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第18期《大众电影》封面，电影《聂耳》(1959)剧照 1959年对于郑君里(1911-1969)而言是比较高产的一年，这一年他和赵丹(1915-1980)全方位合作推出两部受到好评的电影《林则徐》(1959)和《聂耳》(1959)，另外一部则是和赵丹等人一起拍摄的纪录片《旭日东升》(1959)。 自1949年后，郑君里推出的首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本以为是紧跟时势的警世之作，想不到，这部电影和稍后问世的石挥(1915-1957)自导自演的《关连长》(1951)都受到了严厉批判，《我们夫妇之间》定为“歪曲工农干部”，《关连长》则是“歪曲解放军形象”。  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1959)和《聂耳》(1959)日本版海报——当时很多日本演员都是通过这两部电影知道大明星赵丹的演技 受到批评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符合当时改天换地的要求，但这些批判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尚属合理的批评范畴内的探讨。 到了孙瑜(1900-1990)导演、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上映后才使批判上升到全国规模，声势浩大。  电影《武训传》(1951)剧照，赵丹——昆仑经此一役，元气彻底大伤 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的成员，郑君里曾力推《武训传》上马，并参与策划和创作。于是上述几部电影，拷贝封存不得再公映，这对郑君里震动极大。 从此以后，他与其他那批上海的电影大师一起，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采取走进历史的策略。这意味着，中国的批现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左为纪录片《人民的新杭州》(1953)的宣传单，右为纪录片《光荣的创造》(1953)海报 如果说当时上海那几家摄制单位，想以自己的优势拍出和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不同的风格来的话，他们恰恰还没有对新的路线和方针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们眼里艺术始终是第一的，而没有想到艺术是为谁服务，等他们想明白的时候，已经杖责在身。 之后，郑君里“潜心”于纪录片，推出展示解放以来上海工人的工作成绩的《光荣的创造》(1953)以及反应建国后与建国前的杭州之今非昔比状况的《人民的新杭州》(1953)。  电影《宋景诗》(1955)剧照，崔嵬(左)和陶金 在蓝苹的授意下，郑君里和孙瑜“戴罪”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1955)。 上影厂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严重的政治错误”，赵丹被蓝苹点名扮演宋景诗，郑君里坚决不同意，认为赵丹的形象和气质与彪悍的宋景诗相差太远。 其实这是对赵丹的保护，因为让赵丹来演宋景诗批武训，无异于让他打自己的耳光。  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何况郑君里对被自己从南通挖掘出来的赵丹感情很深，尽管为了创作上的矛盾他们会互相拍桌子、吵架，但他绝不忍心让赵丹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他和孙瑜合导《宋景诗》，又何尝不是打自己的耳光。 令郑君里和孙瑜最痛苦的是，据真实史料记载，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  《聂耳》(1959)剧组主创人员在开会讨论 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1912-1979)只好自告奋勇来演宋景诗。由于宋景诗投降清廷是客观事实，这部“赎罪”片短暂上映后也被入库封存。 沉寂三年后，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艰巨而光荣”的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  在电影《聂耳》(1959)的拍摄现场，郑君里(中)给赵丹(左)说戏，右为摄影师黄绍芬 当郑君里提出由聂耳(1912-1935)的好友赵丹扮演聂耳时，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聂耳去世时仅23岁，而影片筹备时赵丹已经43岁了，况且二人的形象都是观众熟悉的，由他来扮演聂耳，观众未必认可。 为了说服大家，经与郑君里商量，赵丹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在上海巨鹿路常熟路口的一幢小楼上摄影组开会时，于伶(1907-1997)和孟波、郑君里正在商讨电影剧本《聂耳》的若干细节。赵丹突然以短发、麂皮夹克、工装裤加跑鞋的形象出现，指挥众人唱《卖报歌》。   左起：仲星火、江俊、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然后赵丹说：“我了解聂耳，我俩性格相似，又是好朋友，我演他最合适了！”他的表现一下子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在赵丹被通知自己正式得到聂耳这个角色之后，他与该剧一些制作人员到提篮桥、北京路、淮海中路等聂耳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要拍摄聂耳在晒台上拉小提琴的情景，赵丹找了《聂耳》的编剧孟波、演员高正(1922-2015)等一起去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了解乐理知识，认真学习拉提琴。  赵丹和江俊(右)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影片开始时的聂耳只有19岁，是个年轻人，在此后短短的五年中，他从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音乐家。 这对于当时已将43岁的赵丹来说是个挑战，但赵丹没有把表演的重点放在“装嫩”上，而是用自己的演技将聂耳的“形”、“神”结合起来，尽可能细致真实地去展示聂耳内心世界的变化。 电影《聂耳》(1959)开拍前合影，前排左起：仲星火、张瑞芳、江俊、赵丹，后排左起：黄绍芬、郑君里、高博 即使现在也有一些人对赵丹在银幕上的表演始终有些“不满”，认为戏剧痕迹过重，且过于“戏霸”，但赵丹在银幕上的气场非常强大，这来源于他极端的自信，这是很多从业人员所不具备的“技能”。 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诟病”这么大年纪还在银幕上“装嫩”，且不符合聂耳的真实年纪，但赵丹凭着一腔信念，在银幕上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去完成了这 一形象，别忘了，在两个剧组来回跑的他，在那段时间，脑子里估计除了聂耳就是林则徐，并在表演上做了充足的区分和设计。 黄宗英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在演员方面，张瑞芳(1918-2012)饰演聂耳的女友郑雷电、王蓓饰演万千红、赵抒音(1923-2002)饰演江嫂、夏天(1920-2005)饰演赵梅农、黄宗英(1925-2020)饰演冯凤、高正饰演李天音、关宏达(1914-1967)饰演小丑、韩非(1919-1985)饰演孙英、陈述(1920-2006)饰演钱也乐、高博(1918-1992)饰演匡文涛、仲星火(1924-2014)饰演张曙、郑敏饰演电影公司经理、阳华饰演张委员、李天济饰演考官。 张瑞芳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在这些演员中，有多数也同时在《林则徐》剧组中出演相关角色。 在剧本创作期间，关于聂耳有没有女朋友、赴日是否与女友有关的问题，编剧于伶、孟波、郑君里等人展开激烈争论。 最后，他们决定在剧本中为聂耳写一个初恋女友，也就是张瑞芳在电影中饰演的“郑雷电”。 电影《聂耳》(1959)剧照，郑聂分别，“万绿丛中一点红” “郑聂分别”的戏是夏衍(1900-1995)亲自写的。郑君里借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古诗词意境，让郑雷电一袭红妆渐渐消失在龙华古塔下的一片浓绿中。 在那个正值“大跃进”年代，很多情况都已经处于“失真”和“浮夸”的状态，为了跟紧形势，上影方面自然也不能落在后面，竟然要求当时每一个在拍摄的剧组每天至少必须拍摄60个镜头。 电影《聂耳》(1959)外景地，导演郑君里(左)和摄影师黄绍芬 这对于正常的剧组而言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指示”一出来，多数摄制组没人敢“据理力争”。 当时两个剧组来回跑的郑君里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要拍好《聂耳》和《林则徐》就必须拒绝这种计件制做法，按照创作规律来拍摄。” 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上海后抽空来到影片《林则徐》的拍摄现场视察。 郑君里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要按创作规律办事，当时副厂长徐桑楚(1916-2011)借此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允许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两部影片可以不按一天60个镜头来拍摄。 就这样，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了这两部处境艰难的影片。 电影《聂耳》(1959)中国内容版海报 郑君里最后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的拍摄工作，在《聂耳》中，他很好地让人物在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艺术道路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清晰的在银幕上展现出主人公成长的轨迹。 同时把不少聂耳的歌曲穿插在电影中，既服务于主题，又为本片增添了艺术气氛，突出了聂耳形象。 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编导选用聂耳的 代表性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塞外歌女》、《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作为全片的音乐基础，使音乐、剧情、人物思想发展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在聂耳逝世24年后的1959年，赵丹主演的《聂耳》公映后，观众惊呼：“聂耳在银幕上再生！” 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赵丹以精湛的演技，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思想、情操、艺术才华予以充分的表现，使这个不朽的形象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赵丹对聂耳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他银幕形象创造中的重要收获。 他主演的聂耳，是他毕生在大银幕上的几块丰碑之一。 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与创作李时珍、林则徐形象不同，在塑造聂耳形象时，赵丹在表演技法上从大真实着眼，从小真实着手，寓主要动作于细节之中，寓典型性格于生活风貌之中，使整个表演既有鲜明、饱满、浓烈的战斗热情，又带有轻松、活泼的日常生活色调。 赵丹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楚，层次分明，自然流畅，色调浓重，感情炽热、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激荡人心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 赵丹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在《聂耳》中和赵丹有过默契合作的张瑞芳后来回忆说：“我和赵丹相识已经40多年，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家，像他那样创造了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等那么多完美的艺术形象，具有那么多方面造诣和修养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少见。” 赵丹与张瑞芳在影片里——在龙华塔目睹同志被捕，由悲而奋，咬牙切齿念出一段准20世纪30年代浪漫台词——如今听来是梦呓一般——他念道：我们还有长长的未来。 赵丹和张瑞芳在电影《聂耳》(1959)中的影像 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中，《林则徐》、《聂耳》果然不同凡响，从全国送来的22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安排在一头一尾放映，中央领导称赞上影厂是“红烧头尾上影厂”。 而早在1953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终于在1958年底被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聂耳》和之后《林则徐》的成功，让郑君里多少减轻了“负罪感”。 1960年7月，陈荒煤(右三)、赵丹(右二)、郑君里(右一)等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同时也让上影厂终于又向北方的几个厂展示了一次“海派”实力，也让他们似乎在对题材的方向上有了一次“调整”——这是时代的影响，也是和时代必须共舞。 之后，文化部将《聂耳》评为国庆10周年最佳影片之一。1960年，该片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优秀奖。 1959年第12期《上影画报》封面，电影《聂耳》(1959)剧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