，《水浒传》那种写法，仔细推敲起来，其真实性是颇可怀疑的。《金瓶梅》作者则改写为两个猎人埋伏“在此观看多时”，亲眼目睹了武松打虎的经过，当他刚把老虎打死，两个猎人就出来对武松“倒头便拜”。 由于作者的视角由单一变为多样，即不只是从作者和武松的视角，同时又从第三者 ，旁观的猎人的视角，写出现场两个猎人的“目证”，这就使武松打虎的真实性更加无可置疑。 对武松打虚的评价，一个是惊讶、怀疑，一个是钦佩、赞叹。 《水浒传》作者曲于写两个猎人未亲眼目睹武松打虎，因此写他们：
由于《金瓶梅》作者写两个猎人目睹了武松打虎的经过，因此接着便写他们：
两相对比，前者着力怀疑武松只身上山，为人鬼难辨，后者则是满腔热情地颂扬武松“端的壮士”，只身打虎，为人神难分。后者比前者岂不更加情真意切，令人感奋么？ 武松对待潘金莲的态度，一是起初有点暧昧，一是始终高风亮节。 《水浒传》写武松一见到潘金莲，就“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显得热情有余，庄重不足，难免有点轻薄之嫌。 《金瓶梅》改成：“武松施礼，倒身下拜。”既待之以礼，又颇为适度、得体。《水浒传》写“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
从武松的眼中，如此细细地描绘出潘金莲那种“勾引得蜂狂蝶乱”的一副色相，这岂不意味着武松已经被她的这种色相吸引住么？颇有艺术眼光的金圣叹，在他评点的《水浒传》中，便把武松眼中对潘金莲的这段色相描写删去了。 《金瓶梅》则把这段色相描写移到了第九回，西门庆娶潘金莲到家时，由吴月娘的眼中看出。写武松眼中的潘金莲，仅写“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连看一眼都感到不堪入目，羞人答答，显示出武松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冰清玉洁，容不得半点“妖娆”之气。 写到“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时，《水浒传》写“武松是个硬心直汉，却不见怪”。《金瓶梅》便把这“却不见怪”四个字删了。 写到潘金莲在雪天陪武松饮酒，对武松公然调情时，《水浒传》只是写“武松已有五分不快意，也不应他。” 《金瓶梅》则改成：“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改动的字数虽然很少，但是武松的反感态度则较《水浒传》所写明朗得多。 两书写的结果，虽然都是写“潘金莲勾搭武松不动，反被抢白一场”，但是由于《水浒传》写武松开始对潘金莲的态度有点暧昧，在客观上便有助长潘金莲对他大胆调情之嫌，如《水浒传》中“有诗为证”所写的：“武松仪表甚温柔，阿嫂注心不可收。” 《金瓶梅》作者便把这“温柔”二字改为“挡搜”，意谓鲁莽、固执。 《金瓶梅》的改写，使武松一贯态度鲜明，潘金莲仍然执意要勾引他，那她最后遭到武松义正词严地抢白，就纯属咎由自取，一点也怪不得武松的“仪表甚温柔”了。 武松对毒杀武大的西门庆等人的认识，一个是就事论事，一个是就事论人。《水浒传》中对武松为此事向知县告状时说道：
《金瓶梅》作者把这段话改为：
两相对比，《金瓶梅》中的武松告状有三点不同： 一是对事实经过的叙述比较具体、确凿，前者只是一句“下毒药谋杀性命”，后者则从“通奸”、“踢中心窝”到“陷害性命”、“烧毁尸伤”、霸占为妾，概括了全部事实经过，叫人一看就感到武松已经作了深入调查，掌握了西门庆等人的全部犯罪事实，罪证确凿，不容置疑； 二是《水浒传》中武松所告的，只是一个“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的问题，《金瓶梅》中的武松除告西门庆与潘金莲外，还有西门庆的帮凶“王婆主谋”，在西门庆的权势威吓和金钱收买之下，验尸的“何九朦胧入殓。”这就是说，在那个社会有一帮恶势力，而不只是一、二个人的问题； 三是武松对西门庆的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明确。《水浒传》中的武松只是就事论事地说：“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如此说来这只是个“情杀案”。而《金瓶梅》中的武松，则特地在西门庆头上加了“豪恶”二字，并举出他对武大“踢中心窝”,勾结王婆、何九杀人、毁尸，以及霸占嫂在家为妾等一系列“豪恶”的事实。以“豪恶”来给西门庆其人定性，这显然就不是局限于一般的“情杀案”，而是“豪恶”欺压、虐杀小民的社会政治黑暗的问题。 因此，《水浒传》中写西门庆“满县都饶让他些个”，《金瓶梅》中则改“饶让”为“惧怕”。整个县的人竟然都惧怕一个西门庆，可见其豪恶的势焰之烈，社会政治黑暗至极！ 经过上述具体比较，谁还能说《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不是别开生面，而“简直是败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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