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为袁世凯不能接受现代宪政的理由，是革命党人势头太烈，将其逼到了墙角，遂有帝制一径。而袁氏后人则一口咬定袁克定欺父误国，开脱之。然任何分析皆假设，此分析未必与实际符，其没有考虑袁的出身背景。其内心并不倾向共和，只是就任大总统后，接受蔡廷干的建议，剪掉了辫子。虽说皇帝的权力未必有总统大，但毕竟是帝王。对臣二代而言，帝王是上了一个质变的台阶，是光前裕后，是完成父辈的隐衷，无上名誉矣。彼可取而代之，许多人具有皇帝梦，鲁迅《华盖集》中有段话：“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再者，推翻帝制不过两三年，习惯性思维根深蒂固，缺少了帝王的社会，似乎百事不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蝇集其左右的筹安会成员，原本废除帝制的推动者，既得利益后，倚贵者贱，倚强者弱，上揣心思，专望人恩，转而鼓吹帝制。骗子之所以得逞，皆因被骗者贪欲，骗局之设，全然利用贪欲。三人成虎，以讹传讹，未几，袁本人竟也深信此即主流民意，汉德已衰，新圣将兴，百姓需要代言人，复辟则是守住轮回，俯顺舆情。倒也缜密，且合法。参政院二度开会，再行推戴，袁则申令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救国以既倒，救民于水火，推脱不掉，只得黄袍加身、篡汉自立了。然推戴书不是还魂草，曾是保皇派的梁启超，敢说真话不折腰：“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说归说，做归做，一旦实施，不必风吹人自散。一个战士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价值，袁氏径自站到了对立面，革命党人又一次团结起来。纵使“皇上一出京门口，百姓的事儿牵着走”，百姓也不吃这一套，永远不要低估民众的智慧，即便是群氓。《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记录了登基典礼：“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字里行间含有藐视，连“客观”的外国记者也看不下去了。朱家宝进士出身，晚清时先后任吉林、安徽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安徽都督，民国后任直隶巡按使、直隶省长兼督军。1917年张勋复辟，朱家宝积极响应，接到被委任民政尚书的伪谕，遂命天津全城挂起龙旗，于大堂摆起香案，行三拜九叩大礼。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准备赴京谢恩，但想到光头不生一发，朝觐时不太雅观，心起焦灼。爱妾劝他买一条假辫子粘在头上，以为权宜。不料寻遍津门理发馆，竟一条也买不到，爱妾又生一计，剪去自己三绺长发，编成一条假辫，装在朝帽之上。正准备启程，闻听段祺瑞誓师讨逆消息，不久他就被讨逆军逼出了督军衙门。朱家宝不仅没当成民政尚书，还失去直隶省长职务，恨得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复辟前，妖风夜吼迅如霆，露宿丛林月不瞑；复辟后，四面寒风吹彻骨，拖泥带水叹伶仃。瞬间的众叛亲离，始料未及，声势赫赫荡然而去，遂蜷缩于内，孤家寡人，一言不发，以祸遗后者速朽。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非也，还是孙中山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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