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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档案春秋 ，作者陆林森 
近年来，“爱国”的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受到观众们的关注和喜爱。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等多部影片在国庆期间热映，这些蕴含着家国情、英雄志的正能量影片，也成为人们在假期里与亲朋好友一起观影的首选。 早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上海就曾拍摄过一部“国庆档”的献礼影片，阵容堪称强大，主创团队包括导演郑君里，编剧于伶，主演赵丹、张瑞芳、黄宗英等，他们在创作拍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大银幕上成功呈现了新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传记片——《聂耳》。 电影《聂耳》剧照 提起聂耳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那首《义勇军进行曲》至今仍回荡在多少中国人的灵魂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1959年，为了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大庆献礼，中央要求“至少生产7部无论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彩色艺术片”。经评审，从各地大量上报的候审选题中，文化部最终确定18部影片。上海入选两部：一部是《林则徐》，另一部是《聂耳》。摄制任务下达后，上海电影部门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聂耳》摄制组，大部分成员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有导演郑君里、钱千里，编剧于伶，摄影师黄绍芬，制片主任周伯勋，以及著名演员赵丹、张瑞芳、高博、夏天、黄宗英、韩非、江俊、关宏达等，他们都是聂耳的同时代人，不少人还是聂耳生前的好朋友。1959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病房。一抹金色的阳光，从窗外射进病房，照见了一张带有病容的脸——于伶。于伶 这天，病房里的于伶正在捧读一叠油印的《聂耳》剧本稿。就在半年前，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病房。这已经是于伶第五次进医院接受治疗了。此刻，他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打样稿，缓缓站起身，在病房内来回踱步，思绪又回到了1949年7月的一天：上海人民集会纪念聂耳逝世14周年。会场上，万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大规模演唱聂耳作曲的革命歌曲。面对聂耳的大幅画像，于伶心潮滚滚。他想，上海是聂耳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短短5年他写了那么多优秀作品，用昂扬的歌曲鼓舞民众“起来”，勇往直前。我要写一个作品纪念聂耳，反映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文化艺术战线领导的群众运动和斗争。唱片“起来”（聂耳纪念馆藏） 会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夏衍和田汉。写一个剧本，以电影的文艺样式纪念聂耳，这也正是夏衍和田汉的共同心愿。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和聂耳共事过。那时，于伶在北京也和聂耳一起工作过，聂耳每完成初稿，也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试唱给他听。他和聂耳是心心相通的。因此，于伶写聂耳，可以说是“熟人写熟人”“挚友写挚友”。但是，于伶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迟迟没有动笔。 1955年1月，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写作。他想，这下好了，终于有时间一遂心愿了。不料，还没动笔，他的肝炎发作，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再次住进华东医院病房。直到三年后的春天，他打算完成酝酿已久的剧本，并将它列入了三年创作规划。偏偏好事多磨，他又因肝炎发作而再次搁笔。 于伶（左一）在接待外宾的酒会上（上海市档案馆藏）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按照中央“至少生产7部无论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彩色艺术片”要求，上海首先从剧本抓起，专门成立了十多个电影剧本创作小组，病体尚未完全康复的于伶，又一次萌发写作激情，向组织上请战，并希望孟波和郑君里与他一起合作。经研究，组织上批准了于伶的请求。孟波、郑君里迅速到位。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于伶完成了电影剧本《聂耳》初稿。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润色。1959年初，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推出，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的读者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我喜悦地捧读了这个剧本。”“《聂耳》剧本的巨大鼓舞力量，在于着力地写出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艰苦斗争。”《抗战画报》刊发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及配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著名导演郑君里1930年代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演员，聂耳和他是好朋友，也是合作者。郑君里参加拍摄的影片有《野玫瑰》《大路》《新女性》等，这些影片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郑君里说：“我和影片中的部分创作者一样，跟聂耳一起生活过，工作过，熟悉他的为人、性格和乐观的天性、战斗精神，以及他的不朽作品对革命的贡献。”剧本有了，导演也有了，谁来扮演聂耳？这可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有一天，于伶、孟波、郑君里正“关门”讨论《聂耳》的拍摄问题，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人抬头一看：“阿丹，你来了？”于伶等人口称的“阿丹”，是赵丹的昵称。没等于伶等人开口，赵丹就说开了：“我熟悉聂耳、了解聂耳，我和聂耳的性格相似，我们是好朋友。让我来演聂耳，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原来，赵丹是来请缨扮演聂耳的！演员赵丹 赵丹“毛遂自荐”，是有他道理的。1930年代，他和聂耳建立的友谊，是在聂耳音乐创作最活跃的时候，他们虽然只认识了两三年，但一起演歌剧，拍电影，一起挨饿受冻，一起“谈抱负，谈革命的向往，谈艺术，谈人生，谈各自的爱情……无所不谈，而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在艺术上相互启发，相互帮助。赵丹拍《女儿经》，扮演一个患了肺病的失业青年。生活非常凄苦，妻子天天埋怨。一天早晨，他离家出走，自尽了。但在离家之前，他不舍地亲了亲女儿。赵丹觉得，自己缺乏激情，总是进不了角色。导演沈西苓不得不耐心地等着他 “培养”感情，尽快进入角色。聂耳和作曲家任光正好来到拍摄现场，聂耳见状，拿起小提琴拉起了曲子。他拉的曲子，是随着戏的情节而即兴创作的。赵丹随着他的演奏，来了灵感，情绪饱满地很快进入角色，非常理想地完成了这场戏。这件事赵丹一直没有忘记。聂耳和他的小提琴 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离开上海，绕道日本前往苏联学习，虽然没有让朋友们为他送行，可是那天，赵丹和郑君里、袁牧之等上海演艺界的朋友们，还是悄悄地来到汇山码头，远远地站着，目送“聂子”登上“长崎号”。那一刻，他拿起望远镜，正好看见聂耳抬手擦眼睛，他也忍不住伤感了：“聂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落泪啊！”可是，聂耳就像一片彩云，在他依依惜别的眼睛里飘走了。三个月后，当他再次看见“聂子”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深色的骨灰盒了——聂子，不会回来了。就凭这份朋友之情，让他来扮演聂耳，也是合乎常情的啊！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说，对呀，阿丹是一位优秀演员，由他扮演聂耳是合适的。于伶、孟波、郑君里达成了共识。他们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领导立刻表态，赵丹演聂耳，行！电影《聂耳》剧照 可是，赵丹虽然是名演员，很受观众欢迎，但真要让他演聂耳，困难却不少。比如，聂耳是单眼皮、狮形鼻，赵丹的脸部特征和聂耳有很大差异。而最大的困难还不在此，年龄上的巨大落差才是个很大的问题。聂耳来到上海那年才18岁，去世那年也才23岁。赵丹已经45岁了。中年人演青年人，能行吗？化妆师采用塑形化妆，可以使人的脸部特征显得年轻，但真要跨越心理年龄落差，光靠塑形化妆是远远不够的。连赵丹也觉得，扮演聂耳，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创造聂耳形象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演员与角色之间年龄的距离问题……最初我们曾用塑形化妆，按照聂耳本人的面部特征如单眼皮、狮形鼻进行化妆，从外形着手。但是不久就发现方法上有问题。过分在形似上下功夫，非但不可能做到逼肖，更重要的在于从创作方法上来说，一味追求外形的相似，还会在表演上束缚住演员的手脚，带来模拟的危险。因此，我决定从角色的精神状态，从'朝气’这个环节来着手解决问题。”电影《聂耳》剧照 “后来索性丢掉'年轻’这个概念，尽量使自己在生活中朴实一些，单纯一些，用聂耳的思想感情，而不带杂念地去感染生活，培养自信，一步步去找角色的具体规定情绪。着重'神似’，觉得自如多了，这样就解决了我与角色之间年龄上的距离这一关。” 为了演好聂耳这个银幕形象，赵丹“豁”出去了。果然如赵丹所说，年龄上的距离克服后，赵丹更多追求的是“神似”，于是，一个新的、更高大的聂耳形象在他的心中矗立起来，高大、鲜明、饱满。赵丹饰演的“聂耳”在创作中 这天，上海音乐学院来了三位年岁不小的“插班生”。然而，学生们谁也没有感到奇怪，反而和他们做起了同学，并且热心地教起了他们如何拉小提琴。这三个 “插班生”，学得十分用功，甚至还观察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认真地加以模仿。几天后，他们“毕业”了。电影《聂耳》剧照 原来，这三位“插班生”都是电影演员，一位是《常青树》中扮演车间主任的高正，一位是仲星火，还有一位就是扮演聂耳的赵丹。为了更好地掌握影片中角色的职业特点，他们是来“下生活”，向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学习和取经的。赵丹不愧是一位“演谁像谁”的优秀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开拍前，他多次深入公平路、常德路，以及码头、港口等聂耳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眼前不断活跃着1930年代的聂耳形象，将一位年轻音乐家蓬勃朝气、活泼开朗，甚至天生具有的一份憨态，融化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和艺术血液里，简直将他的表演天赋发挥到了极致！电影《聂耳》剧照 仲星火后来回忆赵丹如何扮演聂耳时说：“穿着工人装，手里搭着一件黄色旧外套，喘着气跑到化妆台前坐下……这是歌舞班吴老板要聂耳临时垫演滑稽节目'黑人舞’一场戏的镜头……他十分不得已地往脸上涂着油彩，化妆成了黑人模样。前台传来了'桃花江’等节目的黄色音乐，聂耳紧锁双眉，心里感到十分厌恶。他实在忍不住了，蓦地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对歌舞班班主任赵梅农说：'赵先生，我说这些节目应该换一换，排几个合乎时代的……’然而，这话换来的却是对方一笑了之的回答。”“这时，催场的人在喊他了：'聂守信（聂耳本名），快点！’”郑君里一声喊：“好，开始！”摄影机转动了起来，赵丹完全进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难怪，《聂耳》公映后，观众们惊呼：“聂耳在银幕上再生了！” 电影《聂耳》剧照组图 在我国电影界，上海出品的《林则徐》《聂耳》两部影片，被喻为“红烧头尾”。红烧头尾，是一道以青鱼头尾为主要食材烹饪的菜肴，味道鲜美，独具特色。为什么《林则徐》《聂耳》两部电影也成了“红烧头尾”？原来，在庆祝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林则徐》公映于1959年初，《聂耳》公映于同年年尾，因此就有了“红烧头尾”的美誉。《聂耳》是新中国成立后制作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公映不久，好评如潮，观众反应热烈。1959年11月12日，《文汇报》以“音乐家的革命道路”为题召开座谈会——上海文化界人士畅谈感想 贺绿汀：“影片整个是很好的，很容易使人想起过去的时代，那是一个斗争尖锐的时代，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影片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那个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夏白：“这是部成功的电影，很感动人。”
丁善德：“看了影片《聂耳》，我感到获得极大的教育。”
王云阶：“《聂耳》这部影片是成功的作品，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影片已看了十多次，每次看影片时回忆过去的斗争，重温过去聂耳所创作的时代的呼声，自己还会禁不住掉眼泪。”
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最佳献礼影片之一的《聂耳》，不仅在国内享有良好的口碑，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国际电影界的重要电影节之一，它的宗旨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同不道德的影片作斗争。文化部关于拟从《春满人间》《聂耳》两片中选一片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电报（上海市档案馆藏） 1960年，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聂耳》因再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艺术地概括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以及达到了“以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深刻效果而荣获本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聂耳》电影海报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跟随电影《聂耳》的画面，聆听聂耳最著名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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