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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他妈,到明清的太监: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2021-10-15  最爱历史...
    谁能想到,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也为他母亲的养老犯愁。

    自从秦国太后赵姬与情人嫪毐的事情败露,嬴政就跟他妈闹掰了。

    在车裂叛乱的嫪毐,以及扑杀了他与赵姬的两个儿子后,嬴政命人将太后迁往秦国旧都雍城软禁,表示断绝母子关系,此生不再相见。

    嬴政下令道:“如果有人为太后之事进谏,将处以极刑。”结果,有27个人因进谏被处死。

    此时,齐国人茅焦冒死谏言:“秦王车裂假父(嫪毐),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如今把母亲赶走,不给她养老,有不孝之行;处死谏臣,则是桀纣之治。天下人如果知道您的暴行,要为秦国寒了心!”

    茅焦的一番话打动了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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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嬴政亲政后,一度与母亲决裂。图源:影视剧照
    秦王也许想起年幼时与母亲流落赵国的艰难岁月,或是迫于“不孝”恶名的压力,最终将母亲迎回咸阳,赵姬得以安度晚年。

    秦汉两朝治国,皆重视孝道。秦法对老年人有特殊优待,不孝者为人不齿,严重的将被处以流刑(“父之不孝子……皆乡里之所以釜鬲者而逐之”)

    汉承秦制,“以孝治天下”,重视参与基层管理的“三老五更”(有德才名望的老人),针对老人举办养老礼乡饮酒礼等敬老活动,但还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养老制度,对民间贫困老人的生活保障难以到位。

    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终于有了正式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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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养老,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学生有过讨论。

    言偃曾问孔子,什么是孝?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孝”,不仅要养老,还要敬老。

    孔子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对“孝”思想不断进行补充发展,将其泛化为一种人生准则,如由孔子与学生曾子对话整理而成的著作《孝经》,还有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儒家经典《礼记》中,出现了关于古代养老院最早的文字记载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在这段文字中,从上古的有虞氏到西周时期,都有相对应的官办养老场所,分别为“庠”、“序”、“学”、“胶”。

    这里的“国老”,相当于离退休的高级干部、社会知名人士;“庶老”就是一般的退休干部和普通百姓家的年长贤德者等。

    有虞氏相传是统治的部落,而夏后氏是大禹所在的部落,距今至少4000多年,但因年代久远,这些传说中的“养老院”尚缺乏史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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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官办“养老院”是公元6世纪,梁武帝萧衍创办的“孤独园”

    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且笃信佛教。

    他在位48年,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僧,要群臣筹集巨资为他赎身,还在南方广建寺庙数百所,布施僧尼十余万,给自己加菩萨之号,使王侯子弟皆受佛诫。

    这位著名的佛教徒皇帝于公元521下诏,建立公办的“社会福利院”。

    诏书中说:“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

    为此,梁武帝在南梁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置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赡养无人依靠的孤寡老人,若老人在园中去世,还会负责他们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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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萧衍(464-549)。图源:网络


    梁武帝将这所福利院取名为“孤独园”,这出自一个佛教典故。

    相传,在古波斯国,有一位有名的首富和大善人叫须达,因经常救济一些孤独无依的穷人,被称为“给孤独长者”

    一天,须达看上了王子的私人园林,便请王子将这座园林卖给他,因为他在外地见到了佛陀,想请佛陀来此讲经说法,并用此地造福一方百姓。

    王子对这座园林视若珍宝,舍不得拱手相让,但看在须达的面子上,给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王子说,如果你能用黄金将整个园林铺满,我就把它让给你。

    万万没想到,须达这土豪没有一丝犹豫,立马派人用象群载来无数黄金,开始在园中铺地。

    王子被须达的诚意感动,兑现承诺,将园林让给须达。从此,这座园林成为当地有名的福利机构,被称为“给孤独园”。

    梁武帝受此故事影响,创办了孤独园,但好景不长,在梁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犯下了致命错误,因错信降将侯景,导致南梁王朝陷入一场大动乱。

    侯景率领叛军攻入建康后,入宫见梁武帝,只见年迈的梁武帝气色不改,仿佛神圣不可侵犯。就连反复无常的侯景也不敢抬头看他,不由得汗流满面。

    之后,梁武帝被侯景软禁,绝粮而死。南梁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覆灭,孤独园也如昙花一现。

    在梁武帝创办孤独园之前,萧衍的远房亲戚南齐太子萧长懋[mào],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营养老机构“六疾馆”

    萧长懋是齐武帝萧赜的长子,为人乐善好施,精通经学,提倡孝道。

    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六疾馆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萧长懋与弟弟萧子良亲自出资,在民间开办六疾馆,专门收养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

    有学者认为,萧长懋兄弟的善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慈善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先河

    但是,萧长懋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这位才华横溢的皇太子在36岁时突发恶疾去世,错过了本可到手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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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南齐太子萧长懋创办的六疾馆,还是南梁武帝创立的孤独园,都成为后世传承效仿的榜样,慈善事业薪火相传,传到了隋唐时期。

    唐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养老院制度,并将救济贫困老幼的慈善机构命名为“悲田院”,或称“悲田养病坊”

    “悲田”一词始于隋朝,也取自佛教典故。

    史载,智亲和尚为隋炀帝杨广受菩萨戒,所获得的施舍多达60种,其中有悲、敬二田,用于做慈善。

    当时,佛家有“三福田”之说,即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而用于施贫的就是悲田。

    唐朝早期的悲田养病坊,以寺院为依托,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主要由僧人负责主持,他们相当于现在的养老院院长。

    悲田养病坊不仅为贫苦无依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宿,还设有为照顾年迈老人所设的疗病院、为患病老人治病的施药院。这些功能已经有现代养老院的影子。

    悲田养病坊由于受到朝廷重视,再加上唐代佛教繁荣,得以迅速发展,遍及各地,经费方面也得到政府扶持。

    唐代悲田养病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官办的,由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给寺院;另一类是民办的,主要靠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和信众捐款,还有地方政府不定期给予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粮食等。

    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养老院带着几分“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的性质。

    中晚唐时期,唐武宗灭佛,天下僧尼大多被勒令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但慈善事业没有就此停止。

    唐武宗专门为此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从被没收的寺院田产拨出款项,作为赈济开支的来源,地方各州府也从财政中拨给本地悲田院一部分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名出任“院长”,负责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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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周臣《香山九老图》,描绘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退居香山,与胡杲、刘真、郑据、张浑等九人宴游,因九人皆高龄,时人称为“香山九老”。图源:网络

    悲田养病坊的慈善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一次对家人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能够平等地看待贫苦人群,一方面是出于他洒脱率真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本人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

    史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时,当地不幸发生瘟疫。

    苏东坡当机立断,拨出公款换成大米救济百姓,并自掏腰包购买药材,请来懂医术的僧人医治患者,创立了我国第一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办医院“安乐坊”。

    过往的老弱病残都可以领取苏轼熬制的汤药,“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染病的人得到治疗,也切断了瘟疫的传播途径。

    在杭州期间,苏轼还办了一家“养老院”。多年以后,苏轼已离开杭州,有一位朋友曾受他帮助,致以银一百五十两、金五两作为酬谢。

    苏轼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好意,就把这笔钱转送到杭州,用于养老公益,“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苏轼所处的宋代,正是一个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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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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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年,宋太宗在位时,有一年天降大雪,这个冬天似乎比以往更冷一些。

    宋太宗自己“全副武装”,身着厚重的衣服躲在宫中,看着近臣一个个缩着手瑟瑟发抖,可能转念一想,民间的百姓岂非更加难熬?

    于是,宋太宗下了一道温暖的诏书,“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也就是给京城中高寿的老人发奖金,超过百岁的每人赏赐金腰带,如此也可展现帝都的大气与皇帝的仁君形象。

    诏书发出后,只见风雪交加,天气愈发寒冷,宋太宗看着大殿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当即决定再发一波福利,派人赏京中鳏寡孤独及贫困户一千钱、米炭若干

    宋太宗雪中送炭后,当地孤寡老人得到炭火取暖,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宋朝皇帝纷纷效仿宋太宗的做法,每逢冬季就将官府的柴炭大甩卖,以便贫苦百姓可以买到低价的柴炭,“遇炭贵减价货之,即京师炭价常贱矣”

    在社会养老方面,宋朝的措施也很给力,两宋300余年间,养老事业达到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高峰。

    宋朝慈善机构的一大特点,是随着各类机构规模数量增加,分工更加明确,这其中有专门接济贫病孤老的“福田院”、“居养院”;以收治病患人群为主的“养济院”;以慈幼托孤为主的“举子仓”、“慈幼局”;埋葬无主尸骨,为家贫无葬地者办丧事的“漏泽园”。

    福田院是救助孤寡老人的官方慈善机构,主要分布于京城,共有四院,每处可容纳数百人。

    每当严冬来临,是福田院最忙的日子。

    此时,开封府主管福田院的官吏,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找到那些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人,乃至孤儿、饥民等,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居住。

    平时,福田院收养的人数有固定限制,但在寒冬或灾荒时则可以容纳额外的人数。

    每天,福田院的负责管员需将院中人数与开支上报中书省,获得国库拨给的钱米,直到春暖大地,才让额外收容的老人们各自离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冬的一道诏书,还原了福田院工作的情况:
    京城内外,值此寒雪,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拘收分孽于四福田院注泊,于见今额定人数外收养……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与钱养活,无令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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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马远《寒江垂钓图》,一叶扁舟上有一老翁俯身垂钓。图源:网络


    然而,将北宋慈善事业推向顶峰的是一对充满争议的君臣——宋徽宗蔡京

    北宋的另一类“养老院”居养院,创办于宋徽宗年间,蔡京等人将其推广到京西、湖北等地,之后遍布全国各地。

    起初,居养院与福田院相似,所针对的老年人主要是“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即孤寡老人、贫困户。

    与福田院不同的是,居养院的经费开支不只来自朝廷拨款,还包括政府没收的“绝户者”财产。朝廷将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收归国有,用于养老事业,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后来,宋徽宗再将居养院的对象扩大至残疾、患病的老人,只要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有机会入住。

    院中的每个老人,每天可发米一升、钱十文,基本可满足温饱,冬天还发寒衣絮被,作为取暖之用。

    古人相信,长寿是福。高寿老者在古代堪称罕见,因此被当做“人瑞”,得到特殊照顾。

    大观二年(1108年),荆州枝江县居养院中,官员发现了一名101岁的老人咸通,得知此事的荆州知府赶紧上报朝廷,请求给咸通额外资助,每天添加肉事钱和酱菜钱30文。

    宋徽宗听了龙颜大悦,同意这一请求,并下令全国居养院给予百岁以上老人同样的照顾。

    这么看来,宋徽宗与蔡京做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蔡京执政时的举措既盘活了北宋的经济,也埋下了隐患。

    宋徽宗在位时,朝廷处处花大钱,仅“花石纲”一项,就让东南一带百姓怨声载道,最终失去民心,引发了方腊、宋江起义,而在北宋最后的残梦中,金兵南下成为宋徽宗的梦魇,东京繁华的终点是靖康之耻的屈辱,那些慈善事业也被人渐渐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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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书法作品。图源:网络

    南宋时,出现了救助与医疗相结合的慈善机构——养济院

    养济院主要分布于临安、建康、绍兴等地。由于南宋初年百姓大规模南迁,南方的主要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流落街头、无人照看的乞丐。

    养济院便负责将他们收入其中,并对病患进行医治,为他们煎煮汤药,由僧人、医官与童行(旧指出家入寺观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负责操持管理,具体救助标准依旧为“每人每日支米一升,钱十文”

    宋朝的养老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却暴露了许多深刻问题。

    这些由国家主管的“养老院”中,有部分失职的官吏,他们或对养老事务漠不关心,或对当拨的钱米不按期拨付,致使贫困老人得不到救济,死于冻饿之中。

    南宋高宗年间,户部侍郎王俣在统计养老救济的数据时,发现有“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尅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

    这是说,由于部分官吏玩忽职守,许多应该收容的老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却占用了他们的名额,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发给老人的钱粮,还有的为了吃空饷而虚报人数。这么多弊端不可不察。

    这是两宋慈善盛世下,难以祛除的通病。

    与此同时,民间慈善公益蔚然成风,一些奉行“养老慈幼”的慈善机构应运而生,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开创的范氏义庄

    范仲淹为官,以身作则,一生清廉,到最后也没子孙留下财产,他将朝廷发的高薪厚禄,用于慈善事业。

    宋仁宗皇祐年间,年过花甲的范仲淹拖着病躯,来到杭州赴任,他想再为族人做点善事,便用自己仅存的家财,在家乡苏州吴县购买千亩良田,捐作范氏族人的义庄,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从义庄获得任何收入或好处。

    范氏义庄设有义舍,可以收养无家可归的老人。

    范仲淹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子,但后世子孙将他的善心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义庄规模,如明末书画家范氏17世孙范允临,为义庄捐助田地100亩,清雍正年间大同知府范瑶,捐田1000亩。直到清末,范氏义庄还有田产5000亩。

    范仲淹创设的义庄,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不朽的慈善。

    作为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绵延近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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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马远《踏歌图》(局部),反映丰收之年,农家老人在田埂上踏歌而行的欢乐情景。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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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元朝一统天下。

    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要求各地设置“济众院”,继承历代慈善事业,收养鳏寡孤独与残疾不能自养的老人。

    南宋朝廷留下的居养院、养济院等被元朝的济众院传承,这也是一项安抚民心的有利措施。

    明清时期,除了有以民间“义庄”、“善堂”等为代表的宗亲养老服务体系,朝廷也承袭唐宋以来的养老院制度,历朝皇帝大都重视敬老养老,并将其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明朝设立养济院,每逢皇帝继位、大婚、皇子出生等喜事,就会增加收养老人的名额。每月发给米三斗、布一匹,维持老人最低限度的温饱。

    有意思的是,由于明朝京师养济院的待遇比各州县的更加丰厚,因此京畿附近的孤寡老人往往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使京城养济院的老人数量远超过地方。

    有人统计,万历初年,因为明神宗初登大位,北京养济院扩大规模,收容老人1080名,后来皇帝大婚,又增加500名。这其中百岁以上5人、九十五岁以上27名、九十一岁以上52名、八十五岁以上100余人,八十一岁以下的已经不可胜数。

    这不是因为当时北京的老人平均寿命高,而是周边的老人为了养老福利,都往帝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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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有粥厂赈济老弱病残。图源:网络

    清朝有一种收养、救济老人的特色机构被称为“厂局”,直到晚清光绪年间,仅北京一城存在的厂局还有48所。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安门外的普济堂粥厂

    相传,康熙年间,有一年冬天,广安门北极庵的寂容和尚,看到门外因冻饿而死在沟壑中的老弱乞丐,心中不忍,化缘购得26间房屋,作为孤寡老人的栖身之所,这就是“普济堂”。

    一个叫王廷献的义士看在眼里,不仅捐出自己的部分家产,还邀集资助人士,每年捐钱、捐粮,没吃的给吃,没穿的给穿。

    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将此事上奏皇帝,康熙帝深为感动,亲赐御书“膏泽回春”四字,以作匾额,赐给普济堂。

    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见父亲如此重视,不敢怠慢,也每年向普济堂赐银一千两,救济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后来当上皇帝后,这项费用成为惯例。

    嘉庆以后,普济堂由北京顺天府派官吏专门管理,成为官办的慈善机构。

    在古代,有一类人虽身处帝国中央,备受皇恩垂泽,却注定没有子孙为他们养老。

    那就是宦官,即俗称的太监

    按照明清宦官制度,年老体衰的太监必须出宫。可这些太监,即便回家也没有宗亲好友能照顾他们,净了身死后不能入祖坟,连个来祭扫的人都没有。

    因此,明清北京有一类特殊的养老机构,专门给退休的太监养老。


    年老的太监多退居京城内外的寺庙,由朝廷供给柴米衣物,让他们得以颐养天年。这些寺庙周边也是太监的墓地,地位较高的太监,死后可建造碑亭。

    历经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北京城中出现一类独特的太监庙,背后隐藏着明清太监的养老文化。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说:“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位于北京的八宝山,有一座褒忠护国寺,那里曾是太监养老与安葬的地方。

    老有所依,安度晚年,总归是中华数千年来不变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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